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展厅中，陈列着一件国家二级文物，这是一件由帆布制成的斜挎书包。书包的底色是军绿色，正面用黑色布条缝制着五个醒目的大字——“打回老家去”。书包长26厘米、宽34厘米，包盖的边上缝有两条黑色布条装饰，书包背带可以调节长短。就是这件看似普通平常的小小的帆布书包，饱含着一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拳拳爱国心。
这件书包是由东北民进创始人、著名教育家车向忱在抗战期间为他的儿子亲手缝制的。历经几十载，1998年由车向忱之子车树实将它捐赠给九一八事变纪念馆扩建办公室。时至今日，每当人们看到这件文物，依然能够从这个书包上感受到车向忱忠贞的爱国信念和坚定的抗战决心。
赤子之心
1898年，车向忱出生于辽宁省法库县顾家房村。1909年，他的父亲在本村办起了一所“时势小学堂”，12岁的车向忱进入这所小学堂学习。车向忱经常听一位姓符的老师讲述英雄人物反抗侵略的故事,这在他童年的心灵中深深地铭刻下了“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
1918年车向忱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大学高等补习班学习。当时,北京正处在一场革命风暴前夕。1919年5月3日夜晚，北京大学的校园沸腾了。学生们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准备次日早晨去天安门前参加集会、游行。有的同学对车向忱说:“咱们都是补习班的,别去参加示威游行了,免得耽误了功课。”车向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国都要亡了,还念什么书。”
第二天清晨，车向忱加入了北京大学学生的队伍, 冲破军警的阻挠,奔向天安门广场。半小时后,军警将学生包围,车向忱与30多名同学均被逮捕。爱国学生被捕，更加激起民众的愤怒,由于全市各界积极声援爱国学生,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释放，车向忱等被送回学校,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车向忱深深地感到,只有唤醒民众,才能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才能使民族独立，国家富强。
五四运动后, 车向忱考入中国大学学习法学。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唤起民众”“恢复中华”的伟大号召, 给予他极为深刻的影响,使他放弃法科改入哲学系,立志学习哲学和教育，为将来改造社会、挽救国家的危亡而奋斗。在校期间，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办起了中国大学平民夜校, 并担任主任。据《中国大学十六周年纪念大会会刊》中记载:“查本校平民学校创设最早,中小各部,斐然可观。此虽不足以言普及,然若各地仿行,持之以久,未始非唤起民众之一法也。”
1925年,车向忱从中国大学毕业,回到了家乡。当时, 他的父亲想为他谋个官职, 可是他认为,要想救国先要救民,要想救民先要教民，他的志向是以平民教育为终身事业。于是，车向忱放弃了仕途,来到沈阳,为实现平民教育的理想而奔走。
在沈阳，车向忱走访了各个教育机关,最后找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阎宝航。会面一谈非常投合,决定以青年会为据点,开展平民教育活动。
在阎宝航的帮助下，车向忱首先在小南门内的第一监狱为关押儿童创办了第一所平民教育学校。同年冬季,他应聘为省立第三高中教员,又在该校创立平民夜校两个班。第二年夏季,兼任东北大学附属中学和第一高中教员,又在两校各设平民夜校一个班。与此同时,他还联络大中学生成立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 利用节假日带领学生到城乡平民中“真实地作平民的朋友”,大力兴办平民夜校。他在3所中学兼课的薪水几乎全部用来为学生购买课本、铅笔等,而自己家中竟有时断炊,孩子饿得直哭,妻子前来要钱买米,他却不得不向别人借钱。至1929年7月, 辽宁全省共办城市平民学校41所,学生1700余人,农村平民学校200余所,涉及20余县,使全省7000余名农民群众获得了读书的机会。
1929年夏,日本政府在对东北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增兵东北,准备军事侵略。为了进一步唤起民众，反对日本侵略，车向忱与阎宝航、张希尧等共同发起成立了“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大家公推车向忱为主任干事、总干事（会长），负责日常工作。“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是“以灌输常识造就健全国民为宗旨”的群众性爱国反日团体。沈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踊跃参加，每逢节假日，车向忱带领学生分赴街头、剧院进行演讲,控诉日本侵略罪行。在车向忱的办公室里贴着这样的对联,“唤醒一个是一个, 救得一人是一人”“不怕失败是原则,获得成功是例外”,这种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高度忘我的实干精神,激励和引领着他身边众多的爱国青年和仁人志士。
与此同时，车向忱还兼管“拒毒联合会”的日常工作。他时常带领会员化装潜入日本站、十间房一带, 对日本浪人开设的大烟馆、咖啡馆，进行实地调查、拍照,编写宣传材料,演出戏剧和张贴宣传画。省邮政局扣留了日本人贩运的海洛因、鸦片386包，烟土400箱。由于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省政府决定将其全部焚毁。“国民常识促进会”“拒毒联合会”负责人车向忱、阎宝航等为这次活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们动员了数百名学生前去演讲、宣传、维持秩序。1930年6月16日，在沈阳小河沿体育场，240包毒品被当众举火焚烧，全场万余名各界群众的口号声和欢呼声直冲云霄。小河沿焚烟是沈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开焚毒活动，也是沈阳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一次重大胜利，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辱的反抗精神，在当时产生了极大轰动效应。
小河沿焚烟的爱国活动，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仇视。日本当局指使一些浪人对车向忱及其家属进行威胁、恫吓。车向忱临危不惧，他对会员们说:“我们在必要的时候都应该像文天祥、史可法那样, 洒鲜血、抛头颅, 宁死不当亡国奴!” 还说:“我一个人死去, 如果能换来千万人的觉醒和幸福, 那我马上可以去死!”
