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园是中国现代史上编辑工作成绩斐然的杰出代表。据《孙伏园年谱简编》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在那时局动荡、风云变幻的岁月，他编辑过七种杂志、九种报纸、参与过五家出版机构的创建并出任编辑。在所从业的报社他主要编辑副刊。

　　孙伏园（1894—1966年），这位个头矮矮、微微发胖、前额宽宽、红鼻头、两只大眼略显突出，嘴上留有一块四方胡须、下巴蓄一撮山羊胡、“总是笑嘻嘻的”（鲁迅语）、来自浙江绍兴的汉子，顺应历史潮流，把报纸副刊办出特色，受到作者和读者的普遍欢迎，被当时的人们誉为“副刊大王”“编辑能手”。

　　早期的报纸副刊被称为“报尾”，只刊登一些消闲、娱乐文字及漫画等内容，而孙伏园接手李大钊所办的《晨报副镌》（后为《晨报副刊》）和此后在邵飘萍主持的《京报》社编辑《京报副刊》的内容扩展到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法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小说、诗歌、评论、美术无所不有，古今中外无所不包。

　　五四运动前后，《晨报副镌》是《新青年》之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俄国革命的主要阵地，所出的“劳动节纪念”专号、“俄国革命纪念”专号，开辟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均为中国报刊之首举。《京报副刊》前后开辟了“上海惨剧特刊”“沪汉后援特刊”“救国特刊”“反抗英日强权特刊”“铁血特刊”等，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在五四运动之后那个兵荒马乱、风雨飘摇的历史时刻，孙伏园所负责的副刊直面社会，干预现实生活，宣传马克思主义，继续践行了文学启蒙、科学启蒙、思想文化启蒙活动，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守护了一块难得的文化领地。

　　在他所办的报刊上，经他编发的文章作者据不完全统计有：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鲁迅、马寅初、胡适之、郭沫若、蔡元培、黎锦熙、蒋梦麟、钱玄同、章川岛、刘半农、叶圣陶、冯友兰、朱自清、林语堂、顾颉刚、俞平伯、张申府、王任叔、钟敬文、傅雷、冯雪峰、丰子恺、张天翼、郑振铎、陶行知、老舍、矛盾、柳亚子、王鲁彦、魏建功、姚雪垠、许寿裳、章士钊、徐志摩、王统照、许地山、高君宇、石评梅、李小峰、郁达夫、潘梓年、冯至、沈从文、冰心、谢冰莹、苏雪林、蒋光慈、欧阳山、胡也频、柔石等。

　　这个豪华的作者名单几乎涵盖了那个时代多数政界、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教育界的精英，既有老一代，也有新生一代。这一庞大而高级别的作者群体源源不断的稿件是他办好报刊及出版社的根本保障。

　　在孙伏园数十载的编辑生涯中绝对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1926年11月底，在北伐战争的高潮中，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927年3月，顾孟余出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社社长，孙伏园应邀任《中央日报》副刊总编。他在副刊坚持的是“批评的、进取的、为民众的、为少年的”编辑方针。

　　1927年3月28日，在孙伏园所负责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众所周知，这篇文献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产生的重大影响 。不久，他又相继刊发了郭沫若的《脱离蒋介石以后》、沈雁冰的《最近苏联的工业与农业》等重要文章，因此遭到不少责难，惹来不少麻烦。当时正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已经露出獠牙，没有“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一味明哲保身的编辑是绝不敢这样做的。

　　1940年冬天，重庆《中央日报》改组，孙伏园应总编陈博生之邀到《中央日报》，以主笔的名义编辑副刊。

　　从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中央日报》副刊连续用十个整版面，发表了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屈原》。孙伏园还专门撰写了读《屈原》剧本后记。他称颂《屈原》剧本是中华民族的“新正气歌”，颂扬婵娟杀身成仁，不惜以牺牲生命换取“精神独立”是“中国精神的象征”。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日报》是在陪都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喉舌。在此就职仅一年的孙伏园便被赶出《中央日报》社。

