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是古代士人保持人格独立的一种处世哲学。隐逸思想的兴起，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在战乱频繁、政治腐败的时期，许多有识之士对社会现状感到失望，不愿同流合污，转而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与自我实现。“隐逸”代表了士人寻求淡泊生活、无欲无求的人格精神境界，是一种宁静致远、与世无争的生活理想，士大夫追求隐逸文化实际上所追求的是自我，是对内心诉求的完善，这一精神意愿需要构建在深厚文化素养基础之上，是一种清旷的人格境界。

　　隐逸思想与传统园林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发展与隐逸文化传统之间存在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一文化因素在园林美学理念的形成以及空间营造的实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而不可忽视的规范性作用。一些官场中失意的文人士大夫以不同的方式勉力保持自己心灵中的一片净土。其中，园林就成为他们净化灵魂、保持独立人格的一席之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士人隐逸文化的重要鼎盛阶段。随着玄学思潮的兴起，文人士大夫普遍崇尚清雅淡泊的生活方式。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许多名士将林泉之隐与田园山水视为精神寄托与理想生活的象征。士人阶层的私家园林建设得到显著发展，文人园林亦进入繁荣阶段。这一历史进程推动了中国园林艺术的关键转型，使其在造园理念上进一步向自然山水园的方向迈进。

　　唐宋时期可视为中国士人隐逸文化发展的高峰阶段。这一时期正值诗词文学创作与山水文化演进的繁荣时期，两者相互辉映，构成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文人士大夫广泛参与园林的营建活动，并借助园居生活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寄托。园林艺术正是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实现了质的飞跃，其最突出的艺术特征体现为对隐逸精神的美学追求。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文人园林不仅在规模和数量上均有显著增长，而且在类型上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与之相关的名园记载亦达到相当可观的数量。比如白居易的《草堂记》、《池上篇》，王维的《辋川集》、《终南别业》，苏轼的《灵璧张氏园亭记》等，都对山水园情形作了详细的记录。文人画家直接参与园林构筑，将园林设计与诗、画联系，营造山水诗画的意境使人能够远离尘世的喧嚣。

　　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迎来了鼎盛阶段。大批文人雅士与画家积极投身于园林营建，其中不少人甚至成为专职的造园家。他们兼通琴棋书画、诗文曲赋等艺术门类，在造园过程中将深厚的文化素养与审美理想充分融入设计与建造之中。由他们营造的园林，不仅具备游赏、居住、读书、会客等多重功能，还综合了建筑、绘画、雕塑、书法、文学乃至金石艺术的特点。此类园林已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场所，更成为寄托主人审美情趣与精神追求的文化空间，折射出在都市喧嚣中追求心灵宁静的愿望。

　　圆明园的营建背景

　　清朝皇室保有狩猎传统。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皇家园林畅春园建成，康熙皇帝开始在畅春园园居理政。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身为雍亲王的皇四子胤禛得到康熙皇帝赐的一处花园，紧邻畅春园的北边。得到赐园后，胤禛开始积极建园，这就是后来的圆明园。

　　胤禛不仅精通儒家经典，还对佛、道都有深入的研究。他热爱文化艺术，在书法、陶瓷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又有机会侍从康熙皇帝巡视塞外，视察农业和水利工程，所以胤禛对山川大地、风物民俗、宗教礼仪、文化经济都有很深的了解。这为他建造自己的园林准备了条件。

　　园林的营建不仅依赖于文化与艺术修养，同时也深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廷爆发了震动朝野的“废太子”事件，朝局因此动荡，皇子之间矛盾激化，康熙帝亦为此深感忧虑。在这一背景下，胤禛已被册封为和硕雍亲王。他谨慎收敛锋芒，表现得恬淡寡欲，自塑成一位远离权力漩涡、寄情园林的“清闲贵人”。在圆明园里，四阿哥胤禛追寻着传统文人寄情山水的洒脱情怀，在美景中休养身心。

　　雍正赐园时期的圆明园

　　胤禛登基之前，已在圆明园营建了十二处园林景点。这些景致主要分布在以后湖为中心的区域，南北约一千一百米，东西大约七百五十米，合计面积超过一千亩。园中泉水澄澈，林木繁茂，风光清雅怡人。清世宗胤禛（即雍正帝）一生所作诗歌并不算多，与圆明园相关的题咏大约六十余首，且多数出自康熙年间，而其中真正以景点为名的诗篇，主要集中在《园景十二咏》这一组。

