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应江山中学堂堂长毛云鹏之邀，马叙伦携妻子来到江山县，任江山中学堂文史教师。他与余绍宋等青年教师率先垂范，剪去发辫，发起成立“天足会”，立志革除封建陋习。在教学中他们相互切磋，默默耕耘，其博学多才的形象、倜傥不羁的性格、得心应手的授课，给江山学子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他们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一场风波正在江山中学堂悄悄掀起。
一次，毛云鹏与余绍宋去上海、杭州置办课本和教学用具，顺手买来一些印有慈禧太后、皇帝妃子画片的包装纸。毛云鹏无意中在有慈禧太后画片的包装纸上，写了《西厢记》一句台词“我见了也销魂”，并随手扔在纸篓里。
不料失去书院膏火收入、一直对江山中学堂耿耿于怀的地方保守派周渠清得到这一废纸后，心中窃喜。他大肆指责毛云鹏大逆不道，是“革命党”，并告到江山县衙。
马叙伦得知这一消息，忐忑不安，急急为毛云鹏起草辩解的文稿，并走访知县李钟岳，商讨解脱办法。知县李钟岳是一忠厚长者，也打算消弭这一风波。经多次商议，鉴于保守派一定的势力和无理取闹，最后劝毛云鹏出一百担谷子，平息了这一事件。
事后，毛云鹏虽舒了一口气，但意兴阑珊，便辞去堂长之职。马叙伦、余绍宋等也决意与毛云鹏共进共退，辞职而去。离开江山时，郑纪文、杨德中等数十位中学堂学生含泪相送。
这场风波，马叙伦铭刻在心，久久难释。他在《我在六十岁以前》一书中有近千字的详细记载。文中最后一段说：“有了这件事，毛先生（指毛云鹏）自然不能再办学校了，我也回了杭州，下半年去广州。这是前清光绪三十二年的事，这时我二十二岁。”
马叙伦离开江山县后，除在有关学校担任教师外，又多次参与办报工作，如编辑《国粹学报》、筹办《大共和日报》等。其中1912年与毛云鹏再度携手创办的《彗星报》轰动一时。
《彗星报》的办报宗旨是：“挽回颓波，董正巵言。”《彗星报》发表的文章，大多涉及政治，直面人生，一些批评和建议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如1913年12月1日社论《论民国宜急立用人之法》中说，“国家之治恃得人才，前清之亡，亡于用非其人也”，提出“苟求民国振兴，为国求贤为第一要义”。
1914年，马叙伦、毛云鹏等因种种原因，将《彗星报》交兰溪学者胡醒猷管理，报社迁往杭州焦旗杆。后因刊发官商勾结、粮价攀高、平民饿死街头的报道和抨击政府未为民作主的文章，触痛了当局，加上衙警多次到报馆扰乱和罚款，报社难以开展正常工作。1915年，《彗星报》停刊。
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马叙伦回北大任文科教授，并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主旨，促进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批杰出人才也先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和供职。马叙伦与蔡元培相知相助，积极推行教育改革，并从事专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尤其对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写出《庄子义证》《老子校诂》两部专著。
在这一时期，一批勤学奋进的江山籍学子也集聚在北平，如毛子水、毛以亨、毛渊、朱曜西、毛皋坤、朱云光等在北京大学深造，还有一些意气风发的江山学子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法政专科学校等读书。
当时北大成立哲学研究所和新闻学研究所。江山的毛以亨、毛子水等喜欢听哲学课，而江山的朱云光等只喜欢听新闻学课，蔡元培校长还亲自给他们发了听课证书。
他们特别喜欢听马叙伦讲哲学课，认为马叙伦的授课，深入浅出、生动风趣。据毛以亨回忆，在北大大礼堂听课时，马叙伦讲起庄子学说，条理清晰、滔滔不绝。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16人中有15人选择听马叙伦讲课。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江山籍才子毛子水。他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预科。正式考入本科后，曾与北大文科的同学发起成立“新潮社”，编发《新潮》杂志。他后赴德国深造，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 并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
毛子水在北大求学时，虽专攻理科，但由于国学根基深厚，性喜文史，与傅斯年、顾颉刚、茅盾、罗家伦等友善，相互切磋，并做专题研究孔子的《论语》。
