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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纯粹的出版人

  
  人物名片
  臧永清,民进中央出版和传媒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2020年,获“2019书业年度评选·年度出版人”。
  “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十一任社长,其实到我这个时候,社长已由作家、评论家、学者过渡到出版人了。我是中文系毕业的,但我更多的是做出版的经历,我是做出版出身。”
  没有见过臧永清的人,听到这句话,便会以为他只是一个商人。
  始终确守初心,纤毫物欲不相侵
  初见臧永清,第一印象是,粗犷的外形下透露出“腹有诗书气自华”。与书籍日夜浸染,儒商更适合他的身份。他是一个简单、纯粹的出版人。
  “我是从30岁开始做出版的,从1995年到现在已经有27年了。”臧永清沉浸在回忆中……
  早在23岁研究生毕业时,臧永清就接触了出版行业,当时的他在一本名为《艺术广角》的杂志做编辑。做出版真正的开始,应该是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彼时的他是出版社的一名编辑,一边做杂志一边做书,也做发行、做营销。在《中国图书评论》杂志工作两年以后去了发行部,待了一年半后又去做杂志,“做杂志是我的正差”,他哈哈一笑。
  “铁路上的《旅伴》你们见过没有?现在的高铁上可能没有了,普通快车上可能还有,这本杂志就是我当年在辽宁创办的。”说起亲手创办的《旅伴》,臧永清依然充满感情,“在辽宁,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份市场杂志,但发行不行,原铁道部就把它收回来,拿到北京作为内部刊物办了,不在市场销售,而是赠送。这个思路是对路的,广告为杂志带来了可观的营收”。
  《旅伴》的创办,使臧永清作为出版人的才能初露端倪。
  当我们还沉浸在曾经看《旅伴》的岁月中时,他话锋一转,“杂志办了一段时间就停了,我去了文化编辑室做主任,带着大家一块做书,半年多的时间里出了不少书”。
  “《中国藏书楼》我做了4年,得了国家图书奖。”这部书是任继愈主编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这部书被《中国新闻出版报》评为70部好书之一。
  在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五年半,为臧永清成为一名优秀出版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般来说书跟人走,但我不能,我在这工作了五年半,我对辽宁人民出版社充满感激之情。我在这里做的书必须留下。这是我在辽宁人民出版社留下的痕迹。”
  之后,臧永清先后任春风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中信出版社副社长、现代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一路攀登出版高峰。
  “在春风文艺,我们做得最多的是畅销书,陆天明的《省委书记》就是在那里推出来的,是当年全国性的畅销书,年销售二十余万册。”
  提到中信出版社,臧永清表情严肃,他说:“我真正学习到并形成现代出版理念就是在中信。中信出版集团现在的董事长是那个时候我们出版社的社长,他是让我真正懂得了现代出版的老师。”
  在中信出版社,臧永清接触了经管书。在这个大领域,他参与做了本土经管类畅销书,当时比较火的凌志军的《联想风云》、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那段时间,我真的特别忙”,他那坚毅的脸庞上满是追忆的激动,“忙碌又充实的三年半后,我去了现代出版社。在那儿也做了一批畅销书,像几米的《我的错都是大人的错》《星空》……这些书的发行都在几十万册。像博多·舍费尔的《财务自由之路》,到现在每年都还有相当可观的销量”。
  越来越开阔的出版天地让臧永清视野更开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文学要从高原走向高峰。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出版工作要为中国文学从高原走向高峰助力。上一届茅盾文学奖,全国5本书获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占了2本,比重是40%。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这个成绩也是应该的,因为它历史长、起点高,是国家文学出版的‘国家队’嘛!”
  海到无边天作岸
  臧永清在出版上的成绩获得了上级单位的认可,2017年2月被调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老实说,我刚来的时候,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敬畏。我是学文学出身,看的书大部分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更重要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家级出版社,建社之初,从领导到编辑,都是从各地调来的顶尖人才。这批人才的能力不弱于任何一家顶尖大学中文系的师资力量。即便是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队伍也是全国文艺出版社中最强的。我初来乍到,和这个最优秀的文学出版品牌在一起,和文艺出版最优秀的团队在一起,内心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
  对出版企业的衡量与考核的标准是“两个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几年,出版社确实还是做了一些工作。”臧永清如数家珍般地开始讲起来……
  “茅盾文学奖四年评出5部作品,上一届,这5部里头就有我们2部,一部是李洱的《应物兄》,这部作品被认为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一部是老作家徐怀中的《牵风记》;还有今年评出来的去年的‘中国好书’,全国总共评了42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4本。这4本书分别是范稳的《太阳转身》、铁流的《靠山》、老藤的《北地》和东西的《回响》。”
  臧永清哈哈大笑起来,问我们说,这是不是有点凡尔赛的味道,但事实胜于雄辩,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我们除了深表赞同,没有任何异议。
  诚如他所说,这几部作品都是好作品,范稳的《太阳转身》写边疆地区的扶贫,题材独特;《靠山》写的是沂蒙老区支前的故事。当年陈毅元帅说是沂蒙老区的人民用小车把大军推过了长江。作家铁流花了14年时间采访了1000多个支前模范,这些故事用大量事实证明人民是共产党的靠山,同时共产党也是人民的靠山,主题非常好;《回响》具有令人称道的艺术性、思想性;老藤的《北地》堪称是东北第一代建设者的生命沉思录,是一部主旋律作品。
  “一次评奖,一家出版社得了4部,我们确实是获奖多的;去年的中国好书月度榜,一年里全国评出来110多本书,我们8种书上了榜,在全国可能也不多。”——这些奖项的获得,彰显的就是社会效益。
