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1894—1988年）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其与郭沫若（1892—1978年）处于同时代。学界较少关注叶、郭二人的交往，一方面有相关史料较少的缘故，另一方面或与二人单独的私人往来不多有关联。但仔细爬梳可发现，《叶圣陶日记》留下了一定数量的其与郭沫若往来的点滴，本文拟围绕叶圣陶的日记，再参以书信、郭沫若研究史料等，从两人的交往角度切入,通过考察交往的大致发展脉络,还原两位中国现代史上重要人物的交往特征、交往细节及其所代表同时期一批民主知识分子的交往共性，进而为管窥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交往史、民主人士靠近共产主义提供一个观察的侧面。
云里雾里：上海的初次会面
约1921年，随郑振铎来到上海马霍路德福里的叶圣陶，在这里初次见到了郭沫若。
叶圣陶与郭沫若的首次会面是在1921年4月郭沫若明确拒绝加入文学研究会之后，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发起人，郑振铎和叶圣陶一起来拜访郭沫若，主要应该是为加强研究会与郭沫若之间的感情联络。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组织过程中郑振铎曾写信邀请尚在日本的郭沫若加入，但郭沫若未收到信故也未回复。1921年4月在上海，郑振铎邀郭沫若出游并再次请其加入文学研究会，郭沫若以“现在我又来加入，觉得对不住朋友，所以我看最好是在会外来帮助你们了”加以拒绝，这里的朋友指的是和郭沫若一起成立创造社的田汉等人。
根据《创造十年》的描绘，郭沫若对叶圣陶的初次印象还算不错。尽管交谈时郭沫若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也听不明白叶圣陶的苏州腔，这初次会面真可谓“云里雾里”。但这并未妨碍郭沫若感知到叶圣陶的“恳切”“朴实”“和蔼可亲”，在事后得知是叶圣陶后，因没能够“多多谈些倾心的话”而感到后悔。郭沫若提到看过叶圣陶的小说《伊和他》，但对这篇作品的评价则是好坏参半，“清新”是对用笔风格的肯定，“不怎么深刻”则应该是对作品思想内涵深度不够的看法。但相较于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对沈雁冰的初次印象和对郑振铎所犯知识性错误的记录来看，其对叶圣陶的初次印象确属不错。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对叶圣陶“恳切”“朴实”“和蔼可亲”的概括十分准确，甚至可以说是把握了叶圣陶性情、为人的本质特征，而他对叶圣陶早期小说作品的评价实际上也符合事实，叶圣陶在1930年回忆自己作小说经历时曾写道：“我当时的小说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同后来相仿佛，浅薄诚然有之，如何恶劣却不见得。”可惜的是，叶圣陶同时期的日记散佚，无法得知他对郭沫若的初次印象，他会不会也没有听太懂郭沫若的四川口音？
文艺倾慕：抗战时期巴蜀再结缘
抗日战争的爆发，再次将叶圣陶与郭沫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两人于上海初次会面后很长一段时间，各自奔走在自己的道路上，未见任何直接交集，郭沫若赴日、参加革命、旅居日本，叶圣陶则在教师、编辑等身份中几经转换。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1月、12月叶圣陶和郭沫若先后抵达重庆，两人在巴蜀地区生活了近八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又先后去往上海。
两人同在大后方的这八年间何时首次见面相会尚不得知，但叶圣陶却大量记录下了他对郭沫若作品的持续关注，透露出他从文艺层面对郭沫若的倾慕。初步统计，抗战期间叶圣陶阅读的郭沫若作品主要有《豕蹄》《屈原研究》《新时代》《银盒》《棠棣之花》《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等。
叶圣陶对郭沫若的才气是欣赏的。尽管叶圣陶在个人日记中较少流露对他者的主观评价，但他对郭沫若作品的广泛和持续关注，已足以昭示某种肯定与赏识。叶圣陶阅读了大量的中译外国小说，他曾指出：“有些译者实力不充而硬欲翻译的，弄来满盘皆错，使人怀疑外国人的思想话语为什么会这样不依规矩。”而他对《新时代》人物、动作、风景描写等方面简短却高度的评价，侧面反映了叶圣陶对郭沫若翻译水平的认同。叶圣陶对中艺剧团所演《棠棣之花》不足的批评，很可能是他以为演出未能很好呈现原剧本的优点。
