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2024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当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哲学社会科学界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深刻领悟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题中应有之义。本文拟从庙学之历史形成发展、历史文化功能，以及庙学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三个方面，来理解和领悟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的重要思想。
一、庙学之历史形成发展
庙学是古代传承至今的儒学物质载体。“庙学合一”（孔庙和官学合一）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规制，是指在官学设孔庙（主要指唐代及以前，而宋以后又有了就庙设学或庙学并立或合一等方式），且属于国家推动之行为。其起源可追溯至周代“祭教合一”的悠久历史传统。
庙学在古代是先有“学”，包含了教育、祭祀、政治和伦理多种功能；后有“庙”，主祀孔子，并及于四配、十二哲、历代先贤先儒。起初，“庙”、“学”是分离的。夏商周三代皆有国家大学，但尚未有孔庙。孔子去世后第二年（公元前478年），始于曲阜阙里建孔庙。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一贯对儒生嗤之以鼻，甚至“溺儒冠”的汉高祖刘邦，于平叛归来路经曲阜时，以太牢祭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更达至鼎盛时期，且在中国两千年帝制时代，其崇高地位很少被动摇过。
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于太学及郡县学祭祀周公、孔子（《后汉书·礼仪志》），祀孔成为全国性的重要活动。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赴曲阜，（以太牢）祭祀先师孔子、先圣周公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太子、诸王说经。
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宋书·礼志一》）。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所建造在国家最高学府的孔庙。此可谓“庙学合一”规制之雏形。
魏晋之释奠礼，在南北朝得到继承。如学者考察，北齐在太学，是“拜孔揖颜”；于地方郡学，是“立孔、颜庙”，已非常接近于“庙学合一”之规制。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志》）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新唐书卷一五·志第五·礼乐五》）。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又敕“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有破坏并先来未造者……速事营造”（《旧唐书·本纪第五·高宗下》）。从此，孔子庙遍及天下，由此最终正式形成“庙学合一”之教育规制。宋元明清因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西学东渐，传统社会的“庙学合一”教育规制逐步解体，庙学分离，官学废弛，孔庙独存，祭孔不断（此与清末民初祭天、祭地、祭日、祭月、祭太庙、祭先农、祭先蚕、祭历代帝王等坛庙祭祀礼制终结，形成鲜明对比，足以体现祭孔之人文理性色彩），延续至今。
二、庙学之历史文化功能
那么，庙学具有哪些历史文化功能？综观庙学及庙学合一教育规制发展历史，庙学具有六大历史文化功能，笔者试述如下。
首先，庙学乃祭孔讲经之圣地。庙学承载着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民国时期（元、明、清主要于北京孔庙国子监）的国家祭孔讲经的历史文化功能，乃国家祭孔讲经之圣地。中国古代，一共有12位皇帝先后亲诣阙里释奠祭祀孔子，阐讲经典，两汉至唐期间就有8位，宋真宗、康熙、乾隆亦亲诣阙里祭祀孔子，阐讲经典，尤以乾隆帝次数最多（8次）。
其次，庙学乃礼乐教化之要地。对孔子的祭祀有三种：一是释奠礼，其又分为皇帝亲诣释奠与遣官释奠两种。二是释菜礼，是指古代每月朔旦用兔醢、果酒、香烛、芹、枣、栗等祭祀先师孔子的一种礼仪。三是释褐礼，是指参加殿试的考生在中进士后，由状元率诸进士于国学文庙向先师孔子行释菜礼，然后脱去原先平民衣服，换上官服，于国子监向祭酒、司业、博士等学官行谢师礼，并簪花饮酒之礼。其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释奠礼。释奠礼是先秦、汉、唐、宋、元、明、清乃至民国至今非常重视的祭孔礼仪，历代沿革。中国作为连续的文明有机体，考察释奠礼（包括其他礼仪）在不同朝代的延续、更替及变革，对现代中国礼仪的因循历史及创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礼乐文化之发扬（古代中国初定作乐，盛世制礼），对更好地践行“两个结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第三，庙学乃古代教育之重地。中国古代庙学合一教育规制，自周代发源，至唐代正式创立，至清末式微，民国不绝如缕，经历近三千年时间，并传播到韩国、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泽被亚洲乃至世界，教育与祭祀合一，影响巨大。国子监是我国古代的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又被称为“太学”、“国学”。作为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所确立的管理制度和教学方法，对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所刊发的许多儒家经典、文史书籍，起到了统一全国教材和传承中华文明的作用。国子监的教学管理制度和教学系统，在世界古代教育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第四，庙学乃科举制度之基地。