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晋·袁宏《后汉记·灵帝纪上》）在20世纪的中国教育界，却有一位堪称经师与人师合一的史学家陈垣（1880—1971）。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从前清、民国到新社会，可谓历尽沧桑；从曾经的基督教徒到共产党员（1959年入党），又能与时俱进；20世纪50年代，被毛泽东誉为“国宝”。
不为乾嘉作殿军
陈垣既不同于陈寅恪，系名门之后，有家学渊源；亦不同于胡适等人，有游学欧美的经历；完全是靠持之以恒的苦读，得以自学成才。
自小，他“不喜八股，而好泛览”；两次参加科考，都以落第告终；编辑过《时事画报》、《震旦日报》，撰写了大量反清的政论文章；一度学医，并与人合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民国成立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担任了五个月的教育部次长；然而“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遂失望于政治的污浊而逃离政界，转以治学、从教为其一生的志业。
其父陈维启虽经商却重教育，在陈垣求学的最初阶段就给予了足够的财力支持。因此，自16岁起，陈垣就有可能自行购买《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二十四史等书籍加以研读。
当然，史学典籍与大量资料不可能都自行购买，所以，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去国家图书馆、档案馆查阅。1915年始，他每天早起从北京西南角(宣武门内象来街)的住所绕过紫禁城，赶往国立京师图书馆（位于京城东北角的国子监前街大方家胡同），至下午闭馆才离去。持续达10年之久，成为国内遍阅、研究《四库全书》的第一人。期间，他还于1922年春夏之际，以一日百卷的速度，历时三个月，尽览馆藏的八千余卷敦煌文书。
有了这样自觉、自主的刻苦研读，加之目标明确——“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成功也就水到渠成了。
1917年，陈垣在通阅二百一十卷《元史》，遍查相关的笔记、典章、方志、碑帖、书画谱后，写成了他的史学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指出：元史中提及而汉意失考的“也里可温”，就是蒙元时代对基督教会人士的统称，进而全面论述了蒙元时代中国基督教的传播与流布，了结了数百年来的一桩悬案。
1923年，他又推出了专著《元西域人华化考》，通过元代西域人来华后“舍弓马而事诗书”，学习并接受儒家文化，以至逐步“华化”的过程，来展示文明古国的民族融合与文化魅力。彼时的中国，外有东西方列强的歧视，内有全盘西化思潮的涌动，所以该书的出版，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视为“石破天惊”之作。
史学大师陈寅恪提出过一个衡估新旧学术的尺度：“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
陈垣的史学地位是十分明显的。首先，他是承继者。继承了清代乾嘉朴学讲究目录、版本、校勘、辑佚、避讳、辨伪等考据的治学路数，代表作有《校勘学释例》与《史讳举例》。前者对古籍产生窜乱讹误的现象加以辨析和归纳；后者弄清了历朝历代是在什么情况下如何避讳的，使避讳学成为历史文献学的一门专学。二者为史学工作者从事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其次，他又是出新者。既拓宽文献史料的网罗范围，重视并利用方志、碑版、语录及各种新发现、新开放的材料，如《元典章》（元代一些公文汇编）、元代白话碑（刻在碑上的元朝皇帝圣旨，系用蒙古口语）、敦煌经卷、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又提出新的课题，对以宗教史、蒙元史、中外关系史为主要方向的中古以来民族文化之历史展开研究。因此，亦为史家的邵循正在悼念陈垣时写下了“不为乾嘉作殿军”的联语。
再次，他有明确的历史观，强调经世致用、因时而异。比如，早期注重考证；待到抗战开始，就以史学研究为武器，彰显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此时所著的宗教三书（《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与《通鉴胡注表微》，虽“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
总之，他专治中国宗教史，兼治元史、校勘学、年历学、避讳学，搜集材料既勤，考订又谨严，论断更是精确。所以陈寅恪曾推崇道，中国有完善的宗教史，“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胡适更是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而“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芬芳桃李人间盛
