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洁琼与严景耀曾先后在上海生活逾十载。特别是雷洁琼与严景耀结为连理后，二人于上海“孤岛”并肩战斗。本文对雷洁琼与严景耀（以下简称“雷严”）在1936年至1947年这十多年间于上海生活的住处展开考辨，以还原二人生活的历史事实。笔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挖掘，将“雷严”在上海时期的生活旧居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严景耀初到上海时的落脚点，即八仙桥的青年会宾馆，时间跨度为1936年8月至1937年7月；第二阶段是雷洁琼初抵上海到严景耀从监狱辞职，二人先后居住在作为过渡地点的华德路监狱内的宿舍和警察公寓，大致时间为1937年8月至1943年初；第三阶段从1943年春到1947年严景耀离沪，两人经赵朴初介绍搬迁至法租界格罗希路30号居住，直至先后离开上海。笔者考辨出，该地址即为今上海市徐汇区延庆路4弄30号，此亦为“雷严”在沪居住时间最久之处。

　　八仙桥青年会宾馆严景耀返沪之初落脚点

　　1936年春，严景耀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而遭受当局压力，遂离开燕京大学，回到其青少年时期生活与求学的上海工作。同年秋，他正式担任工部局帮办狱务监督（方麒君：《严景耀：景行行止 耀炳汗青》，内部资料，民进浙江省委会编，2025）。严景耀任职初期，鉴于工部局监狱此前并无华人狱务管理之先例，其办公室与宿舍均需临时规划。故而，他初到上海后长期居住于八仙桥青年会宾馆，直至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才迁至华德路监狱（今提篮桥监狱）内居住。

　　八仙桥青年会大楼位于现今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123号，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以及青年会宾馆之所在地。

　　1937年11月底，旨在为社会青年补习功课并为抗日救亡培养人才的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正式开办。受燕京大学前同事梁士纯之邀，严景耀被聘为该所兼职讲师。当时，他“与梁士纯皆居住于八仙桥青年会宿舍，往来颇为频繁”。因工作缘故，严景耀在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的课程只能安排在每周六晚上。他对学生怀有热忱，明确向学生表示，十分乐意学生与其交往，甚至欢迎学生于周日上午前往他在青年会的宿舍畅聊。

　　严景耀在青年会宿舍居住到1937年7月。八一三事变后，严景耀已在监狱内居住。随着监狱管理层的重新调整，由原先监狱内中层领导升任的新领导对严景耀比较友善，使他“可以在监内各处走动，也可以随便提犯人问话”。

　　华德路监狱内与警察公寓过渡性居住场所

　　严景耀于监狱内居住期间，正值上海“孤岛时期”。1938年起，时任全国青年协会总干事长吴耀宗及胡愈之等人组织发起“星六聚餐会”，经郑振铎引荐，严景耀加入该团体。他首次参加座谈会进行自我介绍时提及“我出来必须穿制服，并请工部局监狱的车接送，因为提篮桥已经在日本人占领区，不穿制服，便会被日本人扣押”。由此可见，当时他已居住于华德路监狱内的宿舍。

　　1941年5月中旬，雷洁琼自江西前往上海。严景耀筹备与雷洁琼结婚，继续居住于监狱内多有不便，故而他向工部局专门申请住房。彼时，工部局拥有多处警察公寓，如卡德路公寓、保定路公寓等。依据严景耀的职位及服务年限，他本应获得卡德路警察公寓的居住资格，该公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七层建筑，是工部局内中高级警司的宿舍及职工住宅，位于现今上海市石门二路50 — 60号。然而，严景耀的住房申请被工部局以变通方式处理，笔者根据雷洁琼来沪后任教学校及时间推断，工部局大概率为严景耀分配了保定路警察公寓居住。

　　据徐家俊对世代居住于提篮桥地区的徐老先生的访谈，约在1931年，工部局于保定路靠近长阳路处（即现今保定路230号）建造了一幢大楼，作为工部局巡捕的工房（宿舍），上海解放后成为上海虹口区中心医院的一部分（徐家俊：《提篮桥监狱周边地区的前尘往事——徐老先生访谈录》，见《上海监狱的岁月印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依据当时的史料记载，保定路警察公寓是“建筑宏伟之洋房，内部电灯、电话、煤气、电梯、自来水卫生设备等一应俱全，完全供员警及其家属居住”。

