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文史大家，常年深耕文史教学和编辑工作，是教育过几辈文化人的一代宗师。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座巍峨的高山，叶圣陶在革命历史的书页里是一位全身心投入文化复兴与强国的文人志士，在众多学生的眼里是一位传递智慧的长者，而在他的朋友们看来则是一位风趣幽默又不失侠肝义胆的挚友。在那峥嵘岁月里，曾有无数战友与他并肩奋斗，而这其中，郑振铎先生与叶圣陶先生的友谊，就见证了近代中国觉醒的沧海桑田。

　　缘起文学研究会 

　　叶圣陶一生的诸多朋友中，交情最笃的莫过于沈雁冰与郑振铎了。叶圣陶与郑振铎的交往早于沈雁冰。1919 年 2 月，郑振铎在《新潮》杂志上读到叶圣陶的新诗《春雨》后就写信认叶圣陶作朋友。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二人虽然一直未曾谋面，但是郑振铎一直与叶圣陶保持书信往来，并且共同参与创办了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文学研究会。

　　郑振铎、沈雁冰与叶圣陶等人是决定发起文学研究会的几位骨干，而奠定了几人深厚友谊的契机也正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1920 年 12 月4 日，在北京万高盖胡同的耿济之家中，文学研究会的几位同志开会并讨论通过了郑振铎起草的《文学研究会简章》和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虽然叶圣陶并未出席此次会议，但是仍然被几位朋友认可为发起人和骨干。1921 年 1 月 4 日，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主要发起人包括周作人、沈雁冰等，其他发起人有郑振铎、叶圣陶、耿济之、王统照、许地山、郭绍虞、孙伏园、瞿世英、朱希祖和蒋百里等。正如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宣言所说，其产生是为了“联络感情”、“增进知识”和“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

　　文学研究会得到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的支持，将以发表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的《小说月报》改版，使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的时候，叶圣陶还在苏州乡郊的甪直五高任教。是郑振铎的一纸函约，使他成为该会十二名发起人之一。 适逢老牌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五四文学新潮冲击下决定用时兴的新文学争取读者，正在考虑全面改革创刊已近十年的重要文学刊物《小说月报》。1920 年 10 月 23 日，郑振铎先后拜访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与高梦旦，表达了他们想要成立文学研究会并创办文学刊物的想法，根据胡愈之的回忆，郑振铎在会面时推荐沈雁冰为新任主编。同年 11 月，商务印书馆任用正在担任《四部丛刊》总校对的青年文学家沈雁冰接任《小说月报》主编。此后十年，《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践行”新文学的主阵地。在沈雁冰之后，郑振铎和叶圣陶都曾主编过该杂志。《小说月报》也见证了三位朋友深厚的友谊。

　　叶圣陶与郑振铎的友谊也自此渐渐从最早的惺惺相惜和互相欣赏，逐渐转变为一同奋斗的事业上的战友。出于对好友信任的珍重与对嘱托的责任，叶圣陶自具名加入文学研究会以后，就把自己的全部事业同文学研究会密切地联结在一起。1922年的《诗》月刊本是他和朱自清等几位朋友创办的，出版 3 期之后，他们便自觉自愿地将其改为文学研究会的出版物，组稿编辑，出版发行，劳务自己承担，影响归于社团。1923 年底，叶圣陶移家到宝山路顺泰里一弄一号，寓所门口便正式挂起蓝底白字的“文学研究会”的搪瓷牌子。对于研究会的日常事务、信函往复等工作也自觉自愿地承担起来，还兼办文学研究会发售的外国作家明信片的邮购事务。他在此间出版的几种小说、童话、戏剧及与他人的合集，也都分别列入文学研究会系统的《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文学周报社丛书》《小说月报丛刊》，壮大了阵容，提高了品位，显示了创作的实绩，扩大了文学研究会的声势与影响。这些是文学研究会极其珍贵的史料，也是叶圣陶参与文学研究会领导工作的见证。从此，叶圣陶、沈雁冰和郑振铎成了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