　　《园景十二咏》大约写成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反映了早期圆明园的园林意境与主题特色。诗中涉及的十二个景点依次为：深柳读书堂、竹子院、梧桐院、葡萄院、桃花坞、耕织轩、菜圃、牡丹台、金鱼池、壶中天、涧阁与莲花池。学者张恩荫认为，其中牡丹台、竹子院和梧桐院，实为后来“圆明园四十景”中的“镂月开云”、“天然图画”和“碧桐书院”，均位于后湖东岸自南向北排列；“涧阁”当是“慈云普护”；“菜圃”和“金鱼池”对应西岸的“杏花春馆”与“坦坦荡荡”；“桃花坞”与“壶中天”应属西北隅的“武陵春色”；“耕织轩”大约在后湖正北，即“水木明瑟”；“深柳读书堂”则位于福海西北山水之间，与“廓然大公”相应。至于“莲花池”，或许与“曲院风荷”、“长春仙馆”有关；“葡萄院”则可能接近“九州清晏”所在。

　　雍正赐园时期的圆明园所蕴含的隐逸思想

　　圆明园在最初营建阶段，其总体格局已充分顺应自然地势，高低起伏、依山临水的环境特点被巧妙地融入园林布局之中。由此形成的景观相互映衬，既壮丽又雅致，给人以心境开阔之感，处处洋溢着诗画般的意境。据雍正《御制圆明园记》所述，圆明园的造园艺术“林皋清淑，陂淀渟泓，因高就深，傍山依水，相度地宜，构结亭榭，取天然之趣，省工役之烦。槛花堤树，不灌溉而滋荣；巢鸟池鱼，乐飞潜而自集。”（此地高低错落有致、山水树木分布合理，于是我因地制宜，修建了一些亭台楼阁，依托自然条件，减少了工程开销。花草树木，不需灌溉也能长得很好，园中鸟鱼，也自行聚集在一起飞翔和潜水。）显然，最初的圆明园造园特点主要是“师法自然”。山水错落，亭台幽深，花木以自然之姿铺陈其间，鸟鱼悠然栖游，使整个园林氤氲着一股宁静清远的隐逸之气。

　　名称是园林的灵魂，园林本身、山水、建筑、景点都有题名，一石一木也可能有其名，处处体现着园林主人的立意，它往往是园林主人关于某处某景绝妙之处的总结。

　　从整体上来看，雍正赐园时期圆明园的景名以自然风光为主，表达园主人退隐山野、无心恋政的心志。不仅是景名，很多建筑题名也蕴含着隐逸的思想。例如“牡丹台”中有一处“栖云楼”，“栖云”本意是栖于云雾中，引申义则是远离尘世隐居；“竹子院”中的“朗吟阁”是胤禛即帝位前的喜居之处，“朗吟”之名取自道教神仙吕洞宾的诗句“三醉岳阳人不知，朗吟飞过洞庭湖。”描绘了诗人醉酒后，高声吟咏着诗句飞越洞庭湖的情景，展现了诗人不羁的性格和对自然的向往；“梧桐院”中有一处“云岑亭”，“云岑”本意是云雾缭绕的山峰，出自陶渊明《归鸟》中“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全诗以归鸟喻诗人的归隐之志，表达了诗人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心志；“桃花坞”中建筑的匾额多为雍正帝御书，表达了对隐逸文化的接纳和对隐居于世外幽境的向往。比如有一处建筑叫“紫霞想”，出自李白在《春日独酌》中所写的“我有紫霞想，缅怀沧州间。”意思是我曾有修炼成仙的向往，也缅怀隐居江湖之间；而清水濯缨室之“濯缨”，取自《楚辞·渔父》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本意是沧浪的水清，可洗我的帽缨，比喻在朝为政需有豁达的心态，这些均是隐逸文化的体现。除此之外，“桃花坞”几处建筑，如“桃源深处”、“小隐栖迟”等，字面上也含隐逸之意。

　　运用植物造景，突出植物的形象及寓意，也是圆明园初期的一个重要特色。比如以竹造景的竹子院；以梧桐为主题的梧桐院以及以荷花为主题的莲花池。不仅体现了园主人对野趣的陶醉，自然的向往。更体现了他对竹子、梧桐、荷花所表达的人格与气节的肯定。竹子，清雅澹泊，象征着崇高的气节，虚心坚韧，清雅脱俗，文人常以竹为伴，以竹隐喻文人内涵及精神情感；梧桐常被种植于文人书斋左右，因此被文人赋予了崇文的气质。此外，梧桐还象征着高洁美好的品格，常用来衬托、表达自身高洁脱俗的品质；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洁身自好，具有君子气节。是清白、高洁的象征。可见，通过植物景观的布置，不仅可以营造出一种远离尘世喧嚣、回归自然怀抱的隐逸氛围，自然植物还能与人的精神、信仰融为一体，互相作用。

　　农业是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在封建社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农业的发展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极为深刻，影响了园林的审美观念。园林中常运用田园风光营造一些别致景观。随着山水田园诗的发展，文人士大夫们借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来表达对隐居不仕的渴望，因此，园林中的田园景观也蕴含丰富的隐逸思想。