　　保定路警察公寓虽居住条件与卡德路公寓相近，但距离雷洁琼来沪之初兼职授课的几所大学较远。例如1942年，在燕京大学老同事、亦是“雷严”证婚人陈意的介绍下，雷洁琼曾前往圣约翰大学教授6个星期的暑假课程，“后因离家过远、交通不便而放弃”（陈夏红：《卿本佳人，缘何从政——雷洁琼的人生路》，见《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当时，圣约翰大学已在梵皇渡路（现今万航渡路）复课。若以现今的地理距离计算通勤时间，从保定路警察公寓到该校路程达10余公里，而从卡德路公寓到该校仅5公里。如果严景耀和雷洁琼居住在卡德路公寓，应该不会为5公里的路程而放弃授课机会。据此，大致可推断严景耀和雷洁琼在1941年5月至1943年初，居住于保定路警察公寓。

　　法租界格罗希路30号“雷严”在沪最久住处

　　依据上海市档案馆所收录的《燕京大学上海同学会同学通讯录》记载，雷洁琼与严景耀于上海的居住地址为：法租界格罗希路30号。刘平在《新闻文本之外：严景耀与新华银行的若干往事》一文中明确指出：1943年春起，严景耀和雷洁琼一直住在法租界格罗希路（现今延庆路）30号。

　　邓伟志在《“雷氏微笑”到永远——怀念雷洁琼同志》一文中记载了雷洁琼回忆赵朴初的一段话，其中提及赵朴初帮他们（即雷洁琼和严景耀）把新家安排在上海今天的东湖路、延庆路那里，“离杜公馆很近”。这也是雷洁琼本人回忆关于在上海住处的记录，印证了上述档案和刘平文章的真实性。雷洁琼回忆的杜公馆，即杜月笙在杜美路（现今东湖路）上的公馆，现为东湖宾馆，毗邻他们居住的格罗希路（现今延庆路）。但格罗希路30号并不能直接对应为现今延庆路30号，由于地名更迭，雷洁琼和严景耀在格罗希路的住处，现今的门牌号码为：延庆路4弄30号，该住处东北方向即为旧时杜公馆所在地。

　　笔者依据《上海行号图录》所收录的详细住宅图纸，大致判定现今延庆路4弄30号顶楼，即往昔的三楼，为雷洁琼和严景耀于上海的旧居。

　　该住处亦是下关事件后雷洁琼养伤之地，1946年7月18日，邓颖超再次探望雷洁琼时，前往格罗希路30号的住处，虽未会面，但留下名片并留言致歉：

　　洁琼先生，原约八时趋访，兹以另得友人之约于七时半，无法商改，故只好提前于六时前来访候，未得面晤，乃由我而引起，深为歉憾！特留数字，敬祈原谅。并留陈《群众》三册，以就正于先生，望勿吝教是盼！匆匆，祝健康！严先生前请代致意。七，十八。（林海：《没见着雷洁琼，邓颖超留下了一张名片》，见“政协头条”，2021）

　　依据已明确的“雷严”位于延庆路4弄30号的旧居地址，可大致还原雷洁琼与严景耀彼时的日常活动空间。严景耀在新华银行的同事杜兰亭记载：

　　日初落，严经理恒偕其夫人赴俄文学校攻读，挟书同行，步履轻矫，如学校中人，途必经亨利路，余于窗间恒窥见之……

　　亨利路即现今的新乐路，而俄文学校所在地即为现今的新乐路东正教堂。严景耀任职的新华银行当时坐落于现今的江西中路255号，其住所与银行之间的距离为4.6公里，电车遂成为其上下班的必要交通工具。鉴于此，杜兰亭才得以在电车站频繁遇见严景耀。

　　1946年7月至1947年3月，雷洁琼与严景耀先后获燕京大学之聘约而相继离沪北归。但雷洁琼与严景耀在上海共同生活和战斗的宝贵时光，不仅见证了二人步入婚姻殿堂的幸福瞬间，更成为他们为推动民主事业而携手奋进、并肩战斗的激荡历程，这一切都显得波澜壮阔且意义非凡。

　　最后，笔者就“雷严”在延庆路旧居保护的现实意义提出四点主张：其一，延庆路作为上海中心城区144条风貌保护道路之一，且位列64条“永不拓宽”道路名单，其街道两侧建筑风格与尺度受到严格保护，需保持历史原貌，这为“雷严”旧居的保存与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使承载“雷严”二人重要生活印记的这一场所得以在现代化城市发展进程中留存。其二，“雷严”旧居所在的延庆路4弄曾被列为优秀历史建筑，这不仅是对其建筑本身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的肯定，更为深入挖掘其背后的人文故事，包括“雷严”在此共同生活与活动遗迹。其三，上海民进会史工作在既有成果基础上，可以通过对“雷严”旧居相关史料进一步收集、整理与研究，将其充实为上海统战文化地图的资源节点，能够更生动地展现民主党派创始人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的历史，为统战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增添鲜活素材。其四，通过挂牌等形式对“雷严”旧居进行公开宣传，从社会公众认知层面来看，有助于提升其知名度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