抗日救国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在短短4个月内，迅速占领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在这种形势下，“教育可以救国,教育可以兴邦”难以成为现实。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悲痛万分的车向忱离开了当时已怀孕4个月的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联络了东北大学的张希尧、苗可秀、张雅轩等40多名学生，怀着驱逐日寇，收复东北失地的救国愿望，离别了已是一片火海的沈阳，奔赴北平。
1931年9月26日，从东北到北平的流亡同胞越来越多，住在旧刑部街奉天会馆的达四五百人。大家一致认为我们东北人不应沉默，应该成立一个抗日救国组织。车向忱与先后到来的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陈先舟等共同商议，决定在“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扩大组织，成立一个统一的东北民众抗日团体，定名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该会以“抵抗日本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并决定次日召开成立大会。
据当年曾被推举担任成立大会主席的卢广绩回忆：“救国会由大会选出执行委员31人。由执委会选出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9人。常务委员会下设三个组：总务组由金恩祺、卢广绩任正副组长，以后由高崇民任副组长；政治宣传组由阎宝航、车向忱、李梦兴任正副组长，以后由杜重远、霍维周担任；军事组由王花一、熊飞、彭振国任正副组长……在会工作的有许多是东北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以及原政府机关在北平的职员。”
信念不朽
为了抗日救国，车向忱虽然身在异乡奔波，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在他心中回响，那就是“打回老家去”！这个信念始终激励着他夜以继日地投身到抗日斗争中。1932年１月14日，在“救国会”的一次常委会上，车向忱自告奋勇，要求出关潜入敌后，联络与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一提议，得到常委们的一致赞同和支持。
车向忱深知此次行动极为危险，在日军重重关卡、处处设防的严峻形势下，要完成任务绝非易事，稍有不慎就可能失去性命,对妻儿，也许就是永别。微弱的灯光下，车向忱找来一些军绿色的帆布和黑色的布条，他要为儿子缝制一个寄予着他无限思念和殷殷期望的书包。每缝下一针，便是对日寇的愤怒和抵抗；每缝下一针，便是坚定收复东北失地的决心；每缝下一针，便是对孩子的无限思念和期盼。“打回老家去”这几个字，在小小的书包上显得那么醒目，那么耀眼，仿佛绽放着希望的光芒。书包缝制好以后，车向忱把它交给亲属代为保管。
随即，车向忱化名杨秀东，扮作去关外讨账的卖药先生，并动员了东北大学的宋黎、李述全扮作他的徒弟，一同出发。此后，车向忱返回北平汇报工作。1932 年 8 月，车向忱再次从北平潜回东北，为掩护来往的抗日工作者，医治义勇军负伤战士，开展联络义勇军的活动，决定在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开办一所医院，取名大同疗养院。车向忱任院长，聘请了爱国人士关旭东任副院长。此后，车向忱又往泰安（今依安）县联络宋喜和、允江，以及“压满洲”“当一面”“李波澜”等山林支队，鼓励他们联合起来打击日寇。直至年末，他又返回北平，向“救国会”汇报。
1933 年 6 月，车向忱秘密承担联络杨靖宇将军领导的南满游击队的任务，第三次潜回东北。在桓仁老秃顶子见到了杨靖宇部队的后勤部长，除表示慰问之外，还商妥了由“救国会”援助一批枪支、弹药，由海上运交。1934年，东北各路义勇军大部分已相继溃败或撤往苏联境内，车向忱遂决定，全部撤回北平。回到北平，当时的“救国会”已被迫解散半年多了，车向忱承担起“救国军”所属的东北难民家庭教养员的院长工作，负责照顾义勇军眷属和东北难民，同时，还参与中共地下党通过阎宝航、张希尧等，在西山卧佛寺秘密举办的义勇军训练班的工作。
由于抗日战争异常艰辛，车向忱为儿子缝制的书包一直没有机会交到儿子手中，直到车向忱在西安成立东北竞存学校，才最终迎来这个书包与车树实的相聚。
1935年夏,车向忱应王以哲的邀请来到西安。在西安街头到处都能看见东北军的眷属和流离失所的东北难民,以及一些沿街乞讨的流浪儿童。车向忱把这些可怜的孩子们集中在自己家里教他们学习。虽然当时的教学设备十分简陋，但还是有20多个孩子来读书。几位东北同乡看到这种情况后非常高兴，有的当起了义务教员。后来孩子多了，车向忱就产生了创办流亡子弟学校的想法。1936年4月，车向忱借来一些桌椅,拿出仅有的两元钱购买教具，因陋就简，在西安一个废旧的火柴厂创办了东北竞存小学。当时《西京民报》曾报道是“长安市上唯一穷苦的竞存小学校”。东北竞存小学成立后, 得到中共陕西地下党、东北军、 西北军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关注与支持。该校学生很快由30多名发展为260多名,先后又在西安民乐园、王曲镇等地设置分校。
1937年夏，车向忱开始为筹建中学部奔波。是年8月，在车向忱组织下，东北竞存中学建立。竞存高小毕业班的学生升入中学，加上从外校报考来的学生，共有200多名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车向忱在回忆当年参加的这段抗日活动时，曾写道，由于“这段抗日工作锻炼了我，同时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懂得了这样一个真理：中华民族的危机，非靠共产党来挽救不可。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政治领导，那是一事无成的”。
1998年，车树实闻听沈阳即将建立“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消息，决定将父亲留下的这个珍贵书包捐献出来。这个由车向忱亲手缝制的，凝结着他拳拳爱国心的书包，深刻地记载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志士英勇斗争的历史片段。它以实物的形式，无声地诉说着抗日志士救国图存的伟大精神和光辉业绩。
（作者系民进沈阳市文化艺术委员会委员、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2023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