郭沫若的作品具有其浓厚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对反动统治和消极思想的批判，期盼依据马克思主义构建一个新社会的热情。叶圣陶在接触中受到潜在影响实属必然，或许这本就是叶圣陶主动趋近民主、共产主义等思想的路径之一。《豕蹄》有对时政的讥讽，有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贯穿着郭沫若的政治理想和爱国热情。《屈原思想》是郭沫若有关屈原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可以说，其和历史剧《屈原》都是中共争取文艺领导权的重要工具与武器。关于《新时代》的译本，郭沫若称自己翻译此书时已是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了”，故而在翻译中他对小说所反映出来的一些消极思想进行了批判，并且将他对人物的看法“渗入到他的翻译中”。至于约翰·高尔斯华绥的剧作《银盒》（笔者按：也译作《银匣》），通过“同一个制度下，法律用双重标准去分别对待相同的错误”这一突出的戏剧冲突，来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和法律的弊端。历史剧《棠棣之花》讲述战国义士聂政舍身报国刺韩相侠累的故事，该剧由最初的诗剧逐步被修改成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剧，“潜藏着郭沫若以个人政治热情对中国革命展开的历史想象”。叶圣陶曾作《血和花》一文，可以说整篇文章的立意即来源于《棠棣之花》，通过征引《棠棣之花》中聂嫈所唱“我望你鲜红的血液，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开遍中华”，从而传达出叶圣陶对中国社会血流之后会慢慢开出自由之花的殷切盼望：取得抗战胜利，广大人民的生活亦能越来越好。
基于对彼此文艺水平的肯定，互相约稿成为叶圣陶和郭沫若的交往形式之一，以文艺推动社会改造。《文与艺》是郭子杰于1944年5月初主张编写的文艺杂志，叶圣陶被推举为主编。1944年5月24日，叶圣陶“作书致郭沫若，请其为《文与艺》作文”。可惜的是，同年6月7日，该杂志最终决定不办，叶圣陶给约过稿的作者写信致歉，并陆续退回收到的稿件。其中没有提到郭沫若，很可能是郭沫若还未来得及写。抗战胜利后，郭沫若也曾邀请叶圣陶撰稿，叶圣陶1947年3月26日、27日日记记载有“灯下作文，应沫若之嘱，付其所编《新文艺》周刊，未完篇”“续作昨文，毕，凡二千余”。由日记来看，叶圣陶对郭沫若的嘱托，响应快且效率高。应允在《新文艺》这样一份具有鲜明政治倾向和较强理论色彩的刊物上发表观点，叶圣陶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倾向已十分明显。
叶圣陶在文艺上对郭沫若产生的亲近感，也逐渐转移到私人关心，在特殊时代氛围中，这种私人性的关心之中往往搀杂着浓厚的政治意味。1945年2月22日，由郭沫若起草、300余名重庆文化界人联合签名的《对时局进言》在《新华日报》发表，引起国民党当局震怒。不久，郭沫若任主任的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解散。听闻此，吕朝相、王冰洋拟了慰问郭沫若的信请叶圣陶修改，叶圣陶以为“郭为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今其会撤销，名曰裁去骈枝机关，实含有政治意味，故慰问之。余略为改易而已”。这里透露出叶圣陶极高的政治敏感度，他看到事件背后的本质，慰问信应该也署了叶圣陶之名，代表着成都文化界对民主运动的支持。
1945年，郭沫若去苏联之时，叶圣陶也兴致昂扬作诗赠别。1945年5月，苏联科学院邀请郭沫若出席其二百二十年的庆典。郭沫若临行前，有200多人为他送行，很多人都有发言，叶圣陶则作诗一首相赠，“诗与彬然同署名，其语云：‘期申文化联盟愿，聊遣乘桴浮海情。天地终宽复谁局，独往独来郭先生。’文化联盟者，郭近作刍议提倡者”。诗的前两句或表达的是郭沫若此行目的，即通过文化交流达到中苏联盟目的，后两句则揭示了叶圣陶对郭沫若自由独立人格的肯定和对未来“天地终宽”的期待。有的学者提出侯外庐“携世界民主潮流之真谛，以供建国之参考”的发言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民主人士的希求”，期望了解苏联从而探索新的国家和政权组织形式，叶圣陶所写的诗传递亦是如此一般的心情。同年8月郭沫若回国后，曾在多种场合分享自己的经历，叶圣陶也于一次招宴上听郭沫若谈苏联见闻。无论是将在苏联的日记整理成《苏联纪行》加以发表，还是在多种聚会场合分享见闻，郭沫若或都是在“向民盟等活跃在重庆民主战线上的人士传递共产党执政的优越性这一讯息，以此为中共在民主协商中争取筹码”，叶圣陶也是被争取的民主人士之一。