中国古代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选官制度，夏商西周采用世袭制，东周和秦采用封爵制，汉代的察举制是科举制度的源头，察举制是指由地方官察访当地的人才推荐到中央做官。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设置进士科，实行分科取士，这是中国科举取士的开始。科举制到唐代进入迅速发展时期，特别是经过武周政权之后，科举制度更趋完善。宋代科举制度臻于完备，重视自学校选拔官吏，明清沿袭兴盛，形成“取士必由学校”的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国持续了1300年之久。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创举，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的产物，对西方近现代文官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庙学一直是科举制度之基地。
第五，庙学乃儒学、经学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儒学、经学与道统的物质载体，庙学是儒学尊师重教之重要场所。重教必尊师，尊师必尊孔，尊孔必祭孔。庙学两千年来一直扎根于中国广阔大地，赓续着中华文脉，与各地著名书院、学校一起，厚植着华夏学术根基。
第六，庙学乃治统与道统、经学与孔庙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庙学是治统（政统）与中华道统（儒家），也即政治与学术交汇之地。吉、凶、军、宾、嘉五礼是中国古代政教制度重要内容。孔庙从祀制度自汉明帝开启，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止于民国初年。孔庙从祀制度之形成发展与经学（国家统治思想）之变迁（如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除了祭孔讲经、礼乐教化、国家教育、科举制度、传承道统、政（政治）教（教化）合一等之外，庙学亦在民族融合、社会稳定、生产建设，以及文化认同、国家统一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历史文化功能。
三、庙学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庙学是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之集中体现，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庙学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此在庙学历史发展中得以充分体现。
1.“庙学合一”教育规制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祭教合一”的历史传统，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祭教合一（包括教育、祭祀、政治和伦理等合一）早在前“庙学合一”时代已出现。汉明帝开始，孔庙祭孔走出曲阜阙里，走向天下学校。至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咸亨元年（670年），唐高宗督促州县未立庙者速事营造，则最终实现了国子学、地方郡学、州县学校全面祭祀孔子，从而将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最终落实。
2.“庙学合一”教育规制的正式形成及制度化，在唐代完成，历代延续。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又以二十二位儒家学者配享，配享儒家学者大多为汉代大儒，故亦体现了唐代对汉代之尊重与继承。《通典·开元礼纂类一》中载，唐玄宗在继承唐太宗以二十二位儒家学者配享孔子基础上，又增加了七十二弟子配享（此举乃东汉明帝施行），可谓其对庙学配享制度的一种综合继承。而且，以孔门七十二贤及汉代儒家学者配享孔子（后不断增祀历代著名儒家学者），体现了庙学制度之浓厚的人文色彩。
即便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仍，祭孔释奠相对不受重视。虽然如此，还是能看到相关历史记载。这足以证明，即便在战乱年代，国家庙学祭孔释奠制度依然在持续。唐代开始形成了在官学中设置孔庙的体制，后来官学衰微，但是孔庙建置独立保留了下来，并在唐中后期五代、宋初始终得以不断重建。此后，宋元明清历代沿袭。祭孔释奠一直延续至今。
（二）庙学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华文明之创新，乃是“革故鼎新”，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亦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是一种“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此与西方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华文明之突出的创新性在庙学历史发展中亦得以充分体现。
1.汉代发端阶段。汉明帝将祭孔由此前的祭孔不出邹鲁，推向全国学校，亦是在延续汉高祖、汉武帝、光武帝祭孔和尊孔政策基础上的重要创新，亦体现了国家教育体制的统一性。而且此一创新，开后世庙学合一教育规制于全国学校祭孔之先河，距离于全国学校设孔庙祭祀孔子，亦仅一步之遥。因此，汉代乃是庙学合一教育规制之发端。汉明帝祭孔以后讲经，堪称后代祭孔讲经制度以及临雍讲学大典之雏形，亦是一种创新举措。
2.魏晋南北朝继承和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皇帝以及皇太子先讲经通，再遣官释奠，与汉明帝先祭孔后讲经不同，亦可谓祭孔释奠的一大创新。同时，魏晋南北朝祭孔只以颜回配享，而不似汉明帝时以孔子七十二弟子配享，亦是一历史之创新。东晋开始于太学设立祭祀先圣先师的庙宇（夫子堂），相较于魏晋南北朝于太学辟雍释奠孔子，是一种历史的创新。而南北朝时，北齐于地方郡学立孔、颜庙。这亦是在东晋于太学设夫子堂基础上的一种历史创新。
3.唐代制度化阶段。唐承隋制，唐高祖亦四时祭祀先圣先师，同时命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可谓在继承了隋制以及北齐于地方郡学立孔子庙、颜回庙基础上的重要突破和创新。贞观四年（630年）及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最终落实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是中华文明史、教育史上的伟大创新。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以二十二位儒家学者配享，亦是庙学发展史上之重要创新。