　　孙伏园一生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故乡完成初等和中等教育、在北大读书、赴法留学。而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他两度成为鲁迅的学生。鲁迅比孙伏园大13岁。鲁迅任浙江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校校长时，曾为学生孙伏园批改过作文，写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评语，对他大有激励作用，促使他确立了从事文化工作的伟大抱负。

　　孙伏园23岁离开家乡到北大学习。1919年4月29日，他在北京第一次拜访鲁迅，那时，他已是北大本科二年级学生。此后，5月3日、10日、21日，他都见了鲁迅。5月4日，他参加完天安门大会和示威游行后，去宣武门外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找鲁迅，向鲁迅讲述了天安门会场和游行的情形。不久，鲁迅移居八道湾11号。从同年6月4日至11月20日，他又累计造访鲁迅16次，鲁迅还回请了一次。孙伏园俨然成为八道湾11号鲁迅家中的常客。此后，除了见面，两人还有书信往来，在鲁迅全部日记中提到孙伏园的就有413处之多。

　　1920年8月，鲁迅到北大兼任讲师，主讲《中国小说史》，孙伏园再次成为他的学生。鲁迅鼓励他练习写作说，如果不会创作，可以翻译一点别国的作品；如果不会写纯文艺的东西，可以先写一点小品杂记之类。

　　1921年至1924年孙伏园先后主编《京报副刊》和《晨报副镌》时，他俩人已不只是师生、同乡、同人，更主要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了。他经常编发鲁迅的稿件，《晨报副镌》刊发鲁迅作品50余篇，《京报副刊》30余篇。鲁迅先生既支持了孙伏园的工作也及时配合了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斗争需要。

　　孙伏园组稿和催稿，使鲁迅作品不断见诸报端。

　　1921年12月3日，鲁迅接到孙伏园的来信，约请他为《晨报副镌》新增添的“开心话”栏目写点东西。这时，阿Q的形象已在鲁迅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但他一直没有适当机会写成小说。孙伏园的约稿，突然激发了鲁迅塑造阿Q形象的热情，多年的酝酿喷涌于他的笔端，当晚就写成《阿Q正传》第一章：序。这晚，孙伏园来取稿子，并连夜排发，次日与读者见面。

　　《阿Q正传》从1921年12月开始在《晨报副镌》上刊出，共分九期登完。期间，孙伏园是一章一章地催，鲁迅是一章一章地写，孙伏园是一章一章地发，一连两个多月。大约1922年2月，孙伏园因事暂时离京，代理主编“于阿Q素无爱憎”（鲁迅语），鲁迅为了早日腾出手来，以便去做别的工作，乘机将第九章《大团圆》寄去刊登，待孙伏园返京，阿Q已被枪毙一个多月了。对此，鲁迅自己也不无幽默地认为“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救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写道：“伏园每七天催稿一次，见面时总是笑嘻嘻地说：‘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写下去，七天交一次，终于在孙伏园的催促下，全文发表在《晨报副镌》上。”当时，文章作者的署名是巴人而不是鲁迅。

　　《阿Q正传》的发表，催生者是孙伏园，鲁迅先生将其感念之情诉诸上述文字。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此时，孙伏园在河北定县。10月20日下午3时他才得到消息。10月21日便赶到北平，和弟弟孙福熙一起拜谒周老太太，并向陶庆元绘的鲁迅木炭画像凄然行礼。不久，他以鲁迅所著书名及所编刊物名缀成一幅奇特的挽联：

　　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

　　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

　　几天以后，他又写就五千余字的悼文《哭鲁迅先生》，悲痛之情跃然纸上。

　　1941年,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在重庆抗建堂举行。孙伏园到场并被邀讲话。他讲话的要点是“时间越久,知道鲁迅先生的人越多”。孙伏园这话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不许人们纪念鲁迅。