共促民主：解放战争时期重庆与上海的短暂重聚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至12月，叶圣陶与郭沫若在重庆有着三个月的同时空经历，尽管时间短暂，但二人或为客或为主，在各类场所相会的次数却不少，这不仅加强了彼此的感情联络，也成为叶圣陶接触郭沫若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方式。10月28日，叶圣陶与傅彬然一起赴郭沫若、潘梓年招宴，席间有周恩来等人。11月16日，郭沫若五十四岁寿宴在被称为抗战时期的“民主之家”——特园鲜宅举行，叶圣陶记录这场生日宴：“到者甚众，余仅识其小半而已。一时开宴，陈席于草地，凡七桌。客互劝饮，吞酒无算。”郭沫若喜欢组织各类聚会，这成为民主人士了解和交流的重要场所。12月14日，《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在白玫瑰餐厅宴请，郭、叶二人之外，还有矛盾、巴金、阳翰笙等人，“《新民报》颇欲改进，近日已颇得社会好评，一般认为在《大公报》之上。诸友亦乐于助之。饮酒甚多，皆甚欢”。文化界同人助力报纸期刊的改进以推动民主。
1946年2月，叶圣陶先郭沫若回到上海，但他对留在重庆的郭沫若及其他为民主而斗争的同仁的关心一刻也未停歇。2月9日，叶圣陶经历四十七天漫长而惊心动魄的江上航行抵达上海。2月10日，郭沫若等人在重庆遭受“较场口血案”。2月11日，叶圣陶从报纸上得知此事，立刻写了《我们的态度》声援郭沫若等人，并在日记中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和对争取民主将面临重大阻碍的深切担忧，“争取民主，势必与此辈作正面之斗争。协商会议居然有结果，最为此辈所不满，故有昨日之丑事。以后恐将不断发生，或且有更严重之祸乱”。2月12日，叶圣陶“写一信慰问沫若、公朴诸君，与彬然同署”。叶圣陶不顾舟车疲劳，立即响应，有对郭沫若等人身安全的热切关心，也是他对民主斗争的大力支持。
1946年5月8日，郭沫若“乘飞机离开重庆，下午抵上海”，他和叶圣陶又重聚到同一空间，和在重庆一样，两人在各类会餐、会议中相会，对民主与解放的期盼使得他们更为关心时局。1946年6月13日，孔另境邀叶、郭等至其服务的《改造日报》社参加座谈会，此次座谈会还有马夷初、田汉、冯乃超、陈望道、翦伯赞等，可见其共产主义色彩。郭沫若在上海也喜欢于寓所举办各类聚会，从《叶圣陶日记》来看，大家对时局的关怀是聚会高频话题。1946年7月23日，“晚六时，应郭沫若之招，至其寓所。到者二十余人，多数为熟友。听周君谈近局，剖析极详”。这里的“周君”指的是周恩来。同年8月28日，“五时，偕彬然至沫若家，友人到者四十余人。听李君邓君谈政治谈战事。似全面内战最近期间殊无停止之望。虽马与司徒两人仍在斡旋，而美国苟不变其两面政策，则适与斡旋之力相抵消”。郭沫若无疑是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与叶圣陶等民主进步人士的进一步联合、沟通的桥梁。
除了这类略带有私人性、隐秘性的聚会外，叶圣陶与郭沫若在上海也经常参加一些群体性、公开性的主题活动，他们先后参加多位民主战士纪念会或追悼会，首要者是鲁迅。早在1945年10月19日，叶圣陶和郭沫若都还在重庆时，他们就参加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冯玉祥、郭沫若、叶圣陶、胡风、周恩来在纪念会上讲话，面对如此规模盛大的会议，民主势力的迅猛发展势头使得叶圣陶大受震撼，对未来的形势也更为明晰。1946年，叶、郭二人又一起在上海参加了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两人在会上作了演说，此外还有邵力子、沈衡山、周恩来、许广平的发言讲话。叶圣陶称赞这次纪念会“秩序甚好，听众满堂，肃静无哗，诸友均大为满意。初意此会未必能顺利举行，而居然得此成绩，深足慰矣”。原本以为可能受阻的会议得以顺利举行，且规模宏大，民主力量的发展和得人心已是历史大势。
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等民主战士亦是叶圣陶与郭沫若的连接点。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7月15日，闻一多在参加李公朴追悼会中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民主人士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更加积极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之中。10月4日，李、闻二人追悼会在上海举行，叶圣陶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尽管国民党反动派提前安排以“操纵会场空气”，但也难以抵挡民主力量。郭沫若所作讲话《祭李闻》曾概要发表在1946年10月5日的《文汇报》，主要是呼吁学习李、闻的革命精神。叶圣陶对其予以了较高评价。就在李、闻追悼会后不久的同月27日，陶行知追悼会在震旦大学举行，叶、郭二人参加，叶圣陶称“沫若、沈衡山、俞庆棠等之演说，皆有见地”，根据1946年11月16日出版的《联合画报》可知，郭沫若在追悼会上主要抓住陶行知的“创造”精神来对其人格予以了高度称赞。