从18岁起，陈垣就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陆续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其间，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先后担任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1926—1952)、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2—1971），先后达46年之久。由于任职北师大的时候，已年过七旬，精力有限，所以作为校长的陈垣，他的治校理念与杰出贡献集中体现于辅仁大学时期。
20世纪的前半叶，我国曾有教会大学20余所，如燕京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等，而辅仁大学是其中的佼佼者。
毫无疑问，教会出资办大学，意在吸引青年，进而“把他们置于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影响之下”。但在中国办大学，就不能不遵循中国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以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展中国固有文化为宗旨”。何况，出任校长的陈垣又是位民族意识极强的史学宗师。所以，他主持下的辅仁，就具有了“中国化”特色,深深打上了陈垣的印记：
提倡信仰自由，宗教不作为必修课程。教徒与非教徒师生在相互交往和共同生活中，秉承的是校名所倡导的精神——“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广揽名师大家，尤其是国学方面的一流学者，如朱希祖、马衡、余嘉锡、邓之诚、沈兼士、刘半农、范文澜、罗常培等。这般高水准的师资队伍，在当时的教会大学中是首屈一指的。而且他们都极认真，常把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编为讲义、融入教学，所以讲授的内容往往具有独到的价值。
加强中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针对外籍教师约占教师总数百分之三十的情况，创办国际汉学期刊《华裔学志》（这里的“裔”字是指远方的人民。该刊以英、法、德文面向国外出版发行，专门登载研究中国古籍的论文），以推动中外学者的合作与国际汉学研究的发展；组织编译各种工具书，为中外学者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方便。由此，辅仁的国学，特别是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名列前茅，在国际汉学界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比如1935年的《辅仁大学文学院社会经济学系课程说明》就明确指出：“为应我国现势之需要，造就有充分社会学与经济学知识之人才，课程之设备，于明理致用二端双方并重。讲授方面，不但注意于基本知识之灌输，现代科学方法之训练，尤其着重于启发学生自动研究之能力，使学生修业期满之后，无论应世或作更高深之研究，皆有相当之准备。”其他各系亦然。
重视一专多能、全面发展的通才教育。学校规定各院系一、二年级的国文、英文、体育均为公共必修课，不及格就不准升级。而且，陈垣还亲自为大一同学讲授国文课，并郑重告诫西语专业的学生：“四年读下来，勤奋者，略得真谛，怠惰者，则极易变得横竖不通（意指横写的外语和竖写的汉语）。”因此，辅仁的各科毕业生，不仅本专业知识学得扎实，而且英语极好，国文亦佳。
如果说，抗战之前的辅仁大学已在陈垣校长的主持下办成了名校，办出了特色；那么抗战开始后的辅仁则借助德国圣言会的背景，在沦陷区的北平竖起了一面不倒的旗帜，为中国现代教育史谱写了一曲民族的正气歌。
1938年5月，日伪政府强迫北京全市悬挂日伪国旗，并强令群众上街游行，庆祝他们的侵华胜利。辅仁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坚决拒绝。“日伪震怒，强令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停课三天，并多次派人找校长陈垣。陈垣回答，我们国土丧失，只有悲痛，要庆祝，办不到。”（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当时，被日伪接管的北平其他高校都被迫实行奴化教育，惟有辅仁大学坚持了“三不”原则：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文课本，不以日语为必修课。他坚信：“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并以此鼓励青年教师：“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坚守辅仁，坚守教书阵地，为国家保留“读书种子”，“这也是抗战！”
