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如晦的20世纪，湖南醴陵这片热土，孕育了两位道路殊异却命运交织的人物——杨东莼与刘斐。他们从同窗少年到阵营分野，再到民族危亡时并肩作战，在近代中国的激荡浪潮中，共同书写了一段交织着理想与抉择的往事。

　　幼同里，长同校：革命意识的萌芽

　　1913年的醴陵县城，朱子祠高等小学的院落里，一场震动地方的罢课学潮正悄然兴起。13名热血少年以“自由平等”为旗帜，持续75天的抗争席卷校园，李立三、李明灏等日后影响中国历史的名字赫然在列，杨东莼与刘斐便是其中的活跃身影。彼时的醴陵虽处内陆，却因湘军百年积淀的变革基因，弥漫着对旧秩序的质疑——这场学潮，恰似一粒火种，在两位少年心中播下了反抗与革新的种子，成为他们革命意识的最初启蒙。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两人的人生轨迹开始分野。杨东莼北上求学，考入北京大学后沉浸于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在李大钊等先驱影响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刘斐则循着湖湘子弟“投笔从戎”的传统，考入广西陆军讲武堂，后凭借过人军事天赋，逐渐成为桂系倚重的智囊。这一分叉，预示着他们将在不同的政治阵营中，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呼唤。

　　东京偶遇：异国他乡的相知与相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中国，杨东莼与刘斐竟不约而同辗转至日本。杨东莼因身份暴露前往东京，潜心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图“笔杆子救国”；刘斐则被桂系保送至日本陆军大学深造，系统学习现代军事理论。异国街头的偶遇，让这对同乡重逢于困顿与求索之中。

　　彼时杨东莼生活拮据，不仅要筹措学费，还需兼顾译著开支，刘斐当即让夫人腾出家中一间空房，邀他同住。杨东莼患病时，刘斐更是解囊相助，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让两人在朝夕相处中加深了对彼此的认知：刘斐见证着这位北大才子的学术成长——抵日数年间，杨东莼译著颇丰，1929年翻译的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出版后，以精准的译笔和深刻的阐释震动国内学界；1931年，他撰写的《本国文化史大纲》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以唯物史观重构中国文化史，成为当时青年学子的必读书目。而杨东莼也愈发敬佩刘斐的军事才思与务实精神，常在交谈中感叹“同乡中藏此将才，国之幸也”。这次偶遇，为两人日后的合作埋下伏笔。

　　1932年，广西筹备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今广西师范大学前身），急需一位兼具新思想与学术声望的校长。刘斐向主持广西教育的李任仁力荐：“杨东莼乃北大高材生，不仅学问精深，更懂育人之道，此人掌舵，师专必成西南学界重镇。”在他的力促下，杨东莼出任该校首任校长，以“培养革命的师范生”为宗旨，并聘请夏征农、艾思奇等进步学者。该校成为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

　　共赴国难：殊途同归的爱国担当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的曙光初现。杨东莼受中共中央委派，负责对新桂系开展统战工作，他第一时间联系刘斐：“国难当头，昔日分歧皆可暂搁，唯有团结御侮，方能救亡图存。”两人在南岳衡山彻夜长谈，随后一同赴桂林劝说桂系。最终，桂系公开表态支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刘斐赴南京，向国民政府传递桂系立场，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添砖加瓦。

　　抗战胜利后，两人虽再度因政治立场分属不同阵营，却始终保持着对彼此的尊重。刘斐曾坦言：“东莼兄的思想锐度与人格操守，即便意见相左，我亦由衷敬佩。”杨东莼也常对人说：“为章（刘斐字）的军事才能与爱国心，不容否定。”1949年，刘斐参与策动湖南和平起义，投向新中国，这一抉择的背后，或许正潜藏着早年与杨东莼交往中埋下的进步种子。

　　回望这段往事，杨东莼与刘斐的人生轨迹，恰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国路径多元，爱国初心归一”的缩影。他们以同乡之谊在民族危亡之际坚守着共同的底线——这份家国情怀，至今仍闪耀着动人的光芒。

　　（作者系民进株洲市委会专职副主委）

　　（2025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