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民进首页 | 加入收藏
民主首页 |杂志简介 |杂志征订 |投稿须知 |编读往来 |广告业务 |历年目录

同心向党:王绍鏊与朱绍文

  民国时期,有两位朱绍文。一位是民建的朱绍文(1915—2011年),享年96岁,江苏省江都县人(今扬州市江都区),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民建中央常委。另一位是民进的朱绍文(1878—1951年),享年73岁,江苏淮阴码头镇人,是沪上著名大律师,淮阴旅沪同乡会理事长,享有很高的声望,也是民进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两位朱绍文的年龄相差37岁。但是两人的人生轨迹、工作活动地点却又重叠在抗战胜利前后的上海,与民进成立的时间、民建迁址上海的时间和一部分以王绍鏊为首的工商经济界人士的交往活动情况高度吻合,由此导致两人身份辨别不清,影响民建、民进两个党派的会史研究与人物记录。
  那么,究竟该如何识辨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民进的朱绍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便去世了,所以1951年之后的朱绍文便是民建的朱绍文。二是民进的朱绍文是民进创始人中最年长的一位,加入民进时已经67岁,也处于当时最为上层人士的社会地位,多数场合称呼为“德轩先生”,与黄炎培同龄,在《黄炎培日记(1911—1949)》中记录的朱德轩就是民进的朱绍文。在1946年至1947年上海的各党派对时事的政治主张、民主人士联名呼吁的斗争行动中出现的朱绍文,基本可认定是民进的朱绍文,这是德轩大律师的社会名望所决定的。
  认识这位著名的爱国进步民主人士朱绍文,得从民进主要创始人王绍鏊的《我一生中的政治活动》一文说起:“开始活动时,我有三个小组织。一是邻居十九号的张纪元及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等知名人士。二是潘子欣、曹鸿翥、曹亮、钱瘦铁、谢仁冰、冯少山等人士。三是朱绍文、蔡禹门等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包括谢仁冰、潘子欣在内。每星期在蔡禹门处开座谈会。”由此可见,王绍鏊与朱绍文有着共商国是的至友情谊。
  苏南苏北,共同协助新四军抗日
  朱绍文、王绍鏊二人皆是江苏社会名流,也曾为民意代表,应是旧相识。两人经历也比较相仿。朱绍文早年毕业于两江政法学堂。民国初年,任两江政法大学校长,江苏省议员、议长。军阀割据时,国人开始对南北两政府和新旧两国会感到失望,以张謇、张一麐为核心的江苏省精英激发地方意识,本着“专谋地方自治”的宗旨成立苏社,目的是发展实业、教育、水利、交通为主的自治事业,欲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民治。苏社理事会成立时,张謇作为江苏省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自然担任主任理事,朱绍文则为总书记,参与了江苏省宪运动。为伸张民意,朱绍文当众焚毁了一位省军政要员贿赂的银票数十万。被推举为议长后,朱绍文协助韩紫石主持江苏省政务。但是北伐战争后,因为对蒋介石不满,又看到官场腐败难止,朱绍文辞职归隐沪上,并在上海政法大学任教授,成为上海的名律师。
  而王绍鏊(1888—1970年),早年就读于江苏省教育总会法政讲习所,民国初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讨袁护法运动。1923年他拒绝曹锟的贿选,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先后受曹锟、孙传芳通缉。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投入反蒋斗争,并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同蓝公武等在北平发起组织救国协会,支援东北抗日联军和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在共产党人侯绍裘等影响下,他于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6月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至七七事变后出狱。随后,他协助新四军在苏南地区组织武装抗日小组,并参加太湖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
  此时的朱绍文,被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假借“协助抗日”之名,从上海被诓回苏北,任第三战区动员委员会常委,淮阴县县长。韩德勤实际上是想借他的社会声望,扩大自己的势力。但是德轩先生是一位富有爱国热情的进步士绅,当他看到韩德勤消极抗日时很为不满,开始拥护中国共产党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统战主张,支持淮阴县爱国青年吴觉(地下党员)、朱公亮(朱绍文的族侄)等人组织开展民间力量的抗日活动。
  于是,1938 年 1 月,当吴觉等人要求申请组织苏北抗日同盟会,没有得到韩德勤政府的批准时,朱绍文果断写信给私交甚厚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请他批准成立。同年2月19日,苏北抗日同盟总会(简称“苏北抗盟”)在淮阴城召开成立大会。由朱绍文出面,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淮阴县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由此打响了淮阴人民抗日第一枪。
  朱绍文还资助两千大洋用于购买武器弹药,贴补给抗盟作经费,印发十大救国纲领、怎样开展游击战等材料,出版《新声晚报》,动员宣传,举办培训班,为抗战培养力量。不到两个月,组编抗日自卫队和模范队的人数就达到两万人之多,影响和推动苏北各地。但是最后,韩德勤以“苏北抗盟”不符合《江苏省民众组织条例》为借口,宣布取缔。朱绍文不得已愤然返沪。
