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邹韬奋在一起的日日夜夜
徐伯昕，江苏武进人，生于1905年；邹韬奋，江西余姚人，生于1898年。两人均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奋身于新文化运动。
徐伯昕20多岁即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生活》工作。1926年，《生活》由邹韬奋接办。邹韬奋负责编辑，徐伯昕与他合作，负责发行工作。
1933年7月，邹韬奋被迫出国考察，友人和家人在码头送行。前排左一徐伯昕，左二邹韬奋，左三胡愈之，右一沈粹缜。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大举进兵东北，企图吞并中国，《生活》发表了很多抗日文章，宣传抗日活动，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他们两人表示要和国人共赴国难，要为民族解放做贡献。
1932年后，两人携手合作，在上海合办了生活书店，邹韬奋负责编辑，徐伯昕负责发行兼书店经理。书店除了出版、发行、销售《生活》、《新生》、《文学》周刊外，还为读者开展多项服务，如采取措施方便读者借阅书刊，为读者代购书刊、代办储蓄等，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与支持。书店还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为东北义勇军募捐，支援抗战。
当时，胡愈之建议生活书店出版《世界知识》，以金仲华、张仲实等任编辑，后来又有钱亦石、钱俊瑞等担任主编，第二年《世界知识》正式在生活书店发行。这些人后来还为生活书店编写了《青年自学丛书》、《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产业革命讲话》、《中国政治史讲话》等，激发了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些人和邹韬奋、徐伯昕多年来日日夜夜相处合作，都成为生活书店的成员，共同奋斗。
1933年7月，在国民党政府制造的白色恐怖下，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徐伯昕留在上海，于风雨中独撑店务，继续参加救亡活动。1934年，天津大公报记者戈宝权为《新生》周刊写稿，徐伯昕请他多为生活书店出版的《新生》、《世界文学》等写稿。当年8月5日，徐伯昕在“觉林”餐馆宴请鲁迅、茅盾和黎烈文等人，商议开展进步文化活动。原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的《译文》，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刊，此时正式商定由生活书店出版《译文》月刊，名义上黄源负责编务，实际由鲁迅主编，茅盾也承担编务。1935年5月起，郑振铎负责主编的《世界文库》开始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
1935年8月底，邹韬奋回国，二人先后在上海、香港创办《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等。之后，生活书店还出版过《抗战》、《读书月刊》等。
《大众生活》创刊号。刊头字“生活”二字仍用《生活》周刊字样，“大众”二字由徐伯昕摹写。
1936年，“七君子事件”爆发，邹韬奋等七人在上海、南京等地被捕，徐伯昕的家也被抄。徐伯昕在生活书店发行《永生周刊》、《国民周刊》等，以示抗议，并联络各方发动社会各界开展营救。
1941年“皖南事变”后，香港成为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众多文化人聚集香港，展开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徐伯昕也来到香港，同时茅盾、胡绳等大批民主人士也转移到香港。9月18日，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出版，邹韬奋也在香港编印《大众生活》。徐伯昕并请戈宝权编一套高尔基选辑。不久，戈宝权译了《圣诞节的故事》出版。
1941年，日本侵占香港，邹韬奋、徐伯昕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掩护下，离开香港，先到广东东江纵队根据地，后又转移到苏北解放区。1942年，徐伯昕及时向中共中央、向周恩来汇报“皖南事变”后在各地的生活书店遭受摧残的情况。中共中央及时针对此事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徐伯昕在周恩来的具体帮助下，在各地生活书店采取变换招牌、分散经营的方式，坚持斗争，继续出版发行。那一年徐伯昕向周恩来汇报时，提出入党要求。周恩来说：我们早就把你当自己的人了，以后到苏北解放区去解决这问题，并表示愿当介绍人。
1943年，邹韬奋病重，被秘密送回上海医治。这一年，徐伯昕化名为徐味冰、赵锡庆，从后方秘密回到上海，隐蔽在徐家汇附近，经常守护在邹韬奋的病榻前，并记录了他的遗嘱。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病逝。不久，徐伯昕即去苏北中共华中分局汇报，见到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钱俊瑞。他就在根据地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又回到上海继续奋斗。
参与筹备成立民进进行革命斗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徐伯昕约请郑振铎为主编，创办一个新的刊物，考虑到再用《生活》，易被国民党政府封杀，取名《民主》。不久后《民主》编辑部成立，郑振铎任主编。10月13日，《民主》周刊出版创刊号，成为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在上海发行的综合性刊物。郑振铎写了发刊词和《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一文，指出在国民党军队接收了敌占区后，第一步就应该恢复人民的自由权，而不是现在的戒严、搜查和压迫。《民主》就这样以斗争的姿态出现了。
《民主》的创刊，大大鼓舞了上海、南京各地民众。马叙伦在这一年先后在《民主》上连续发表了《走上民主的路吧》、《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对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等一系列文章。
国民党政府把《民主》视为眼中钉，不断进行干扰、破坏，第二年10月30日，《民主》被迫停刊。《周刊》、《文萃》等也相继遭到摧残。文化界人士意识到上海20多家进步刊物有联合起来，进行抗争的必要，没有几天，上海杂志界联谊会成立了。文化界人士经常举行双周座谈会。座谈会地点常被特务盯视，甚至遭到阻挠与破坏。后来徐伯昕以生活书店老板的身份出面，与唐弢、刘哲民找到联华银行总经理张邦锋，将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二楼会议室作为座谈会活动场所。
