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研究民进会史和会史人物，很大程度依赖近现代出版物资料，如《东方杂志》、《申报》、《新华日报》、《良友画报》、《燕京学报》、《大众生活》，以及《生活日报》、《新生》、《永生》、《抗战》三日刊、《太白》、《文学周报》、《文艺阵地》等，能够反映新文学和抗战文艺的重要历史刊物。其中，包含诸多民进会员作家、名家发表的文章与言论，具有原真性的研究参考价值。而这些近现代出版物之所以能通过“化一成万”、影印出版，乃至如今实现数据库建设和资源共享，是毕青等书业界人士组织系统性抢救整理的结果、奉献与付出的结果，真无愧于功德无量之评价。毕青正是民进人在新闻出版界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曾说过：“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这书店即指生活书店，后来发展为生活·读书·新知书店（即三联书店）。徐伯昕是邹韬奋之后的书店掌门人，毕青则是徐伯昕手下的一员“大将”。毕青 （1912—1991年）的一生是书业的一生。他原名毕松青，宁波鄞州区瞻岐镇方桥村人，出身商业家庭，家中排行第二。毕青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加入民进。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发展的一根“擎柱”。
经营青春书店：留下宁波党史不可或缺的一页
在中共宁波党史上，有一家书店发挥了重要作用，书写了一段重要历史。这家书店就是青春书店，开设在公园路，是当时宁波唯一一家进步书店。书店的小老板就是毕青，店内还有四名成员：袁存夫（袁枫）、杨可扬（杨嘉昌）、胡苏和一名会计。
毕青幼年时家境还可以，喜欢读书。他的父亲在上海一家经营日本货的批发商铺当经理，毕青在宁波读的是私塾，后转读至上海浸会学校、宁波星荫小学，毕业后升入鄞县县立商业职业学校。1930年秋，毕青父亲病逝。得家庭资助，毕青转学至杭州。后又因多种变故，毕青回宁波创办书店。青春书店诞生于1934年，通过沪甬线客轮上的一间茶水房运输，每周向上海进货一次。
当时宁波的其他书店主要以经营中小学教材、文具等为主。唯独青春书店经营的是来自上海、武汉等国内有名声的几家出版机构的书籍，包括上海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等的各种政治、时事刊物以及新文艺期刊、画报，相当于生活书店在宁波的一个“触角”驿站。所以，非常受宁波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尤其受到市立女子中学的女学生欢迎。正是因为读了青春书店的那些书，培育了她们的进步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青春书店的其他读者也纷纷投身到伟大的斗争中去，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参加新四军，有的在家乡成为浙东抗日游击纵队的战士。
青春书店还时常传递出上海和国内的时势信息，也就形成了进步人士思想交往的策源地。特别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每期销量在千册以上。刊物一到，即抢光。除了老师、学生外，机关职员，银行、钱庄职工也是来书店购买书刊的常客，可谓门庭若市。一份中共地下党组织编印的、标题为《中国红军的铁流》的油印宣传品，报道了中国红军长征，引起了当局的警觉与重视，勒令查禁，青春书店于1936年12月被迫停业。毕青只好把店内资产盘出，奔赴上海，就读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
谋职生活书店：墨林沥胆聚人和
来到上海后，毕青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后，经好友介绍，毕青到汉口生活书店从事批发工作。武汉沦陷，他又转到浙江金华设立生活书店支店，继续为读者提供战时读物，鼓舞群众抗日热情。但为时不久，即受到国民党迫害，金华支店于1939年6月被迫封闭。
毕青再度回到上海，为苏北大众书店担任采购供应任务，同时按徐伯昕的指示，去淮南根据地搞图书运箱贸易。
1944年2月，邹韬奋病情严重，化名“李晋卿”，来上海治病。日寇谍报机关知晓后，派出特务四处打探。为了保护邹韬奋的安全，毕青受命说服亲属，将其转移到毕家隐居。邹韬奋对此十分感激。这是邹韬奋生命中最后一个居所，但他只住了一个多月，随着病情恶化，剧痛难忍，于是又改名为“季晋卿”，转移至岳阳路的上海医院，并在那里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时年49岁。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生活书店于1945年10月重新恢复营业，毕青担任门市部主任。但随着内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对生活书店进行查封，门市部在1947年10月间停业。毕青于1948年初到达香港，任香港生活书店门市部主任。
勤耕新中国书业：驰海驭浪载春秋
1948年9月，毕青奉调前往河北石家庄筹建新中国书局（即华北解放区的三联书店）。在当地党政领导大力支持下，新中国书局于同年12月开张。书籍货源一开始是从上海通过重重困难运来的，但发行量远远不能满足解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需要。毕青随即派人渡海到大连，印造“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系列著作，并把大批书籍运回石家庄供应，才大大缓解了干部群众对书籍的渴求。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组织上调毕青等随军南下，参加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组接管上海的出版印刷业。不久，上海三联书店成立，毕青先任副经理，后任经理。
1951年，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成立，毕青任上海公司经理。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是由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联营书店联合组成的公私合营发行机构，是党和国家对出版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但是，在1954年1月，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并入新华书店，从此新中国的图书发行由新华书店统一管理。