（三）庙学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除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中的多元一体，以及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多元一体、团结集中，历史的中国（中华）与当代的中国（中华）之完整统一之体现外，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在庙学历史发展中亦得以显著体现。
1.庙学在京师、直省、各府州县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统一设立。在庙学文化起源发展过程中，具有自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性特征，将学校教育与祭祀孔子活动由曲阜推行到中央及地方学校即全国教育系统。
2.全国各地孔庙主祀和从祀先圣、先哲、先贤、先儒的统一性。全国各地孔庙（包括亚洲乃至世界各地孔庙）除了主祀先师孔子之外，还同时祭祀四配（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十二哲（孔门十哲加有若、朱熹）、先贤、先儒（至民国，两庑共计156人）。
3.历代加封孔子、孔子弟子乃至孔子父母、妻子的统一性。加封孔子，先秦即已启其端，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西夏、元明清承继之。封孔子父母、妻子及弟子后学，在元代之前如宋代已经出现，在后代例如明清亦予以历史延续。
4.庙学合一建筑规制及祭教合一功能的统一性。国学、府、州、县学之孔庙的建筑规制，包括万仞宫墙、棂星门、庙门、泮池、大成门（戟门）、大成殿及两庑、崇圣祠及两庑等，具有统一性。而国学、府、州、县学（包括卫学等），建筑规制包括教学区、办公区、图书馆（彝伦堂或明伦堂、藏经阁）、学生宿舍区、敬一亭（嘉靖皇帝御制《敬一箴》贮存处）等。这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特征。
5.庙学教育内容的统一性。古代学习的主要内容为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或者“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统称“六艺”。宋代后四书升格，取代五经之地位，但六经（汉代乐经佚失，止余五经）、六艺教育依然延续。
6.庙学学规的统一性。例如，明太祖颁《禁例八条》卧碑，康熙颁《圣谕》十六条，雍正颁《圣谕广训》等。以北京国子监为例，有洪武学志碑、五朝上谕碑、顺治九年《御制晓示生员》卧碑、康熙《御制训饬士子文》碑、乾隆《御制训饬士子文》碑等，全国统一。
7.庙学御制碑刻刊立的统一性。明清学规碑于太学及天下官学（包括府、州、县学及卫学等）统一刊刻，还有许多庙学御碑亦同样如此，如元代加封孔子诏书碑及先圣父母妻并颜曾思孟四子碑、康熙御制至圣先师孔子赞碑及御制四子赞碑等。
（四）庙学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首先，古代国家于学校祭祀先圣先师的行为来源于周代大学祭教合一之古老传统，同时，对佛教等异质文化、外来宗教以及本土宗教道教等，并未予以排斥。例如汉明帝将祭孔推向全国学校，但他同时又对佛教、道教保持宽容、包容。史载汉明帝有“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楚王英传》）的说法，说明佛教在中原地区传播日广，他对佛教在中国之迅速发展传播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且史载东汉明帝的确对佛教颇感兴趣，派人去西域抄录佛经，在洛阳建佛寺白马寺，对佛教加以提倡。东晋南北朝于太学及地方郡学设立祭祀先圣先师的庙宇（立孔、颜庙），对佛教、道教等亦保持了相当宽容、包容，故有隋唐三教并立、宋以后三教合一之历史格局。
其次，“庙学合一”教育规制之建构过程中，其亦受到佛教对儒家礼制的很大影响，并将其包容吸收之。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在孔庙内塑立孔子及先贤先哲雕塑坐像并在墙壁绘制画像，这并非周代以来中华文化礼制所行（即我们古代传统主要用木制牌位，亦称神位、木主、神主），应主要借鉴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佛造像和画像之行为方式。元朝的确是明确地将儒教作为一种与佛、道教以及外来宗教并列的宗教来看待的，其在孔庙立孔子塑像，包括曲阜阙里孔庙、京师北京孔庙当时皆是，可见一斑。
（五）庙学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首先，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设立庙学，并非中原地区统治者的侵略扩张和强力推行，大都是自己主动创建。例如北魏孝文帝，北齐高洋，南诏（唐朝属国）第四代国主盛罗皮等。元朝和清朝君主在庙学建设以及祭孔释奠之隆重上，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庙学向东亚如朝鲜、日本，东南亚如越南、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欧美如英国、德国、美国之传播过程，亦是和平性，而非侵略性、扩张性的。
通过庙学之历史形成发展，庙学之历史文化功能，庙学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考察，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确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庙学合一教育规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功能。其所体现的祭教合一、“报本反始”、“敬天法祖”、“崇德报功”、礼乐并行、和而不同、尊师重教等重要价值理念，亦可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诸多有益启迪。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2025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