建校之初，辅仁仅有国文、史学、英文、哲学（当年未招生）四个系，在校生140余人；待到1949年前后，已发展到四个学院（文学、理学、教育、农学)、十五个学系、三个专修科（美术、贸易、保险）、六个研究所（文史学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经济学研究所、物理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生物学研究所），在校生三千余人。
1962年春，北师大60周年校庆时，陈垣曾写过一首《今日》诗，其中的两句——“芬芳桃李人间盛，慰我平生种树心”——真切地抒写了他献身教育的人生感怀。的确，他是可以感到欣慰的。因为辅仁的学生（历年累计就学者达一万两千余人，毕业生近五千）的确是桃李芬芳，遍布政经文理各个领域。特别是史学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全国各著名大学的历史系教研室主任，几乎都曾就学于他，比如燕京大学的齐思和、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北京师范大学的白寿彝、南开大学的郑天挺、南京大学的韩儒林等。
言传身教为人师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陈垣的私淑弟子启功为北京师范大学拟订并亲笔题写的校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八个字，也正是陈垣校长的人格写照。
论做事，他以认真、负责、谨严著称。
身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实际主持人，他在清朝的遗老遗少与北洋军阀的各派各系争相接收的角力中，勇于负责，巧于应对，提出：“接收一定要做到三点，故宫所有藏物：一、不能还给溥仪；二、不得变卖；三、不能毁灭。”为此，无惧宪兵的逮捕、软禁，也要保护好民族的文化遗产不受损失。
身为辅仁大学校长，各种事务繁忙，但他仍坚持为本科学生授课，而且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比如，他开设“史源学实习”课程，凡是布置学生作练习、写考释，自己也会先写一篇，于事后印发或张贴出来，以作示范。他还乐于将自己的治学经验与学生分享，告诉他们写笔记是治学的一种好方式，读书有得，就记下来，集腋成裘，就是一篇文章。
身为史学大师，声名早已远播，但他治学始终刻苦、严谨，力求专精。为写《元西域人华化考》，广泛研读，最终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相关资料；为编《中西回史日历》，设计简明方便的表格，曾有四年时间每天都凌晨起床。凡有论文写成，总要多置时日，从不急于发表。为的是，听取直谅多闻的同道（如胡适、陈寅恪）的意见，加以修正；或是能发现新的材料，有所补充。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学生：“治史学在史料的搜集和运用上来不得半点马虎，一定要使用第一手材料。搜集材料时一定要‘竭泽而渔’。”
论做人，其品格、风骨都令人景仰。
他无私。生活一向简朴，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喝茶，而把积蓄多用来购买研究所需的书籍和文物。按说，这是私产，可以留给子孙，他却立下遗嘱，把所藏四万余册书籍和千余件书画文物等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并将四万元稿费作为党费上交。
他谦逊。写好的论文，不仅送前辈师长、同道好友审阅，也请后学弟子提意见，而且还附上情词恳切的字条。比如当年他给小他一二十岁的储皖峰、柴德赓的便条上就写道:“考证文最患不明白，令人易于误会;又患有可省不省之字句，关于这两点，希两兄为我尽力挑剔，俾得改定。”
他仁爱。曾创办平民中学（即今北京第四十一中），免收贫苦学生的学杂费。曾亲自出面，保释参加民主运动的被捕学生。尤其是，他对有为青年，更是给予多方面的帮助与关爱。当年启功初登讲台时，从如何备课、板书到文章分析、作业批改，他都逐一指点。还悉心指导启功完成了最初的几篇学术论文。
他坚贞。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人想要他出任大东亚文化同盟会会长，月薪数千元。但他断然拒绝：“不用说几千元，就是几万元，我也不干。”有一次，学校礼堂放映的一部体育新闻电影里出现了中国国旗，顿时在场师生鼓起掌来。事后，日本宪兵来校追究，要校长交出鼓掌的学生。而陈垣的回答掷地有声：“是我鼓掌，要逮捕就把我逮去！”
许多人，都惊讶于他读书之多、之广，叹为神奇。其实，他读书是有绝招的。即根据书的内容和用途，或泛读，或精读，或记诵。于是，既有了浏览的广度，又有了研读的深度。而那些记诵下来的内容，往往不需翻检原文即可引用，给治学和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据说90岁时，他还能把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共527字）从头到尾背得一字不差。
时下，浮躁是学界的弊端之一；教师的学问、操守也面临质疑。而陈垣的为人做事恰如一把标尺，能衡量出今人的不足；更可奉为楷模，供我们比照、学习。只是，仅靠学人的自律，似还不够，需有相应的制度加以保障与规范才行。
（本文责编：育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