　　1921 年 3 月，叶圣陶和郑振铎与沈雁冰第一次相会。叶圣陶曾说：“到了上海，就到他（沈雁冰）鸿兴坊的寓所去访问他。第一个印象是他的精密和广博，我自己与他比，太粗略了，太狭窄了。直到现在，每次与他晤面，仍然觉得如此……振铎兄已经从北京到上海来了。我们同游半淞园，照了相片。后来商量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拟订译本目录，各国的文学名著由他们几位提出来，这也要翻，那也要翻，我才知道那些名著的名称。”文学研究会总会名义上设在北京，却并无会址。由郑振铎和沈雁冰在京沪两地负责总联络。1921年 3 月，郑振铎从北京铁路专科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上海铁路南站见习，5 月正式调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创办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郑振铎到上海后，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实际上成了“总会”。

 

　　1922 年到 1923 年，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创办《儿童文学》杂志，并任第一届主编期间，叶圣陶划时代的童话创作就是在该刊脱颖而出，引起了文学界的强烈反响。叶圣陶说过：“郑振铎兄创办《儿童世界》，要我作童话，我才作童话，集拢就是题名为《稻草人》的那一本。”他的第一篇童话《小白船》发表在《儿童世界》第一卷第九期上。1922 年他共在该刊发表了 19 篇童话，以后又写过 20 多篇。这些童话分别结集为《稻草人》（1923 年）与《古代英雄的石像》（1931年）。郑振铎认为《稻草人》“在描写一方面，全集中几乎没一篇不是成功之作”。

　　1923 年到 1927 年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接替沈雁冰担任《小说月报》主编一职，适逢叶圣陶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于是从 1923 年起，无论叶圣陶还是郑振铎的日记、年谱或与他人书信中，可读到他们时常提及与对方及其他在上海江浙地区的挚友们相聚于各处。他们或谈天说地，或餐饮聚会，或游逛书店，或讨论时政，这段时间很是惬意，而他们的友谊也在随后到来的巨变中得到了考验。

　　共办《公理日报》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南京路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约 2000 名上海工人和学生加入了一场充满激情的反帝运动中，抗议帝国主义压迫并要求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随后，英国警察以暴力镇压示威者，造成 13 名中国人死亡；6 月 1 日，又有超过20 名中国人被杀害或受伤。而当时上海各报屈从于租界当局的压制，对如此惨案，竟不肯说一句应该说的话。作为一名记者，叶圣陶当众指责道：“为什么新闻记者们如此无情地对这起骇人的血案熟视无睹？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真相？”6 月 1 日，郑振铎与叶圣陶、胡愈之、王伯祥、楼适夷、应修人等磋商，决定邀请十多个团体成立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并以该会名义创办《公理日报》，为伸张公理进行呐喊。6 月 3 日，《公理日报》的创刊号出版发行，《公理日报》报头由叶圣陶题写，每期 8 开 4 版，报社社址设在天通庵路三丰里 24 号。《公理日报》报社宗旨是：“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谈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

公理日报

 

　　《公理日报》见证了郑振铎、叶圣陶等人书生报国的义气，坚实了两人的革命友谊。虽然是义愤填膺的呐喊，但是凭借着活泼的版面设计，《公理日报》很快就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巨大反响。 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利用这份文字精湛的报纸，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报道海内外支持五卅运动的消息、文告，并且强有力地抨击了有关方面的暧昧态度。 在这份报纸的各大栏目中，“社会裁判所”编得最有特色，以鼓励读者表达他们对社会的观点和看法。这份报纸，起到了对专制政权的监督作用，同时在中国现代社会的早期启蒙了“新闻自由”的观念。

