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遗址公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在其西北部九州清晏景区，有前后两湖，两湖之间的平地上可见一个被松树环绕的方形院落，三一八烈士墓就坐落在这里。

　　20 世纪初，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孙中山领导的反袁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相继失败，中国处于被各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军阀割据的风雨飘摇之中。1926年3月16日，日、英、美、法、意、荷、比、西等 8 个《辛丑条约》签字国公使，援引《辛丑和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当时的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48 小时限期“最后通牒”。八国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武力威胁北洋政府。八国的强权霸凌行为使得北京群情激奋，各党派、社会团体纷纷发声，要求政府严正驳回八国通牒，驱逐公使团，废除不平等条约。3 月 17 日，北京各团体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执政府请愿，要求驳复八国强横通牒，遭到卫队的武力镇压，请愿代表受伤多人。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与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共同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3 月 18 日，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学生联合会等 140 多个团体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汇文中学、大同中学等 80 多所学校，2 万多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

　　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大会，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王一飞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下午 2 点左右，游行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发现大概有两百个卫队士兵，整齐地排列在广场上，严阵以待。善良的学生们认为他们不会对请愿的群众动武。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几位学生代表正和带岗守卫军官交涉要求会见段祺瑞时，卫队士兵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一时“弹丸纷飞，有如雨下”（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70 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年），且有军警手持步枪、大刀、电刀向慌乱的人群乱击、乱砍。大批群众惨死惨伤，执政府门前血流成河。这次大屠杀持续了近半个小时，当场死亡 26 人，伤 200 多人，另外在城官、协和等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21 人，共计死亡 47 人。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杨德群。李大钊和陈乔年也在惨案中负伤，共产党员姚仲贤、江禹烈等人壮烈牺牲。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发声，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国会于 3 月 25 日召集非常会议并通电全国，痛斥段祺瑞的罪恶。通电指出，“所有此案，政治责任，应由段祺瑞一人负担，应听候国民处分”；迫使段祺瑞颁布对死难者家属“抚恤令”。1926年 4 月初，冯玉祥派兵包围执政府，段祺瑞星夜逃亡东交民巷桂乐第大楼，执政府倒台。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执政府于 3 月19 日发布了《临时执政令》反诬徐谦、李大钊等人“假借共产学说，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泼火油，抛炸弹，手持木棍冲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致互有死伤”。并下令通缉共产党员。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因为段祺瑞执政府的无耻，鲁迅写下了《纪

　　念刘和珍君》，留下了著名的语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一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经过反复质询，现场军警承认，请愿团除并无政府所言的“凶器”及放火物件。尸检结果表明，所有死者都是子弹从背部或脑后穿入而致死，可见这是针对退却群众的疯狂追击，是有预谋的血腥大屠杀。

　　政府屠杀人民不仅已经超出了执法范围，也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各党派、团体、媒体和一些文化名人纷纷发声。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于 3 月 20 日分别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段祺瑞屠杀爱国学生告全国青年》书，揭露段祺瑞政府迎合帝国主义需要，屠杀青年和民众的暴行。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作领导下，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国民反辛丑条约国侵略大会、中华铁路总工会、上海学生总会、南京反日反段市民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学联等几百个社会团体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段祺瑞、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纷纷撰写评论、杂文谴责段祺瑞政府。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加入谴责暴行的行列。《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道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 12 天内，就连续发表 113 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 103篇。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1926 年 3 月 23 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三一八惨案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潸然泪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世界各地的华侨也加入声援，美洲华侨公会致函北京学生总会、美国三藩市（旧金山）华侨、日本长崎华侨等致电国内媒体，表达对段祺瑞政府的声讨。

　　惨案发生当天下午，中共北方区委立即举行会议，决定为死难烈士举办追悼会和送葬会。3 月 23 日，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团体和各学校一万多人，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陈毅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讲。27 日，北京各校、各团体及烈士家属代表等 40 余人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三一八殉难烈士公葬筹备处”，商讨筹备烈士公葬事宜。关于公葬地点，民国大学校长雷殷提议定在京西的圆明园内。他认为：“该处既为历史上之纪念地，风景亦佳，诸烈士合瘗于此，种种上均为圆满。”该想法得到大家的认可，时人以为“圆明园毁于英法联军，诸烈士毙于横暴军阀，春秋佳日，游人至此，能毋兴打到帝国主义之感乎。”（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11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年）

　　随后，三一八殉难烈士公葬筹备处致函北洋政府内务部，请求从速批准烈士墓地。内务部接函不久，便与管理圆明园的京师警察厅协调此事。5 月 20 日，京师警察厅报称：“圆明园官产，本厅仅负保管之责，至该筹备会所请拨作三一八烈士公葬之处，本厅实未便主持。且查该园地址，前已均由人民租种，并非空闲。”段祺瑞倒台后，奉系主导的北洋政府对于烈士公葬一事不积极，甚至从中阻挠，加之公葬经费一时难以筹齐，三一八烈士安葬圆明园之事被延搁下来。（刘传吉：《三一八烈士安葬圆明园记》，载《中国档案报》，2017 年 3 月 17 日第 003 版）

　　1928 年，国民革命军攻占北京后，北京改名为北平特别市。冯玉祥推荐秘书长何其巩担任北平特别市市长。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何其巩亲眼看到爱国民众遭受的痛苦，“愤憾至今”。他上任不久，即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公葬三一八烈士。在得到批准后，何其巩命令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在圆明园勘察墓地，筹建公墓。经过数月努力，公墓建造完竣，筹葬事宜也陆续办妥。1929 年 3 月 18 日，在北平特别市政府主持下，三一八烈士在牺牲 3 年后，终被正式公葬于圆明园内。由于时隔许久，部分烈士遗体已运回原籍安葬，此次公葬者共计24 人。这 24 位烈士是列炳、陈贵深、谭季缄、江禹烈、杨德群、胡锡爵、范士融、陈燮、刘葆彝、宋昭昺、彭廷珪、赵钟钰、刘和珍、林孔唐、韦杰三、李行健、沈幼恒、李家珍、姚宗贤、唐耀崑、李闽学、黄克仁、陈时芬、周正铭。

　　三一八烈士墓当时由鸿林工司木厂承建，以 2206 元中标，从 1929 年 3 月 11 日开工，至 5 月 24 日完工，历时两个多月。经监工查验，纪念碑顶上有两层土浆成分稍有不合，北京特别市工务局因此责令罚款 50 元并将其保固期增加两年。公葬典礼及修建公墓共花费 2932.037 元，其中修建公墓 2156 元。1929 年 4 月，北平特别市政府批准将三一八烈士公墓平断面积墓穴图赠送给西湖博览会革命纪念馆陈列。1929年 10 月，永大石场又承揽了纪念碑的磨光和刻字工程，花费 580 元整。1929 年 11 月，三一八烈士墓全部竣工。［王星：《圆明园三一八烈士公墓》，载《文史精华》，2010年第 11 期（总第 246 期）］　　

　　（202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