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多见的女兵作家，她的人生轨迹和创作道路坎坷又壮美，她是男尊女卑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她的生活、写作同民族脉搏共跳动。

　　谢冰莹，原名谢鸣岗，字凤宝，生于湖南省新化县铎山镇（今属冷水江市）一个书香家庭。其父谢玉芝是晚清举人，对儿女管教甚严。

　　1911年辛亥革命后，帝制虽被废除，但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恶习仍未退出历史舞台，中下层家庭不用说，即便生在上层家庭的女性也毫无权力可言，从幼年开始便承受种种肉体和精神磨难。

　　首先是缠足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女性的迫害。该陋习历史悠久，是父权制度下“妇女在最底层”的突出表现之一。

　　那时，女子从四五岁就开始缠足，到成年时，脚长若不超过三寸，即成为备受赞赏的“三寸金莲”。这样的小脚在当时被认为是女性美的重要标志。“好大脚”成为谩骂、羞辱女性最难听的话。谢冰莹也难逃此厄运，虽因家人疼爱晚裹了两年，但谢母“为女儿好”还是给她缠了脚。

　　谢冰莹对自己被缠小脚时这样回忆：“带子已经缠上脚了，只因为我的脚在乱跳，手也不住地把母亲手里的带子抢来抢去，把鞋子丢在地上，妈妈气急了，忙叫嫂嫂捉住我的手，先从左脚裹起，右脚被压在母亲的腿下。我像一个被绑赴刑场的囚犯一般乱叫乱喊，使得邻居都跑来看热闹……两只脚（缠好）穿上小红鞋后，我的全身已麻木了，母亲抱我下地来试步，我感到打断了骨头一般地疼痛，不由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倒在地上了……”“就在昏昏沉沉入睡时，母亲在我的两个耳朵上各钻了一个眼，并穿上红绒绳。”

　　至此，母亲操心女儿的三件事：裹脚、打耳孔、出嫁，已完成两件。

　　旧社会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从而广大女性被剥夺了上学受教育的权利。

　　谢家虽在当地还算比较开明，十岁时，由于小冰莹的强烈要求和祖母说情，母亲允许她读了一年龙潭私塾馆。而后，大哥来信建议她去大同女校读书，并准备报考师范学校。

　　母亲不同意，小冰莹以死抗争。她绝食三天，迫使母亲答应了送她去大同女校。

　　十二岁的谢冰莹像一只飞出牢笼的小鸟，进入大同女校，当天在众多同学的鼓励下，就把裹脚布扔进了垃圾桶，下大雨的日子也和其他未缠足的同学一起在天井里玩水。

　　大同女校是一所教会学校，小冰莹在努力学好功课之余，经常看小说，对新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小学六年尚未读完，由于二哥和三哥的求情，母亲允许她去报考长沙省立稻田女子师范学校。当时报考的学生很多，录取名额每县只有两个，但她竟然一举考中，那年她才十四岁。

　　进入女子师范学校后的谢冰莹，功课之余，全都泡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文艺作品。她最爱读的是《水浒传》，很佩服书中的英雄好汉，他们的侠义精神深深影响了她，后来她走上从军之路与此不无关系。

　　十五岁那年，根据亲眼所见，她写了一篇小说《刹那的印象》所用笔名“闲事”，寄给《大公报》编辑李抱一，不久，见诸报端。这是谢冰莹的处女作，得以发表为她后来从事写作树立了信心。

　　1926年，受校长徐特立的影响，加之母亲三番五次来信逼她回家成婚，谢冰莹毅然考入黄埔军校（前身即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批学员中包括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以及被称为“黄埔女四杰”的著名中国共产党人胡筠、赵一曼、游曦和胡兰畦。

　　在随军北伐前，她到当时的《中央日报》社，见到副刊主编孙伏园。谈话中，孙伏园告诉她，人们都很关心北伐，反映战地生活的作品读者一定爱看。

　　谢冰莹随国民革命军北伐，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在紧张的军旅生活中，前后34天，她废寝忘食地完成了随笔式的《从军日记》，并寄给了孙伏园。