　　郑振铎夫人高君箴曾在《“五卅”期间的一张报纸》一文中，回忆郑振铎与叶圣陶等人主办公理日报：

　　六月三日那天，东方刚呈鱼肚色，上海宝山路宝兴里小巷里就挤满了黑鸦鸦的人群。在我们家里，一沓沓带着油墨香味的《公理日报》已由印刷所拉来，正在紧张地分发。振铎、愈之、圣陶他们熬了一夜，两眼布满了血丝，但依然毫无倦意，兴奋地忙这忙那，母亲在厨房忙碌着做早点和烧水给大家泡茶；我则手脚不停地给人们发报。这一天来领报的人可真多！大家争先恐后向门里挤，有的人唯恐领不到报纸，就登上窗户向里爬，以致把玻璃挤碎了。这样的动人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恍如昨日。天刚亮，“报贩”们兴致勃勃地夹着新创刊的《公理日报》，分别拥向街头。“《公理日报》《公理日报》！”叫卖声此伏彼起，吸引着上海的千家万户。这天起，我们家每天从早到晚，领报的、送稿的、采访的人来来去去络绎不绝，真可说“门庭若市”。振铎和他的朋友们，整天忙着采访、写稿，没有休息的时候，我和母亲都发现他瘦了，但两眼却总是那样炯炯有神，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报纸的编辑部虽不在我家，但因振铎是主编，朋友们经常挤在他狭小的书房里，商议着，辩论着。茶淡了又重泡，不知泡了几遍；烟缸里塞满了烟蒂，时而可听见他们激昂慷慨的话语声，那时他们都还是二十多岁的热血男儿啊！

　　在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的精心经营下，《公理日报》成为工人运动的宣传武器。其创刊号提出收回英租界、让英政府向中国道歉、立即释放被捕群众、惩办肇事捕头及巡捕、抚恤死者、赔偿伤者损失等强烈要求，并呼吁“使英人对吾人要求全数照办而后止”。 这天的《公理日报》还刊登了顾正红被害的经过。随后，《公理日报》还登载《国际革命者救济会宣言》，并援引萧伯纳等国际名人的文章，斥责五卅惨案。叶圣陶以“秉丞”的笔名发表《华队公会的供状》《不要遗漏了“收回租界”》《无耻的总商会》等 9 篇文章，号召坚持开展反帝斗争。《公理日报》带头揭露上海各报不敢报道的五卅事件真相，及时报道工人、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受到广大市民欢迎，社会影响很快便超过了《申报》《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等大报，日销量曾达 1.5 万到 2 万份。虽然《公理日报》以“中理而宏达”的议论赢得数万读者的热烈同情，但由于经费困难，加之印刷厂受到租界当局威胁，于 1925年 6 月 24 日出版第 22 期后被迫停刊。郑振铎在《停刊宣言》里指出：“我们由这次的事，益明白‘公理’是要实力来帮助的。赤手空拳的高叫‘公理’‘公理’，是无用的。”

　　峥嵘岁月 淬炼友谊

　　郑振铎曾在生死危难关头把自己的工作交托给好友叶圣陶。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郑振铎参加抗议游行，在宝山路上险遭枪击，随后由他领衔与胡愈之等人在报上公开发表抗议信。郑振铎也为此被迫出国游学避难。在出国前，他把主编《小说月报》的工作交给了挚友叶圣陶，委托叶圣陶代理主编，直至 1928年郑振铎从欧洲回国后才继续主编《小说月报》。这一期间叶圣陶也尽托付之命，完美地完成了这中间一年多的主编工作。在这期间，《小说月报》也一直坚守在新文学的第一线，出版、发掘了一大批作家。

　　地理的阻隔无法阻挡两位老朋友的友谊。在旅欧期间，通过郑振铎的《欧行日记》，可以看出，当时的郑振铎经常收到来自叶圣陶的书信问候并回复，也常常可以看到他在旅欧的日记里表达出对这位好友的思念之情。仅仅《回过头去》一篇中就八次提到叶圣陶。 再后来，抗日战争期间，身处孤岛的郑振铎与日本人周旋抢救古籍善本，撤往川蜀地区从事培养下一代艰巨任务的叶圣陶则立场更加鲜明。九一八事变后，他全力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

　　起并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战期间，又参加发起并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是都秉承着同样的书生报国的信念，用文化和思想武装自己，并为战后的重建工作留下一份薪火。 