从叶圣陶方面来讲，其与郭沫若的交往已经由最初较为明显的文艺性逐步向政治性偏转，但文艺与政治始终不曾分割开，二者互相促进。开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的出版，见证了1946—1948年叶、郭等民主人士为文艺和政治理想的协同努力。叶圣陶从一个出版人的专业角度，对作品的学术价值、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予以了充分肯定。全集的出版，汇集了以朱自清为代表的学院派、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文协成员和以叶圣陶为主的出版人等各方力量，“通过此合作,这群知识分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和认同，正是这样的原因，易代之际吴晗、潘光旦、浦江清等人才拒绝南下，留守北平迎接解放，而叶圣陶、傅彬然等则选择离开上海北上参加建国大业”。
走向共和：在北京共谋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
1948年11月，在香港已经待了一年的郭沫若被安排北上解放区，筹建新政协。随后，1949年1月，叶圣陶也离开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他们共同期盼的新的政权组织形式终于要变成现实，此后，二人皆投入如火如荼的新中国成立和发展工作中。
叶圣陶与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都承担着十分重要、艰巨且繁多的工作，尤其是在文化科教事业方面两人经常在各类会议上碰面，但这种交往似已彻底偏向公共事务性。据《叶圣陶日记》，两人共同出席的会议主要有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和后续正式会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预备会和后续正式大会、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等。1954年9月15日—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9月23日，叶圣陶来到怀仁堂，“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郭沫若发言，补述文化工作方面之成绩”。这似成为《叶圣陶日记》最后一次提到郭沫若之名。
值得一提的是，政务性的会议和事务性的会餐之外，语文教材成为叶圣陶、郭沫若二人之间的一个隐性连接。叶圣陶作为新中国教材建设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在1949—1966年间他主持编写了我国前五套中学语文通用教材，根据初步统计，这五套教材选用过的郭沫若文章有：《屈原》《我想起了陈涉吴广》《天上的街市》《杜鹃》等。在斟酌、编排和审订教材时，叶圣陶是否想到自己曾经读郭沫若作品的时光？
叶圣陶、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差异、分歧和情绪等在他们之间客观存在。就政治身份而言，一人加入民主党派，另一人则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文学主张来看，因“为人生”与“为文学”的区别，他们选择了不同文学组织；从对某些具体事务的反应来看，他们的做事方法和性格各不相同。然而，这些都未影响他们彼此的交流与了解，以至于他们能够并肩作战，共同为中国文艺的发展和民主的进步做出努力，持续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大业贡献力量。两人的早期交往较多地呈现着一种私人性和事务性夹杂的特征，越到后期，群体性、公共性、事务性愈加明显，这有二人主动选择的缘故，也与其背后的时代之手密不可分，而这也是同时期诸多民主知识分子交往的共有特点，成为时代图像不可或缺的构成画面。
（2023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