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建置被撤销后，毕青随即参加了上海中小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当时的上海集中了全国90%以上的大大小小出版社。此时的一些中小出版社已经相继组建完成“私私联营”的出版机构。毕青按照政策要求，以公方代表身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展开书店新一轮的合并工作，实现公私合营，成立上海图书发行公司。毕青任经理，董事长则由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谢仁冰（民进发起人之一）担任。
1956年公私合营进入高潮，毕青负责上海私营书商书摊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当时上海市古旧书业分为古书、中文旧书、外文旧书三个类型。毕青自始至终，科学评估清算，合并了修文堂、汉文渊等50多家知名的旧书肆，同时注意发现古旧书店中的专门特殊人才，如：有一些具有鉴定版本、修补整理专长，有一些熟悉某类书专门业务，对世界各国著名的古典文艺作品比较了解且有研究，有一些懂得日文、英文、俄文等，具有文学翻译创作能力，还有一些与藏书家交往较多，具有搜集、汇聚各家散失古书能力。
毕青意识到，留用这些古旧书业中的传统知识分子，对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古代文献文物具有重要作用。于是当年5月，毕青在上海图书发行公司名下设立古籍书店。上海新华书店古籍门市部也并入古籍书店。古籍书店开张之日，上海的大图书馆、大专院校及各方面专家都慕名而来，陈列图书不到一日便争购一空。
古籍书店的开张，是当时党和政府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具体表现，也是上海书业、上海文化史上的一件标志性事件。
1958 年冬， 上海书业再度变革管理体制，由以市垂直管理改变为以各区县属地管理。上海图书发行公司改名上海古旧书店， 下沉黄浦区管理。毕青调任黄浦区文化局局长。但毕青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后被调任黄浦区新华书店经理，约两年后又改任上海新华书店副经理。
掌门上海书店：卷帙熔金梨枣重光
1967年，上海古旧书店改名上海书店。改革开放后，毕青受命调回上海书店任总经理，重拾书业新山河。毕青聘请了丁景唐、马飞海、马荫良、方行、罗竹风等12位专家学者为编辑出版工作的顾问，决心要做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抢救近现代出版物的大工程、大项目。这是当时许多出版社顾虑赔钱、想做又不敢做的事。但是毕青雄心壮志，气魄非凡，做出了令业界刮目相看的成就。
自那时起，毕青组织自建影印厂、装订厂，策划领导出版影印工程，意义深远，影响全国，广受赞誉。一是影印出版了新文学系列书刊， 其中包括邹韬奋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生活》 （上海版和香港版） 、《生活日报》、《新生》、《永生》、《抗战》三日刊、《太白》、《文艺阵地》 ，以及《文学周报》、《现代》、《创造周刊》、《创造月刊》等。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十辑，每辑十种，共一百种，把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流派著名作家的流传稀少的著作，以及作家传记、作品评论、文学论争集等，照原样影印，弥足珍贵。还分专题出版了创造社作品集、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新月派、现代都市小说等。这些书籍为学术界所迫切需要。二是影印了全套《申报》、《新华日报》，以及影印出版了《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四部丛刊》、《明实录》等多种大型古籍图书，以及大型印谱《丁丑劫余印存》等，做了郑振铎心愿未了的许多事，也使得上海书店跃升为一家名闻海内外的文化出版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此外，上海书店还影印了大量成套的近现代期刊，如故宫博物院编的《故宫周刊》和1933年创刊的《词学季刊》等。
毕青坚定地认为，出版工作需要百花齐放，影印出版工作是出版事业的一株“宝莲灯”，值得精心栽培它，把稀有图书资料“化一成万”，活化传承下去，是百年大计。
主编《古旧书讯》：拾遗补阙刻青编
1985年，年逾古稀的毕青离休，但他仍坚持每天上午到单位上班，义务为上海书店内部刊物《古旧书讯》组稿、编印、校勘。用他晚年的话说是“自己派自己的用场”，心有所悦，遂人所愿。这份书讯也是他一生奉献书业、服务社会十分特殊的贡献。
《古旧书讯》初名《业务通讯》，创刊于1959年元旦。刊物密切结合上海书店的业务，办得很有特色，为当时上海书店开辟业务提供了一块交流阵地。初期发表了许多革命出版史方面的文章，搜集整理了五四以来新文艺作品、书刊、社团和出版社等史料。如朱勇强的《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李小峰的《鲁迅与北新书局》、《鲁迅与未名社》，谢家松的《新月社始末我见》，钱大宇的《朱自清与湖畔诗社》，丁景唐的《殷夫（白莽）著译版本丛谈》，胡风的《生活与学习丛刊始末》等。
后来，《古旧书讯》还发表了众多古旧书商及藏书家资料，尤为珍贵。如韩振刚的《抗战期间上海古书业简述》，袁西江的《北方人来沪开设的古书店》，周退密、宋路霞的《近代上海藏书纪事诗》，江澄波的《吴门古书所见录》，沈松泉的《我国古人著作中有关书肆的记载》，陈左高的《近代日记中的访书史料——读姚觐元、盛宣怀、傅增湘日记》， 高震川的《介绍崔梓祯师傅装订修补古书的经验》等。
改革开放后，毕青情系《古旧书讯》，不遗余力促成复刊，千方百计为刊物组织和挖掘稿源。社会上的专家学者也多主动热心写稿，常有令人惊喜的发现。一些早已离开文坛、销声匿迹的作家写下了珍贵的回忆文章，为文坛留下了书业掌故、历史公案、宝贵史料。现如今这些书讯早已成为珍稀的收藏品、版本资源，人们称它是一份有价值、有温度的刊物，是文化出版史料上绝无仅有的文献文物。
毕青的一生，朴实无华，奉献于书业。同事之间不论党内党外、干部群众，随和相处，平等相待，十分融洽。毕青的同事们总有一份感慨，能在他身边工作，是一种幸福与快乐。
（作者系民进宁波市委会专职副主委）
（2026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