　　喜迎新中国

　　应中共中央邀请，叶圣陶与夫人胡墨林于 1949 年 1 月 7 日乘永生轮秘密离沪，11 日抵香港。2 月 27 日，登一挂葡萄牙旗之货轮北上。一同乘船北上的还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俞寰澄、张炯伯、郑振铎、宋云彬、傅彬然、曹禺等多位民主人士和文艺界的老朋友。这两位老朋友满怀着欣喜和对未来的希望，踏上了建设新中国的漫漫长路。

 

　　叶圣陶两人马不停蹄赶往北京报道。郑振铎作为文联代表、叶圣陶作为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政治协商筹备会。从 1949 年 6 月 15 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到 9月 17 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筹备会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为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做好了充分准备。就在这三个多月时间里，叶圣陶在他的《北上日记》中记录了他作为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委员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的小组成员之一，参与起草政协组织条例和共同纲领，以及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经过：

　　6 月 12 日，星期日（下午）二时半，在北京饭店与参加筹备新政协之同组诸君开会。余之一组曰“文化界民主人士”，凡七人，雁冰、振铎、欧阳予倩、田汉、侯外庐、曾昭抡及余也。如是之单位凡二十三，人数凡一百三十四。闻知大会于十五日开幕，连开四日，然后将筹备各项交与秘书处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两位朋友都投身到国家重建的一线工作。1949 年后，叶圣陶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主席等。郑振铎任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等。身兼数职的两位朋友一同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恸失挚友

　　1958 年，郑振铎在出访埃及等国家时因飞机失事罹难，叶圣陶，沈雁冰等挚友非常悲恸，而叶圣陶一直希望能够把老朋友郑振铎的工作整理出来。20 世纪 80 年代他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下文则是摘录了叶圣陶先生为郑振铎的《西谛书话》做的序中的一段： 

　　振铎喜欢旧书，几乎成了癖好，用他习惯的话来说，“喜欢得弗得了”。20 年代中期，好些朋友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振铎那时刚领会喝绍兴酒的滋味，“喜欢得弗得了”，下班之后常常拉朋友去四马路的酒店喝酒，被拉的总少不了伯祥和我。四马路中段是旧书铺集中的地方，振铎经过书铺门口，两条腿就不由自主地踅了进去，可是看他兴冲冲地捧着旧书出来，连声说又找到了什么抄本什么刻本，“非常之好”，“好得弗得了”，我受他那“弗得了”的高兴的感染，也就跟着他高兴起来。我跟振铎相识之后，在一块儿的日子多，较长的分别只有两回。一回是大革命之后，为了避开蒋介石屠杀革命人民的凶焰，他去欧洲旅行。这部集子里有他在巴黎的几段日记，可以见到他怎样孜孜不倦地搜寻流落在海外的古籍。一回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去四川，他留在上海，期间书信来往极少，只听说他生活很困苦，还是在大批收买旧书。胜利后回到上海，我跟他又得常常见面，可是在那大变动的年月里，许多事情够大家忙的，哪还有剪烛西窗的闲情逸致。现在看了这部集子里的求书目录，才知道他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拼上了性命。当时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整篇序言情真意切，对老朋友缅怀、敬佩之情充满字里行间。讲究谋篇布局而不露痕迹，对郑振铎人品的揭示写得层次感很强。语言平淡质朴，亲切自然，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文章闪烁着叶圣陶平朴诚笃的人格光芒。也为两个人长达半世纪的友谊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在这段序言里，可以读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垂暮老人追忆属于他们的似水年华，还有那个波澜壮阔时代几位青年的家国情怀，他们不仅要把无产阶级思想引入祖国为国家的后辈带来觉醒的精神，更要从那个时代明显腐朽的传统文化中，筛选出真正的文化遗产。这些属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能带来一条通往民族认同和荣耀的道路。

　　（作者系郑振铎的孙子，商务印书馆对外合作部员工、商务印书馆民进支部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