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是民进创始人之一，亦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19年，周建人迁居北京，从事著译工作，同时在《东方杂志》、《妇女杂志》、《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妇女解放，普及科学知识。其中，周建人参与编辑尤为深入的是《妇女杂志》。

　　《妇女杂志》创刊于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众主要是女性，它是民国时期影响力最大的女性杂志，曾列居商务印书馆“十大杂志”之一。初期，杂志内容偏向文学、艺术、家庭、社会等方面，但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社会新思潮的崛起，解放妇女的声浪日渐高涨，原本以倡导“贤妻良母”、“三从四德”为主旨的杂志内容受到了大量的舆论抨击。商务印书馆“为了迎合潮流，挽救声誉，不得不进行改革……从撤换各杂志的编辑入手”将主编换为章锡琛，对杂志内容进行彻底改版，以探讨“新女性主义”为主题刊发了大量文章。而章锡琛也正是在此时，向正在北京的同乡周建人发出邀请，请其协助共同编辑《妇女杂志》。因此，周建人自1921年始，以“建人”、“克士”、“乔峰”等笔名在杂志中发表了近200篇文章，基本构建了其作为“新女性主义”人士的女性观，为当时女性的权益提升和社会地位提升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周建人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与观点

　　提倡女性教育平等权。周建人曾谓“培养女子的教育，固然不是‘三从四德’和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也不是学几针刺绣，及切剁得极细巧的烹调；只是人生应有的智识，人们相互的关系，养成健全的心身，便是琢成社会上有用的材料。一面去掉无用的旧观念，一面使对于新观念有能批评的能力”。在当时的社会体系中，大量女性是无从获得教育的权利的，即使其中少部分获得了教育的女性，也是被灌输如何服侍父夫，女性“不过当作生育的机关罢了”。周建人明确表达教育是为了使女子能成为独立的个体，好的教育正是教做人，而后才能谈论职业、经济、人格方面与男性达到对等。此外，也要遴选女性中具备适宜领域研究的对象，如在理工科学方面有天赋的女性，则“不妨授以和男子一样的科学教育”。这样，有才干的女性不会被浪费，而大多数普通的女子也可以习得更多人格独立的观念，亦能在争夺社会权利上有更多裨益。“虽不能望全国女子都如此，但如此能有若干人，许多关于女子的问题也便容易解决。”

　　主张女性经济独立。在五四运动过后，关于女性就业在社会上是有诸多论调的。保守者仍认为女性应以母职为本位，即使谋求社会职业，也应顾及家庭而选择更灵活或强度较低的工作，并不适宜从政或诸多“不适合”女性的职业。而激进派则认为男女应可同享所有社会资源，包括男性可以从事的职业，女性也并无不可的。

　　周建人对女性就业和经济独立的观念是更为激进的，首先他赞同并引述美国女性主义者纪尔曼夫人（C. P. Gilman，1860—1936年）的观点：“男女两性终必倾向各自经济独立……但必须使妇女先有经济的独立，无论在产业上或办事上，都不受丈夫的拘束，才能实现”，“妇女经济独立是使她脱离性奴隶生活而进入人的生活的大道，舍此没有别的办法了”。且在女性就职与生育孩子之间的冲突中，他也旗帜鲜明地更为支持纪尔曼的观点，即女子应当在生育后继续全身心投入职业与经济的创造中，孩子是应由公家所设立的育儿园抚养。育儿园中的保姆受过专门养育孩子的训练，比起更多毫无经验的母亲要好得多。

　　倡导恋爱与婚姻自由。五四运动时期，女性的婚姻仍大量处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遑论恋爱自由。周建人认为“人类两性间的爱情是包括一个友情在里面，再加上异性的爱，所以变了更密切了，所以女子并不是‘以色事人’，纵使色衰了，爱情仍然是可以存在的。可惜从来多少人民一味将恋爱抹煞，婚姻如牧人手下的牛羊般由人择配”。这不仅是周建人对恋爱意义和价值的高度肯定，更是对媒妁制度的批判，女性在恋爱婚姻中是否具有主动权亦是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标杆。“婚姻当以恋爱为前提，其中含有认婚姻当事者是个个人，和自己负责的意义。尤其是将女子从被支配的地位，而擢升至和男子对等的地位，从个人意外的原因的结合，一变而为当事者自己为基础的结合了。”这种对女性个人意愿的诉求，也彰显出周建人自身对自由和独立的重视和向往。

　　在倡导恋爱、婚姻自由的前提下，他还批判娼妓制度。因为在封建环境下，女性在确立婚姻身份后，要保守贞操——且并不是自由恋爱状态下自愿遵守的纯洁贞操，而是被社会强制套上的枷锁。但与此同时，男性则可以狎妓宿娼，这显然是与男女平等背道而驰。他主张废娼一从经济改革入手，去除压迫妇女为娼妓的经济原因；二从道德改革入手，改造男女关系的观念，因“卖淫的虽是女子，而卖淫这件事的本身却是男子的问题，是应男子的需要而起的”。

　　周建人女性观的进步与局限

　　以周建人为代表的激进的“新女性观”是具备前瞻性和进步性的，客观上影响了女性地位。周建人参与编辑撰稿期间，《妇女杂志》的文章质量达到了顶峰，杂志销量也由五四运动前的每月两三千份升至当时的每月万份以上。这带来了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一部分具备文学知识素养的女性开始积极发声。另一方面，广大仍处在蒙昧中的妇女，其素质也开始逐渐向更高转变，迎来了觉醒的曙光。这一点曙光，正是新时代女性解放的启蒙之光。

　　但不可否认的是，五四运动中，在《妇女杂志》上发表“新女性观”言论的编辑为数众多，周建人是其中发文数量尤多的重要一员，但众多的编辑中，男性比例仍占到八成以上。这充分说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其实所谓“女性主义”的核心话语权，依然掌握在男性手中，男性因社会分工的关系，居于在这个系统中的指导地位。女性能发声的渠道太少、太窄，故而周建人所倡导的女性之崛起难免成为男性立场下对女性的想象，而并非女性自己构筑起来的体系。加之中国的父权制度统治时间长、强度大，妇女的主体性已经在这种日久天长的压抑中变得非常匮乏，想要迸发极为强烈的革命性和对抗性是客观困难的。纵然有少数先进女性竭力发声，亦有如章锡琛、周建人等“新女性主义”者的协助，但在仍未摒弃封建传统的近代，确实是举步维艰的。

　　其次，周建人的女性话语体系架构中，明显受到来自达尔文等西方科学家关于“遗传学”、“优生学”、“人种改良学说”的影响，在《恋爱结婚与将来的人种问题》一文中，提出生物选择一个优秀的配偶可以促进其种族的改良，这是源于生物体内对强者的自然选择。对人类来说，找到一个优秀的配偶对社会的发展进化亦十分重要。这可被视作当代社会“优生优育”的一种初步状态。但周建人认为“两性关系在优良、成长的人，虽然是私事，但等到产生小孩的时候，那便是和社会发生关系了”。社会未来能够进步最重要的是社会中的人是否优秀，所以“癫痫、白痴、低能和许多残缺的，及在病态中的人……其子女不适合于未来民族的，他们仍然不应当繁衍他们的子女”。这类受西方思潮影响过深的言论，诚然局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但多带有激进的色彩，而且看法也较为理想化。也是周建人大量翻译、学习国际各国女性学说时符合客观规律的、不可避免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