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贫寒，却立志诊治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病”。
他，一介书生，却受邀于春天在西柏坡面见毛泽东同志。
他是犯罪学博士、大学教授；他是革命志士，曾参与民进创立。在90多年前以《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为中国犯罪学拓荒和奠基。他与雷洁琼相识于燕京大学，携手以笔为枪的斗争，并肩学术报国的征程，相守40余年风雨，历经终其一生沉浮，锲而不舍寻求真理，矢志不渝呼唤光明。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辉时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离开燕京大学后当过监狱副典狱长，当过上海新华银行的总秘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全国高校调整之际参与筹建并任教北京政法学院，为国家培养大批政法人才，他最终归宿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他，就是中国犯罪学先驱、余姚人严景耀。
1993年5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来到余姚，为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开馆剪彩。雷洁琼在《严景耀文集》的序言中说：“景耀同志是浙江省余姚市人……景耀在学术上突破旧理论框架、观念模式和研究方法，他采用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将社会问题、文化环境与犯罪现象联系起来考察。”
高士后裔 山高水长
严景耀生于1905年7月24日。据法律出版社《天下·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介绍，严景耀的祖父严魁元，号炳臣，曾在镇江、扬州一带经商。然而时局动荡，生意惨淡。祖父离世时，父亲严麟章还不到15岁。严麟章，字子贤，早年在杂货铺、煤铺做学徒，曾在上海闸北一带和朋友合办一间鼎昌号煤铺，但生意萧条，一家人勉强度日。对严麟章而言，儿子严景耀、严景珊聪明好学，令他有所宽慰。
1915年，严景耀在上海就读湖州旅沪公学。1920年7月27日《申报》第11版刊登消息：“湖州旅沪公学男女两校本学期有学生一千一百六十三人，昨日举行暑假休业礼并高初等毕业式。由校长凌铭之给发文凭奖品，各教员相继致训词，末唱毕业歌而散。毕业生计高小严景耀等九人，初小王扆家等四十九人。”随后，严景耀升入上海民立中学。民立中学始建于1903年，以教育救国﹑培养栋梁之材为己任。严麟章省吃俭用供儿子上学。
1924年，严景耀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然而，严麟章无力供其上大学。所幸，严景耀的堂房姑母伸出援助之手。堂姑父汝守梅早年留学美国，家境殷实。
严景耀的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里，“青少年偷窃”系列中，严景耀所记的第一例个案是“吴成生”。吴成生11岁，智商132，父亲在军队工作却领不到薪水，母亲拼命干活才能维持一家生活。他想上学，但母亲的回答是：“等你爸爸有了钱时再说吧。”他看见路边放着一辆洋车，就把车垫子偷跑了。他被抓后送进管教院。他的功课很好，在接受严景耀调查时，他说：“我想我将来不再找麻烦了，好好地读书，希望将来能成个老师。管教院的学生们都喊我‘教授！教授！吴先生！吴先生！’”
严景耀在记录这一“个案”时，想必不胜唏嘘。人生恍如AB剧，聪明好学的吴成生似乎是严景耀的人生B剧。回想自身，他何尝不曾面临失学而成为另一个“吴成生”？幸好，严景耀演绎的终究是成为教授的人生A剧。
余姚的严氏，可追溯到东汉。《后汉书》称：“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据学者陈夏红记述，严景耀自小就常听族人讲先祖严子陵的典故和传说。好学如严景耀，应该读过范仲淹赞誉严子陵的句子。纵观严景耀一生，求学问、务实效，重名誉却淡名利，重事功却轻功利。或许，于严景耀就具备作为严子陵之后风脉的一生写照：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燕园明志 铁窗问道
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诸多知名人士亲历惨案，朱自清就写有《执政府大屠杀记》：“三月十八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日子……这一日，执政府的卫队，大举屠杀北京市民——十分之九是学生……这一次的屠杀，我也在场。”当时，严景耀代表燕京大学学生参加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活动，也是亲历者。严景耀认识到，民生之所困苦，社会之所动荡，是因中国病了，得治。
校园暂且有一张安稳书桌。1927年夏，严景耀主修犯罪学。他说：“监狱就是社会医院……可是这医院的医生，绝不是普通的大夫，乃是监狱教育专家，乃是社会服务专家。”当时，中国犯罪学几乎空白。“要医中国犯罪的病象和改良监狱的生活，先要明白目前实情；要调查实情，非‘到监狱去’不可。”1927年，严景耀决定深入监狱以获得中国犯罪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老师得知后，和京师第一监狱商量，提供便利。
1927年暑假，严景耀进入京师第一监狱，与犯人同住、同食、同劳动。一住，就是3个多月。在和犯人接触过程中，他常帮助犯人给家里捎信。与犯人建立信任关系。严景耀把犯人口述与官方记录等相互印证，掌握真实的犯罪情况，寻找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他对因迫不得已而犯罪的贫苦百姓充满同情，写成本科毕业论文《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1928年发表于燕京大学社会学会年刊《社会学界》。这是他成为中国犯罪学先驱的第一份文献。
1928年暑假，严景耀在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研究生，继续研究犯罪学，同时勤工俭学兼任助教。他带着学生赴河北、山西、浙江等省的20多个城市调查监狱。为更深切感知社会，他甚至带着学生参观妓院、老煤窑，收集各种犯罪类型个案资料，绘制统计图表，积累300余件个案资料和大量图表。1929年6月，严景耀完成硕士论文《北平的罪犯情形》。取得硕士学位后，他被燕京大学聘为讲师，主讲刑犯学及监狱行政科目。每月家里开支用度由其寄去，其弟严景珊在燕京大学求学的费用亦由其承担。