　　孙伏园在借助不少名家名作提高副刊品位和层次的同时，没有忘记扶持新人新作，培养文学新锐。冰心、许钦文、凌叔华，就是《晨报副镌》培养起来的。

　　冰心立意写诗，也是由于孙伏园的鼓励。那时，孙伏园把她寄来的一篇富有情趣的杂感经过删削润色，分行放在诗歌栏里发表，使她受到极大鼓舞。从此，21岁的冰心专门做起了诗人，以《繁星》《春水》成名，而又以《寄小读者》名声大震。

　　许钦文的处女作也是发表在《晨报副镌》上的，后来因发表小说《传染病》引起读者注意，继而引起鲁迅的关注。孙伏园特意把他介绍给鲁迅。在鲁迅的帮助和指导下，他在“乡土小说”的创作上，把描写人物对命运的挣扎与愚昧、昏暗的乡土环境结合起来，在艺术表现上取得极大成功。

　　1924年1月，孙伏园在《晨报副镌》刊发凌叔华的处女作《女儿身事太凄凉》。之后，她的几篇散文又连续刊发，在北京文艺界崭露头角，并开始跨入作家行列。

　　孙伏园提携女兵作家新秀谢冰莹成为文坛一段佳话。谢冰莹自幼聪明伶俐。1926年她到武汉参军，第一次造访孙伏园是在武汉的《中央日报》社，孙伏园对谢冰莹说：“现在民众都很关注北伐，反映军队生活的文章读者肯定爱看。”

　　谢冰莹在北伐中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她在紧张的军旅生活中，前后34天，废寝忘食地完成了随笔式的从军日记，并寄给了孙伏园。《从军日记》在《中央日报》副刊上连载后，林语堂将其译成英文也在《中央日报》英文版连载。

　　1928年，上海春潮书局有意出版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孙伏园建议她请名家写篇序言推荐，再找名家设计封面。

　　1929年3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从军日记》，由林语堂作序、丰子恺设计封面和扉页。该书出版不到一个月，一万本便卖光了，于是再版、三版，一直到十九版，销路仍很旺盛。1930年8月，其法文版由法国巴黎的瓦罗瓦书局出版，译者是中国留法学生汪德耀，推荐者是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据不完全统计，谢冰莹一生出版的小说、散文、游记、书信等著作达80余种，近400部，2000多万字。她的部分作品相继被译成英、日、法等十多种语言。晚年的谢冰莹曾满怀感激地这样说过：“这一辈子我所交的忘年的朋友，顺着秩序算来，第一、二位是孙伏园和林语堂两位先生……没有他们的提携与鼓励，我绝对不会有今天，饮水思源，我没齿难忘他们的恩情。”

　　孙伏园除做编辑之外，当过记者、教过书，还在湖南当过短短一年的衡山县县长。他清廉、爱民，办实事，斗匪患，成为远近闻名的“模范县长”。

　　孙伏园很有骨气，1947年，他正在成都以教书糊口。国民党政府为笼络人心，决定照顾武汉时期在中央政府工作过的人，每人发放一笔外汇，只需本人到指定地点领取即可。孙伏园也有领取资格，但他放弃了，他怕拿了人家的钱从此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永无自由。

　　1950年2月2日，孙伏园回到北京，暂住前门外李铁拐斜街政务院远东饭店。后来他担任国家出版署版本图书馆馆长，并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

　　孙伏园一生在“为别人做嫁衣裳”的同时，只出版了《伏园游记》（由蔡元培题签）和《鲁迅先生二三事》两本书。后者成为今人研究鲁迅的必读书。他曾调侃自己说，我是一个“没有作品的作家”。

　　我国有清年间的纪晓岚一生编纂成《热河志》和《四库全书》之外，也只留下一部作品—— 《阅微草堂笔记》，但是，谁又能抹杀他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呢！

　　孙伏园亦然，只是时代不同而已。

　　（2022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