毛子水与其他江山籍学子一样，喜听马叙伦讲课。他经常拜读马叙伦的著作，且提出许多观点与马叙伦交流。马叙伦也欣赏毛子水的才气，在《天马山房文存》一文中专门记载了马叙伦答毛子水书。曰：“子水足下，仆于学觕涉樊篱也，徒以糊口为谋，勉出其短。以兴二三始学之俦相摩习，若酬通知，答明问，愧不敢矣……仆自少慕为马、班、韩、柳之文，又妄谓能理《春秋》大义，近乃悔悟，始治小学，于《说文解字》粗通义倒而已。”回函中，既展示了马叙伦治学严谨，也体现了他与毛子水的情谊。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在北大任教的马叙伦走出书斋，和北平大中学校的师生一起度过了斗争的日日夜夜。为了支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挽留校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成立教职员会，一致推选马叙伦为书记，后任主席。不久，北京中等以上学校也成立教职员联合会，又推选马叙伦为书记，后任主席。
在五四运动中，一大批在北京就读的江山籍青年学生加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出身江山县文溪镇雅儒坊名门望族，于1913年考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后留校任助教的毛咸，与北京大学的江山籍青年毛渊、毛子水、朱曜西、毛皋坤、朱云光等也积极投身到五四运动中。
1919年6月，毛渊奔向北京街头，满腔热血地发表演讲，一群北洋军阀手拿警棍冲散队伍，毒打演讲青年。毛渊等不幸受伤，后又被拘留。马叙伦闻之，义愤填膺，急忙以教职员会代表的身份来到“临时监狱”，探望毛渊等被捕的学生，并在军警的监视下，巧妙地用文言文婉转传递外界信息，鼓励这些青年学生增强信心，继续战斗。同时，马叙伦又率领教联代表，多次到当局交涉，呼吁释放被捕学生。
毛渊在狱中因受饥饿，加上遭到毒打，不幸染上伤寒病，获释后由毛咸、朱曜西等护送回江山。8月，毛渊病情加重，医治无效病亡，时年29岁。毛咸、朱曜西将此事通报全国后，引起广大教职员工和青年学生的无比愤慨。马叙伦动员在京的教联会、学生会和爱国人士发出唁电、挽联。
身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会主席和北京八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的马叙伦与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坚持不懈，英勇斗争，多次带领北京大中学校教师、学生万余人，上街游行，组织演讲，宣传民主和科学，反对独裁统治，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1921年6月3日，在索薪运动中，马叙伦在新华门不幸遭到北洋军阀军警的毒打，左腿和腰部均受重伤，北大教授李大钊、青年教师毛咸也被军警打伤，3人均被师生护送到宣武门外首善医院急救，住院达十天之久。那段岁月的风雨，鲁迅著作《两地书》中许广平曾提及，“昨下午快到晚饭时候，伏园（指孙伏园）和毛子震（指毛咸）来大石街旧校相访……”
马叙伦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在北大期间，先后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茅盾、鲁迅、胡适、郭沫若等社会各界名流雅集唱和，也常与江山的学子们结伴畅游，或觞咏酬唱，或濡墨挥毫，留下了许多精妙绝伦的诗章，如《奠陈介石师文》等。
也许在青年时期与余绍宋在江山中学堂任教过，马叙伦与一群江山学子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并游览了西山、景星山等名胜。马叙伦对江山的人文历史和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其撰写的《景星山记》至今仍让人百读不厌。《景星山记》中曰：“拂尘数日，乃邀毛子酉峰，请为向导，走往访之。拾级至山腰，从樵路行，得一庵，所谓小九华者也。”
马叙伦又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其书法笔势劲逸、雄浑刚健，但又不失清丽秀雅，卓然自成一家。1936年9月，马叙伦应江山籍著名学者王访渔邀请，为其父王荣卿题写碑文。马叙伦毫无犹豫，欣然命笔，写下了“王荣卿先生暨德配柴夫人之墓。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杭县马叙伦敬题。”碑文笔力遒劲、工整端庄，既为江山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墨宝，也体现了他与江山学才的深厚情谊。
马叙伦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50多年了，但他对江山的感情，对江山学子的爱护，对民主科学和教育事业的贡献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2024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