日前中央领导同志来北京调研时，再次明确了北京“国家文化中心”的定位，并且希望北京在文化建设的十个方面为全国示范。在文化中心建设任务日益紧迫的形势下，我以为有几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首先，北京的文化中心建设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文化建设具有综合性，不限于习称的“文化领域”，在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领导者的头脑里，需要具有宏观的统筹思维。这是因为：第一，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是孤立的，与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以文化消费为例。最近发布的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指出：文化消费指数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民生建设有高度相关性；教育水平、医疗保障体系健全程度等对文化消费心理有巨大影响；城乡文化消费的差距不仅反映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更蕴含社会矛盾，该差距有可能比生活水平的差距更影响社会和谐；该报告最后得出结论，文化消费与其他消费不一样，文化产业大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文化消费就会大增量；凡此种种都说明，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不可脱节。第二，中央给北京的定位是三个中心，除文化中心外，还有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三个中心的建设是一体性的。文化涉及价值观，涉及意识形态，文化建设是政治建设的基础和保障。北京的国际交往除技术与商品流动外，更以科学、艺术、教育、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为特色，所以文化建设也丰富和深化了国际交往的内涵。反过来说，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性质也决定着北京文化中心建设的特点。总之，不能脱离另两个中心来考虑文化中心建设问题。第三，目前涉及文化建设的部门众多：宣传部、文化局、广电局、出版局、文物局、体育局、旅游局、社科联等等，每个部门都按照自己“分管”的工作制定规划，势必造成文化建设工作的“割裂”，因此应加强统筹。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北京市在文化行政管理创新方面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行政体制如何改革以适应顶层设计的需要，是否也应该考虑？
  其次，文化中心建设没有“完成时”。一说起北京的文化中心建设，我们就会听到两种回声，一种是洋洋自得地列举北京曾为几朝古都，现有多少高等院校、专家学者、文化名人，有多少中央级别的文化单位和演出团体，北京作为“中心”无可争议；另一种是立即将中心建设分解为若干工程，限定工期，以为工程一结束，中心即建成。当然，北京文化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强调这一点并不算错误，以工程和项目为抓手促进工作也无可厚非，但是，文化中心的本质不是地位，而是活力，文化中心的形象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这里特别要说明文化名城与文化中心的区别。悠久的建都史，深厚的文化积淀，许多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点，很多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保存之地，这些都只能说明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却不能据此称之为文化中心，因为名城不具备中心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有的学者曾拿佛罗伦萨、雅典与巴黎、伦敦对比，说明前者是文化名城，而后者才是文化中心，这形象地表明了文化中心建设的持久性、创新性、领先性。应该说，文化中心建设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复次，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取决于“先进的价值观”。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都指出，北京文化中心要有重要的世界影响力。如何理解影响力？先举一个事例。中央电视台最近对欧洲、美洲、亚洲30多个中文台的台长和播音员进行调查，问孔子、苏东坡、鲁迅、李小龙，谁是中国名人？结果除韩国选孔子外，其余都选李小龙。这说明什么？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文化“走出去”，太过重视民族特色与特征，而忽略了文明的先进性。这是难以产生影响力的。特别是对西方来说。西方的文明观是纵向的，持线性进步论，很多西方人正是因为认为西方文化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而“唯我独尊”，这和中国的“平面”文明观，认为各文明平等的观念是不同的，所以过分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并以某种别样的趣味性去强化这种特点，并不能增加中国文化的感召力。当今世界，西方依据其经济霸权而在全球散布的以资本主义“利益观”为核心的文化正因为各种危机（环境问题、金融危机等等）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空前质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功正在为人类文明创造新的经验，连曾宣称“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最近都不得不在新作中承认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完全有理由在当今全球价值重建的舞台上去展示“文化自信”，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和对中国当代文化的系统总结，在全球新文明建设中融入更多中国元素。比如中国文化重“人伦”的倾向，过去比照西方重“个性”倾向，总被视为我们文化的“缺陷”。但最近有哲学家指出：“中国的关系理性与西方的以个人为出发点的个人理性不同，它优先考虑的是最优的相互关系，是互相伤害的最小化，是优先确保关系安全和关系利益，以便更好地保证各自利益，并开拓更大的可能利益和幸福。”这在全球化时代，对建设全球伦理是有重要意义的。
　　再次，文化建设中的道德建设内涵不容忽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反复呈现由器物而制度、最后及于文化的循环。放眼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也大致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不容否认的是，精神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造成人们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陷于空白和迷茫，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理想缺失、人心浮躁、道德滑坡、腐败丛生现象都是这种“空白与迷茫”的反映。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我们的精神文化建设任务十分紧迫，这一任务完成不好，我们就无法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当前社会上存在着种种矛盾，为缓解矛盾而大力改善民生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倘若物质生活被片面强调，个人追求和社会心理被攀比、斗富所牵引，那么生活水平提高到什么程度才能满足？“改善民生”何时才算成功？而且即使民生改善，天下就能太平吗？一个多世纪以来，迫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压力，“救亡图存”、“脱贫致富”一直构成我们民族的精神导向，当前，尽管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强大和小康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正是由于考虑到了价值重建的重要性，“塑造民族灵魂”的文化功能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重要文件和讲话当中，国家“十二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也破天荒地把文化发展作为重要目标之一列在五年规划当中。看来，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利于社会转型期的和谐稳定并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体系，同时指导将这一价值体系深入人心的路径，是全党、全国、全社会面临的紧迫任务。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文化的发展通常遵循“引领——追随”的模式：精英引领“时尚”，“时尚”引领大众；核心带动周围，周围带动边缘。北京作为国家文化中心，责无旁贷地应当率先破解当前的价值重建难题，承担“首善之区”的历史使命。 
　　最后，应该高度重视人文学术研究与大学引领作用。无论是“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建立还是民族精神的塑造，都与文化大师的存在不无关系。有人说德国人强烈的文化自信，与其近代以来产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巴赫、哥德、海涅、马克斯·韦伯等文化巨人有很大关系。北京高校密集，人才荟萃，培养文化大师应该成为北京文化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况且无论如何，人文学是文化发展的基础，而当下人文学的确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就以国学和西学而论，一知半解是非常误事和害人的。如许多严肃学者所言，不仅时下盛行的祭孔活动、穿汉服等等，其实与国学毫不相干，就是大多数人误将“民主与科学”视为西学全部的观念，也透露着浅薄。（顺便说一句，我国许多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其实恰恰误读了西学）扎扎实实推进人文学术，培养真正的文化大师，这也是如胡锦涛同志所说的，“大学引领社会文化”的应尽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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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