1945年11月，徐伯昕与郑振铎、马叙伦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建立民主促进会的事。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正式宣告成立。1946年1月4日，在民进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一致推举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为本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并选任周建人为起草委员，严景耀为财务委员，徐伯昕为出版委员，宓逸群为秘书，张纪元任事务。当时，徐伯昕、严景耀二人年纪都在40岁上下，年轻力壮，许多事跑去跑来，均为二人负责。
1935年，邹韬奋流亡期间，徐伯昕独撑危局，因过度劳顿患肺病吐血。图为修养时在上海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
1946年5月5日，民进和上海50多个社会团体在南京路劝工大楼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选出理事29人，徐伯昕为其中之一。此时徐伯昕已是中共正式党员，不便在台面上活动，他仍以生活书店老板的身份，积极推动各团体大联合。
1947年7月，国民党当局下达动员令，把各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爱国民主运动作为“叛乱”，出动宪兵、军队和警察进行血腥镇压。1947年年底，在地下党暗中安排下，徐伯昕秘密地将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转移到香港，周建人转到华北解放区，林汉达去东北解放区。马叙伦、王绍鏊在徐伯昕的安排下，继续在香港推动爱国民主运动，团结在港各界人士，筹建民进港九分会。徐伯昕经常参与组织与在港的李济琛、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马寅初等举行星期餐会，大家相互交流讯息，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的言行，并在香港的《文汇报》、《华商报》、《光明报》、《群众》等报刊，发表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文章。
积极参与新中国建设和领导民进工作
1948年4月21日，解放军收复延安，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号召，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人民政府。民进在港理事会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又通过《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8月，民进港九分会正式成立，成员多是文化出版界人士。港九分会成立后，即开展反独裁、争民主运动。同年年底马叙伦、王绍鏊离开香港，徐伯昕仍留港，具体负责港九分会，并继续开展工作。
1949年2月28日，民进在北平举行在解放区第一次理事会议，出席的有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雷洁琼，讨论加强会务工作，并立即电请在港的徐伯昕、柯灵、李平心从速来北平共商会务。
1949年4月，徐伯昕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伯昕曾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局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和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等职。徐伯昕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其后连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常务委员，并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后兼任副秘书长20余年。他还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0年4月15日，民进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徐伯昕主要工作任务在出版总署，但仍任民进中央常务委员，他经常参加民进中央组织的中小学教师，文化出版界委员、人士座谈会，传达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交流经验，贯彻落实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改造的方针，帮助知识分子提高思想认识、听党的话、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1979年，“文化大革命”之后，民进恢复正常工作，徐伯昕在民进中央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徐伯昕也已是古稀之年，又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统战工作和民进工作上。在这年年初的一次座谈会上，他提出“胸怀四化，思想领先，深入实际，昂首向前”四句话作为那时候民进的工作方针。从此，他实践这十六字精神，胸怀四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在统战系统，为四化建设做了许多创新的工作。1980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徐伯昕紧紧抓住这个契机，开展了一个全会性的为制定教育计划、教育体制的献计献策活动。这个献计献策活动，动员了约三分之一的会员参加，举行各种座谈会230余次，提出建议2100余条。1981年，在徐伯昕的倡议和主持下，又对国家的出版工作开展了一次全会性的献计献策活动，向党中央提出了六点建议，引起党中央和出版界的重视，对促进出版工作的改革起了重要作用。这种献计献策活动，实际是走出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一条新路子，成为参政党发挥作用的一项重要内容。
民进会员中，中小学教师占很大比重，徐伯昕十分关心他们。民进中央为中小学教师会员提高教育质量创造条件。在民进中央设立流通图书馆，同时，还开创“请上来，走下去”的办法，组织各地教师分批来京交流经验，并组织一些优秀教师到各地传经送宝，促使各地教学质量迅速提高，并推动各地开门办学，开办补习班、职业培训班。这些活动的成功开展，对民主党派参与“四化”建设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
1984年2月6日，徐伯昕留下其最后的手迹：“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七八十岁不稀奇，六十岁还是小弟弟。我今年年届八十，不敢称寿，对党对人民贡献微薄，私感惭愧。承同志们热情祝贺，愧不敢当，如健康能有所恢复，愿以余岁继续为‘四化’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3月27日，他离开了我们。他的逝世使中共失去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失去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锋、进步文化事业的引路人，民进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
（徐伯昕之外孙女徐虹为本文提供图片，并在史料上给予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