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段艳文，高级编辑、高级经济师，民进中央出版和传媒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副秘书长 ，中国期刊协会《中国期刊年鉴》杂志社原常务副社长兼主编。
我的期刊收藏体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20多年期刊工作经历，逐步沉淀、系统化的结果，大致分为启蒙积累期、体系构建期和研究深化期三个阶段。
由从业、收藏到研究
启蒙积累，是指扎根行业的顺势收藏。20多年前，我在《小溪流》杂志社工作时，时任主编黄亦鸣女士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做好期刊编辑，先要读懂期刊、读懂时代。”这句话促使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各类期刊。
我早期的收藏以身边的青少年科普期刊、文学期刊创刊号为主，渠道也很简单——从报刊亭、旧书摊选购，出差时搜罗当地特色刊物。比如2007年，我在北京玉泉旧货市场偶然淘到一本 1949年创刊的《新华月报》，泛黄的纸页上记录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风貌，见证了新中国的开国盛况，这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旧期刊的史料价值。另外，纵观期刊发展史，创刊号，纪念号和与期刊相关的重要文献、杂项更具价值，所以我将此作为收藏方向。
体系构建，是指立足全国的分类梳理。2005年到北京工作后，我的收藏视野进一步拓宽，渠道也扩展到全国性旧书市集、古玩城、藏友交流会，甚至是拍卖行的文献专场。藏品数量从最初的数百种，跃升至8000余种。2013年，我在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上举办“故纸留香——中国期刊创刊号展”，首次尝试以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结合政治、经济、科普、文学四大门类对藏品进行梳理。
这次展览让我意识到，零散的收藏必须形成体系才能凸显文献价值，此后我便确立了“以创刊号为核心，以纪念号为补充，以与期刊相关的重要文献、杂项为佐证”的收藏框架，重点关注具有时代印记、行业标杆意义的刊物。
研究深化，是从“藏”到“研”地挖掘价值。近年来，我的收藏重心逐渐从数量积累转向价值研究。2013年，我在中国期刊协会工作，在石峰会长的带领下，开始撰写《中国期刊史》。从那时起，我开始系统梳理中国期刊史。2015年起，我在各届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期间，连续举办了“中国期刊的记忆（1815—2015）”、“号声嘹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党刊文献展”、“初心与荣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期刊展”，后来又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天津百花文艺周、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和天府书展期间举办了“与共和国同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期刊典藏展”、“伟大的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期刊版本展”、“百年风华，潮头追光——中国文学期刊文献展”、“与共和国同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五周年期刊典藏展”、“烽火印迹——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期刊史料展”。
一份份鲜活的“时代切片”
旧期刊不是静止的“故纸”，而是鲜活的“时代切片”，每一页都藏着民族的记忆与精神的传承。在收藏和研究过程中，我深感中国期刊史的厚重和个人力量的微薄。旧期刊在于记录了特定时代的社会动态、科技水平与思想潮流。这些期刊记录是文献典籍的重要补充，能还原更细腻的历史细节。从旧期刊上学习办刊理念和编辑手法，对当前出版实践和研究也大有裨益。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 周年。为纪念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丰富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内容和形式，我策划举办“烽火印迹——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期刊史料展”。展览旨在通过展示抗战期间的书刊史料，回顾抗战历程，彰显抗战精神，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打破隔阂 走进期刊
目前，期刊阅读爱好者获取旧期刊资源的渠道日趋多元，主要分为以下几类：旧书市集，比如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海文庙旧书市等；一些城市的古籍书店、文史类特色书店也会收购和售卖旧期刊；线上交易平台，旧书网站品种丰富、选择多样、购买便捷。垂直类社群如微信群，也是藏友之间进行交换、转让期刊的重要平台。此外，近年来各类书展开设的“旧书新知”展销活动也值得关注。
我认为，要在一座城市广泛普及期刊文化，尤其是推广具有连续性、时代印记的期刊阅读，需要打通三大“关卡”，调动多方社会力量形成合力。一是认知关，这是当前最核心的问题。不少公众认为期刊时效性强，过期即无价值，忽视了其史料、科普与文化价值。所以期刊从业者需通过展览、讲座、融媒体宣传等方式，让公众意识到，旧期刊是记录时代的“活化石”。二是渠道关，目前旧期刊的流通渠道较为分散，普通读者难以便捷获取，需整合线下旧书市集、线上平台、公共图书馆等资源，构建一个覆盖全市的旧期刊获取与阅读网络。三是传播关。从业者需结合融媒体手段，比如制作“期刊里的中国”短视频、开发期刊主题的沉浸式体验展，让期刊文化“活”起来。
（2026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