1929年9月，严景耀的八省调查成果《中国监狱问题》发表在《社会学界》年刊上。严景耀在业内声名鹊起，被聘为“豪威特英格兰刑法改革同盟”中国记者。11月，河北成立一个监狱协会，由严景耀担任常务委员，主管研究调查和编辑中国第一本监狱学专门刊物《监狱新闻》。1930年，严景耀受委托调查研究山西、河北、湖北、湖南四省的监狱与犯罪。由此，严景耀基于对人的关切结合社会变迁因素而进行的犯罪社会学研究，在燕京大学形成传统。严景珊《一个北平惯窃之自传的研究》、周叔昭《北平诱拐的研究》、谢佑幼《女杀人犯的个案研究》、檀先璜《近今中国犯罪研究的分析》等毕业论文，都源起于他的示范。
周游诸国 缘定燕园
1930年7月底，严景耀受委派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十次国际监狱会议。途经苏联，停留半月，再赶到会议所在城市布拉格，为期一周。经此，严景耀的国际视野骤然打开，将中国犯罪问题放在世界坐标中加以定位，显现更清晰的逻辑肌理。次月，严景耀调研德国、法国及英国的监狱。1931年秋，严景耀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进修犯罪学与监狱学。1934年，他以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严景耀将当时的中国犯罪问题归结为三个原因，即社会变迁引起新旧法律观点及道德观点的矛盾；犯法成为谋生求存的唯一出路；社会制约失效和社会解体。
1934年秋，严景耀在莫斯科外国语学校教英文。1935年1月，转入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研究该国的犯罪学和监狱学。1935年6月，应燕京大学邀请，他重回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执教，讲授社会学概论、犯罪学、社会运动自然史等课程。在当时的社会学者里，以独立研究开设犯罪学课程的，首推严景耀。“犯罪学”的课程说明如下：
本课程的目的，乃是研究犯罪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特殊着重中西文化接触前后犯罪变迁的比较分析。根据国内所搜集的犯罪统计与个案材料，说明犯罪如何与文化各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及犯罪如何可作为文化失调的标记……
此时，严景耀与雷洁琼相遇了。他们都是1905年生人，雷洁琼生于广东台山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曾是晚清举人。1931年，雷洁琼取得社会学硕士学位，获南加州中国留学生最优学习成绩银瓶奖。同年，应聘任教燕京大学。缘分就是这么奇妙，他们在燕京大学前后一年“擦肩而过”。四年后，还是在燕京大学做了同事。与其他同事一样，雷洁琼经常跟严景耀讨论问题。渐渐地，雷洁琼被严景耀渊博的知识、独到的观点、温良的性情所吸引，严景耀也对雷洁琼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和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产生好感，成为了知心朋友。
1935年12月，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在收到预期效果的同时，许多进步教授也被当局所忌惮，受到各种形式的排挤。1936年暑假，北京大学校长动员马叙伦去南方休息。当局向燕京大学施压，敦促严景耀离开学校。有人扬言，要将严景耀赶出燕京大学。与严景耀有联系的燕京大学中共地下党员老李，亦劝其暂时离开。严景耀不得不考虑撤离。
孤岛悬灯 志同道合
1936年，严景耀因在犯罪学上的学术声望，经引荐，离开燕京大学赴上海担任工部局监狱典狱官。期间，他曾营救中共地下党员。雷洁琼离开燕京大学后主要在江西活动。他们虽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江西，但自在燕京大学相识、相知，始终保持书信联系。1941年“皖南事变”后，雷洁琼抵达上海，严景耀到车站接她。没过多久，在一次以进步人士相聚共商时事的“星二聚餐会”快结束时，雷洁琼宣布：“我和景耀7月5日结婚，到时候我们请大家的客。”
7月5日婚礼那天，赵朴初即席赋诗一首：“参差两两好安排，嘉礼从今美例开。越粤人才夸璧合，前称周许后严雷。”对两人的美好相遇和结合，这是客观的、熨帖的记录。“前称周许后严雷”中的“周许”，是指周树人也就是鲁迅，许是许广平；“严雷”，是指严景耀、雷洁琼。鲁迅是浙江人，严景耀是浙江人，许广平是广东人，雷洁琼是广东人。赵朴初将严景耀、雷洁琼的珠联璧合与鲁迅、许广平的比翼双飞，相提并论，给予“越粤人才夸璧合”贺喜。
1942年，严景耀离开监狱岗位，到上海新华银行任职。1946年6月23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的上海各界人民赴南京和平请愿团，出发前往南京和平请愿，呼吁当局停止内战，实现长久和平。马叙伦、雷洁琼等9人为和平请愿团代表，另有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推选的两名学生代表。在上海北火车站，300多个爱国团体十万余人送行，王绍鏊、陶行知、林汉达、周建人、许广平、沙千里、严景耀、吴晗都走在送行队伍前列。
然而，当和平请愿团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冒充“苏北难民”的特务围攻，阻止请愿。代表们被殴打致伤，雷洁琼衣服被撕破、手包被抢走，脸上鲜血直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6月24日，严景耀在上海听闻消息后，悲愤不已。他迅速赶到南京，看望雷洁琼。
1946年8月，雷洁琼返回燕京大学执教。1947年3月17日，严景耀受邀重返阔别十年有余的燕京大学。《燕大双周刊》第35期第一版刊发消息《严景耀先生已抵校授课》。1949年1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严景耀、雷洁琼和民盟成员费孝通、张东荪四人，在解放军护送下前往华北解放区。1月26日，严景耀一行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晚餐后，一番长谈，直至深夜。雷洁琼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话使我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深刻的教育，认清了民主党派的政治方向，更坚定了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决心。”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雷洁琼、严景耀均出席。
（2025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