　　《从军日记》在《中央日报》副刊上连载后，林语堂将其译成英文也在《中央日报》的英文版刊发。该作品一问世即震动了当时的文坛。1929年3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从军日记》单行本，由林语堂作序、丰子恺设计封面和扉页。该书出版不到一个月，一万本便售罄，于是再版、三版，一直到十九版，销路仍很旺盛。1930年8月，其法文版由法国巴黎的瓦罗瓦书局出版，译者是中国留法学生汪德耀，推荐者是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1930年8月，法国著名的《小巴黎人报》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参加中国革命的一个女孩子》的评论文章。随之不久，俄、日、朝鲜等语版本也先后问世。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致函向她表示祝贺和敬意，信中写道：“……从汪德耀先生译的 《从军日记》里面，我认识了你，年轻而勇敢的中国朋友，你是一个努力奋斗的新女性，你虽然像一只折了翅膀的小鸟，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冲出云围，翱翔于太空之上的。朋友，记着：不要悲哀，不要消极，不要失望，人类终究是光明的，我们终会得到自由的。”

　　峰回、路转；喜尽、悲来。

　　北伐结束不久，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宣布解散，谢冰莹不得不回到久别的家乡。

　　一到家，母亲便派人把她看管起来，并通知已为其订婚的男方赶紧择日举行婚礼。谢冰莹坚决不从，精心设计了四次逃跑计划，皆让母亲识破，被追了回去。结果，被绑着上了花轿。

　　男方是她在大同中学时的同学。谢冰莹与他性格不同、思想不同，毫无感情可言。婚礼之后，两人对坐接连谈了三个夜晚，谢冰莹与其谈论新社会青年男女婚姻自由的道理。第四天，眼看“好和”无望，男方便返回自己的工作地。不久，谢冰莹也被一所小学聘去作教师，并借机逃往上海，成为沪漂。她登报声明与其解除婚约，宣告抗婚成功。

　　谢冰莹——第一批敢“吃螃蟹”的中国女性——写了一本书，名曰《女叛徒》。其中详细讲述了她不甘沉沦、追求自由、抗争、自立、“离经叛道”的过程。正因为谢冰莹的身体里有着倔强叛逆的不安分因子，就注定了她的一生都要与命运抗争，与艰难困苦拼搏。

　　当时正好在上海《当代》月刊任主编的孙伏园见面对她说：“你终于逃了出来，你彻底自由了。”

　　在上海，她经常为报刊写稿，并考入上海艺术大学二年级学习，和王克勤（即后来成为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王莹）同班并成为密友。

　　1928年秋，在一次作家聚会上，谢冰莹结识了郁达夫。此后不几日，她出于“想多知道一些作家的写作经验，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及写作环境”的愿望，终于独自一人鼓足勇气去拜访郁达夫先生，在法租界赫德路（今常德路）郁达夫寓所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边交谈边饮酒，甚是投缘。

　　谢冰莹一直把鲁迅先生作为自己的榜样和导师。在鲁迅日记中，有五处谈到谢冰莹。《青年王国材》一书由于鲁迅的帮助才得以出版。一次，鲁迅在回复谢冰莹的信中有这样一句：“做人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这句话影响了谢冰莹一生。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这一噩耗，使病中的谢冰莹痛苦万分，当即抱病草书祭文《纪念鲁迅先生》，并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文章纪念鲁迅。

　　那段时期，孙伏园办了一个综合性刊物 《贡献》月刊，社址就在他家——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南里的嘤嘤书屋，谢冰莹经常在周末去探访，告别时总会带走几本刚问世的文艺刊物。

　　不久，上海艺术大学被封。遵照二哥的建议，她离沪赴京，先同陆晶清一起合编《民国日报》，后在黎锦熙的帮助下，考入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这时她还是经常为报刊写文章，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

　　因为谢冰莹在文章中经常对当局不满而发牢骚，一些大报的副刊怕惹麻烦，不敢选用。《华北日报》的一位编辑要她写点“软文章”，她严词拒绝说“不可以，我离开真理是无法生存的。”

　　在北方历经种种磨难，1931年谢冰莹再度辗转来到上海。仲夏，她置身江湾幽静的房子里，不停地构思小说里的人物，废寝忘食地写作。

　　谢冰莹的文学创作始终充满呼唤女性觉醒、抗争、自立的精神。《抛弃》就是这样一篇以1931年春上海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位外来女工因经济困顿最终不得不抛弃自己亲生女婴的悲惨故事。

　　文思敏捷，焚膏继晷，天资加勤奋的谢冰莹一天能写13000字，仅用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青年王国材》和《青年书信》两部书稿。《青年王国材》是她生平第一次用第三人称写的长篇小说。“在动笔以前，并没有写出大纲和人物表来，只把整个结构大略在脑子里构思了一下，以中学生为题材，内容描写一个好出风头，谈恋爱的学生，和一个埋头苦读的学生，两种不同的生活。”

　　这两部书很快顺利出版，使她拿到了一笔较为可观的稿费，谢冰莹决定用这笔钱去日本留学，完成梦寐以求的读书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