　　雍正赐园时期的圆明园也有一些以田园风光为观赏主题的景观。“菜圃”建自康熙年间,后成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杏花春馆。菜圃指菜园，胤禛所撰《园景十二咏》即有《菜圃》诗目。《菜圃》诗曰：凿地新开圃，因川曲引泉。碧畦一雨过，青壤百蔬妍。洁爱沾雨露，鲜宜润晚烟。倚亭间佇览，生意用忻然。可见“菜圃”在当时确实是种植了很多蔬菜的一片园地。还有一处景致叫“耕织轩”，位于后湖之北，后演变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水木明瑟。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胤禛题诗《园景十二咏》中有《耕织轩》，其诗句云：轩亭开面面，原隰对畇畇。禾稼迎窗绿，桑麻窣地新。擔星窥织火，渠水界田畛。辛苦农蚕事，歌诗可系豳。能够看出当时耕织轩周边也是一片田园景色。

　　这些田园景观不仅体现了园主人对农耕文化的重视，也展现了自然朴素之美，表达了对淳朴生活的向往。

　　金鱼池为后湖西岸的一处园中园，是皇帝饲喂、观赏金鱼的地方。建自康熙后叶，是后来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坦坦荡荡的前身。这个景点中有一个四方亭叫作“知鱼亭”，“知鱼”题名出自庄子与惠子在观鱼时充满哲理的对答。庄子《秋水篇》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壕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的无为浪漫、逍遥悠游的思想，对后世文人士大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鱼的形象对古代文人来说有着丰富的内涵，鱼游水中，悠然自得，是悠游生活的具象，后来以此比喻逍遥游乐，从中引申为一种超脱自在的生活状态。因此，在文人园林中，池塘中的鱼不仅是景，也是精神寄托。在园林中设立观鱼景点，也就是攀附庄子“鱼乐我乐”，与自然息息相通的隐逸思想。

　　“桃花坞”是一处取意于东晋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园林景区。最初名为桃花坞，后更名为“武陵春色”。其布局依照《桃花源记》的描写而设，四周青山环绕，溪流萦回，重现了文中“落英缤纷”、“屋舍俨然”的理想桃源境象。

　　后世文人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奉为隐逸文化的代表之作，其所蕴含的田园思想、隐逸情怀成为中国文人理想园居的典范，对中国古典园林的营造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桃花坞”忠实地再现了其自然、质朴的隐逸精神。因此，在诸皇子争夺皇位的关头，胤禛兴建“桃花坞”，初衷是向康熙表明其向往世外桃源，无意争夺皇位的心态。

　　“壶中天地”源于《后汉书·方术传下》中费长房的故事。传说中，有一位在市集卖药的老者，每日收市后都会跳入一只壶中。后来他还邀请费长房一同进入壶内，费长房入内后发现其中仿佛仙山琼阁，别有洞天。由此，“壶中天地”最初被视为道教构想的理想境界，象征超尘脱俗的仙境。至唐宋时期，道教日益兴盛并达到高峰，这一典故频繁出现在诗歌之中。李白有诗云：“蹉跎人间世，寥落壶中天。”李商隐亦言：“壶中若是有天地，又向壶中伤别离。”在这些语境下，“壶天”往往与“人间世”相对，被赋予理想隐居之所的意味。该词逐渐进入园林思想领域，常被直接用来指称文人寄情幽居的园林空间。后来所说的“壶天之隐”也往往是指隐居于园林之中。

　　圆明园最初的十二处景观中，有一处名为“壶中天”，此景位于“桃花坞”东南角，此地通过大量叠石造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胤禛作《壶中天》 诗云：峰峻疑无路，云深却有扉。鹤闲时独唳，花静不轻飞。洞里春长驻，壶中月更辉。一潭空似镜，碧色动帘衣。从诗句中能够感受到一种超凡脱俗、悠然自得的隐逸情调。“桃花坞”中还有一处景致名叫“壶中日月天”，出自李白《下途归石门旧居》中“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意思是我盼望有一天能得道解脱，进入那壶中别有日月的仙境。后来，“壶中日月”指神仙自由自在的生活或仙境，也指退隐的悠闲生活。也带有悠闲清净、与世无争的意味。

　　隐逸思想贯穿中国传统园林发展的诸多时期，深刻影响了园林的设计理念、主题表达和审美追求。圆明园作为中国古代皇家园林的杰出代表，其园林艺术具有极高的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圆明园的建设历程，跨越了雍正至咸丰五朝，在漫长的建设过程中，皇帝的审美偏好及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成为了塑造圆明园不同时期独特风貌的关键因素。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雍正赐园时期的圆明园，在规划与设计上融入了隐逸思想，使得这一时期的圆明园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文人隐士园清雅与澹泊的特点，成为隐逸思想在皇家园林中巧妙应用的典范，反映了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包容性和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