  “苏北抗盟”团结了各种意愿抗日的力量,较好地体现了中共统一战线方针。它不仅团结了土地革命时期脱党和自首的人一道抗日,而且团结了一些主张动员民众抗日的国民党左派官员和其他爱国人士。“苏北抗盟”虽然解散了,但它为后来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首先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其次团结了各方意愿抗日的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抗日骨干。“苏北抗盟”一成立,理事会就作出了举办干部训练班的决定,教材都是从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带回来的。训练班出来的学员后来有不少成为新四军的干部。这也说明朱绍文为“苏北抗盟”所作的贡献不小,为淮阴重建中共党组织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1939年,陈毅、粟裕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坚决执行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发展方针和战略任务。绝大多数人都在抗盟解散后不久,又加入了抗日队伍,成为中共来苏北开辟工作之初的重要依靠对象。1941年,新四军在苏北开辟了盐 (城) 阜 (宁) 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继续通过朱绍文的帮助和支持,带领同乡和亲属,影响和团结了更多的江淮旅沪同乡会理事会成员。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军队,打击日本侵略者。淮阴地处水网密布的平原,在抗战后期,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中,有4块抗日根据地涉及淮阴地区。
  上海友邻,共同谋求国家民族新生
  抗战胜利后,社会各界贤达人士,密切关注国共关系,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出路,经常聚在一起谈论政治。朱绍文因与王绍鏊住所相邻,二人交往日益密切。
  1945 年冬,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张执一约王绍鏊谈话,冀望他广泛团结民主人士,加紧开展民主政治活动。王绍鏊就联系一批包括朱绍文在内的,正直爱国的工商、文教界人士,他们每星期一在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座谈,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和批判蒋介石独裁专制,学习研究共产党主张。这批人在该年底成立了反蒋、爱国、拥共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朱、王两人皆成为民进创始人之一,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朱绍文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和王绍鏊的进一步影响下,借国民党中央宣慰大使到沪听取各方意见的有利时机,多方联络,“本地知交,及江南北旅沪老友,多踵门而来”,写了《江苏各县旅沪同乡联合通讯处及江苏自治促进筹备会对于中央特派宣慰大员之答案》。他在文中淋漓尽致地痛斥国民党政府对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民众掠夺、歧视、压榨的丑恶行径,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种种贪腐行为,而对苏北共区大加赞赏;从法律角度对国民党政府强加于上海人民头上的罪名逐条批驳;依据法律把国民党政府列为被告对象,并提起控诉。其文风泼辣,讽刺犀利,嬉笑怒骂中把国民政府批得体无完肤,为人民群众出了一口怨气。
  内战爆发后,江淮地区再度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主战场。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官员损公肥私,物价一天天飞涨,众多逃难的江淮地区难民来到沪上,江淮旅沪同乡会人数一度增至 10 多万人。加之,政府对帮会人物态度的转变,使江淮旅沪同乡会与国民党政府渐渐离心离德。于是,朱绍文与王绍鏊分别利用他们的血缘、地缘、亲缘、业缘等社会关系,广泛联系苏南苏北各界人士,由此又形成新的反蒋阵线。1946 年8月,朱绍文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为不能陈述心事的国民向国民参政会请愿书》,并断言蒋介石政权必败。
  作为江淮旅沪同乡会理事的朱绍文,其政治态度必然影响江淮上层人士和理事会成员,逐步倾向共产党。为方便救济,来沪人数最多的盐阜等地移民从江淮同乡会中分离,1947 年和 1948 年,阜宁、淮阴两县又相继成立同乡组织。在上海中共党组织的引导下,汇入到上海的革命洪流中。1948年6月,淮阴旅沪同乡会成立,朱绍文被选为理事长。
  朱绍文与王绍鏊两人性格虽有所不同,年龄朱绍文也比王绍鏊大10岁,但朱绍文具有江淮人直爽的性格禀赋,易交流,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他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有力支持和配合好王绍鏊在同乡会组织中的政治动员工作,为国家民族获得新生、上海的革命解放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解放后,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念念不忘德轩先生在团结江淮各界人士的积极贡献,请朱绍文先生出来工作。朱绍文感谢陈毅市长的邀请,到复旦大学等高等学校任教。
  (作者系民进宁波市委会专职副主委)

      作者:□徐建成

Copyright © 2014 中国民主促进会 《民主》杂志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霄云里7号 邮编:100125
电话:010-64604967 传真:010-64627064 E-mail:minzhuzazh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