  “这种资源整合带来了巨大回报,如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们参与出版了一套书,70周年70部优秀长篇小说。70部书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占了56部。这套书除了获得了中国出版政府奖外,国家出版基金还给了补贴。所以,这套书是一套双效俱佳的好书……”当臧永清说到出版文学精品的时候,坚定的眼神里洋溢着炽热。
  追赶日月,不苟于山川
  “这几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不少新书,而我对出版工作也有自己的想法。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个资源型出版社,出版了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版本,这些好资源如果我们自己不用、不把它用好,那将是巨大的浪费。所以这些年围绕这些资源,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如今年2月,我们做了‘网格本’这套书的大型直播,也算是一个大型的发布会,直播了几个小时来宣传和纪念新‘网格本’的出版。”
  “网格本”是《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因为封面图案是网格状的,所以读者亲切地把它称为“网格本”。
  这套书20世纪中期出版,进入21世纪后就不出了,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做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好的版本集中展示出来。在这套书出了30本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开了一个发布会,宣布要给外国文学做定本,做最权威的版本,要给读者一套真正的好书。“反响非常好!就像这些年我们持续做的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版本的出版一样。”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做了,如今又重新规划,集中地分辑出版。很多学者、作家、读者对这套书评价非常高,这套书重印率也很高,这从侧面反映了这套书内容的权威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读者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就是要挑选好的版本来阅读。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还出版了一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典藏系列,收入了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钱钟书的《围城》,还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等。最近正在推出的中国现当代名家散文典藏系列也是一套权威版本,做了80个品种,第一批40本已经出版了,计划今年全部出完。“我们把这些典藏系列都做成了一个开放体系,有合适的后面可以放进来。”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的都是顶尖作品。臧永清说,他们没有精力更多地去做二流、三流作品。建社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上用力最多,出版了一系列红色经典,改革开放后出版了一批当代文学精品,有近20种书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他们出版的茅盾文学奖丛书,有一半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的。除了长篇小说,他们也出版中篇、短篇小说精品,还出版散文、诗歌精品,他们出版的“蓝星诗库”,是他们做了二十几年的品牌,也是诗歌出版的最著名品牌。
  臧永清坦言,在实施资源重组的过程中,大家认识也不一致。像做新“网格本”的时候,一开始也有人反对和质疑,但社里坚持了下来。用臧永清的话来说,宁可不赚钱都要做,因为出版社不能只为了赚钱,如果一部书对国家文化建设有益,那么这部书就值得做。“因为我相信,好书一定会有市场,可能今天没有,明天没有,但后天或者更晚些时候一定会有,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做成品牌,而品牌的影响力和带来的收益是难以估计的。”
  “出版对我来说,确实是钟爱一生的事业。这种信念、这种热爱,让我全情投入,这是督促我在出版路上不断攀登的最大动力。而作为一个企业负责人,出版社的利益高于一切……”
  臧永清认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相统一的,相辅相成的。
  执着于理想 拼搏于当下
  “做出版是我最喜欢的事,做了快一辈子了。”
  平时,臧永清会不厌其烦地跟编辑们说,要好好对待编辑的书,因为若干年后,你不在了,但书还在,这流传下来的书,是会给你留下骂名还是美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事。他说,这就是我们从事的工作,我们要为每一本书负责。人民文学出版社地位尤其特殊,它是要有历史的。“不是某个人的历史,而是每一代出版人都可能出现在历史中,是业绩辉煌还是‘干得不咋地’,都会在历史上呈现出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有辉煌的业绩,那么你只有玩命工作才能得偿所愿。”
  是的,玩命工作的臧永清获得了很多荣誉,被中宣部评为“四个一批”人才,被《出版人》杂志评为年度出版人。身为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臧永清说,必须要做到谋事在先,而不是被推着干,这考验的是企业负责人的眼光,还有制定战略、做好规划的水平。
  这些年,在管理上臧永清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他认为,一个文化企业的“一把手”必须抓大事儿,但也要管小事儿,“事无巨细”在他这里不是一个贬义词。
  “我崇尚简单、快捷的做事风格”,他说“简单”的行事风格有利于事情的推进,如某个事情定了马上就做,虽然也需要报批审批,但是程序到了哪儿,哪儿的负责人就应马上审批,整个操作应快速而高效,绝不允许在过程中出现磨磨蹭蹭,甚至故意刁难的情况,所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时间的无谓损耗是很少的。
  “比如固定的几个小时的毫无意义的例会,我们是不会开的。这是在浪费大好时光。对于出版机构来说,我认为让它顺畅地运作才是最重要的。”
  访谈的最后,当臧永清谈到还有几年就要退休,要和一生所钟爱的事业说“再见”时感叹,不遗憾是不可能的。然而洒脱的他并没有沉浸在这种遗憾中,而是以更火热的激情快马加鞭地去完成筹谋已久的“计划”。他说:“我现在考虑能给出版社留下什么,要给出版社下一步健康发展留下一些东西,要对自己的这段工作有个交代。更重要的是,要给下一辈人留下一些东西。”
  他会留下什么?不是辉煌的个人业绩,而是做了一个“栽树人”。简单、纯粹的出版人臧永清真正做到了“面对现实,忠于理想”。
  (本文原载《新闻文化建设》)

  (2022年10期) 


      作者:□李清云 梁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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