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幸生（1908—1974年），祖籍浙江宁波。1934年7月在上海创建我国第一座化学玻璃厂——“‘中央’化学玻璃厂”。1948年加入民进，曾任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候补理事，民进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参加全国群英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王幸生与“王诚”

　　1948年6月26日，民进在港理事会举行谈话会，决定筹建民进港九分会，王幸生是筹备委员之一；1983年，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在有关港九分会历史的签注中提到“香港参加活动的”有“王幸生”。然而，在民进广州市委会收藏的港九分会档案里却没有王幸生的名字。

　　查阅港九分会的历次会议记录，有位“王诚”出席6次会议；再看港九分会的会员名册：“王诚，男，41，浙江，玻璃厂，（住）本港马宝道91号二楼。”结合《山西文史资料》（总第79辑）、《太原文史资料》（第15辑）有关王幸生的史料，王幸生祖籍浙江宁波，时年在香港开设“远东玻璃有限公司”，另据其子回忆当时王幸生住在香港“马宝道”，其妻回忆王家在香港住的那条街上有很多从内地来的中共地下党和知名民主人士（当时马叙伦住马宝道77号四楼，陈秋安住马宝道81号二楼）。据如上史料和《民国财经巨擘百人传》（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王幸生生于1908年，与1948年港九分会在会员名册上“41”的记载吻合。

　　既然“王诚”的年龄、籍贯、住址、职业都与王幸生基本相同，而且比照群体规模相对较小，可以完全确定“王诚”就是王幸生无疑。

　　那么，王幸生为什么在参加港九分会活动时没有用自己的真名？这要从他开办、经营“‘中央’化学玻璃厂”的艰辛历程说起。

　　创办“‘中央’化学玻璃厂”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玻璃工业仅能生产些日用瓶子、电灯泡、热水瓶胆之类，没有一家能生产化工行业、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所急需的化学玻璃仪器。

　　1932年春，王幸生大学毕业后，怀着一腔实业救国的热血回到上海。起初，他在上海瑞和坩埚厂任管理员、技术员。因为坩埚工业和玻璃工业密切相关，他在实践中对玻璃工业产生了浓厚兴趣，立意开拓中国自制化学玻璃仪器之路。他的想法得到上海大同大学校长曹惠群和化学教授关实之等人的支持与帮助，蔡元培对此高度赞许，勉励他说:“吾国欲普及科学，非自制仪器不可，仪器之制造，以化学玻璃为最难，果能以此入手，有功科学当非浅鲜，诸君壮志，深契吾心。”

　　在日本营商的父亲王方洽出资两万元，王幸生又从亲朋处集资一万五千元，经过将近一年努力，1934年7月在上海平凉路上建立起我国第一座化学玻璃厂，遵照蔡元培建议，该厂命名为“‘中央’化学玻璃厂”，并聘请曹惠群等社会名流担任董事，王幸生任厂长。

　　工厂高薪聘请日本专家配置原料配方，聘请六七名日本技工分别负责工艺流程的各环节，很快就制造出了我国首次生产的硼硅硬质玻璃及用此种材料加工而成的科学仪器、日用器皿，在抗战时期物资短缺的情况下，解了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院校的燃眉之急。不久，各地院校、科研所和化工厂纷纷上门订货，产品销售扩展到二十多个省市，并打入国际市场，远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作为我国化学玻璃工业之发端，工厂的创建弥补了我国自制化学玻璃仪器的空白。

　　保护工厂 支援抗战

　　七七事变后，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地处杨树浦战区的工厂被迫停产。为免遭日寇侵夺，王幸生决定迁厂至长沙。他将厂内原料、工具、炉灶材料等80余吨货物装船运抵汉口，接着又将重要机械设备、化学药品、主要原料等60余吨货物第二批装船运出上海，途中遭日机轰炸，连船带货沉没江中。紧跟着南京失陷，汉口危急，王幸生又决定迁厂重庆。他将运抵汉口的第一批货物装入能载百吨的大木船上，亲率随行职工远航。没想到船行至四川万县附近时触礁破裂，全部货物被大江吞没。这次遭难又损失数万元。

　　为保住中国化学玻璃工业的这颗独苗，他不顾危险返回已沦于敌手的上海，以遗留在上海的生产设备为基础，于1937年12月再次开张生产。为支援抗战，工厂在重庆、昆明分别设立了办事处，不断将厂内生产的高级日用玻璃器皿及化学玻璃仪器偷偷运往抗日后方。

　　好景不长，没多久日本驻沪领事馆即以工厂厂名有“中央”二字为借口，将它列为国民党官办企业而予以没收，实行军管，并勒令厂内专门生产侵华日军军需产品。又因奸商告密，逮捕了时任厂长徐行之。为保住工厂，王幸生把日本籍母亲木下八重从日本接到上海，要母亲以工厂厂主名义，向日本驻沪领事馆提出保护“日人财产”的要求。但从此，工厂也只好易名为“木下硝子厂”（以下简称“木下厂”）。为保存资产，王幸生等又将木下厂分离出“水利玻璃厂”、“华联实业公司”分散经营。

　　工厂易名后，王幸生仍不断偷偷将生产的烧杯、烧瓶、刻度量器等运销未陷落的昆明，供内迁后云集在那里的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使用。1941年9月，日伪平凉路派出所根据汉奸告发，以该厂有“暗中进行排日活动之嫌”为由，到厂清查账册，密切监视该厂动态。1943年5月，王幸生正准备将70箱玻璃仪器经温州转运抗战后方，被日寇察觉而未能实现。6月，他又通过“华联实业公司”潜运产品出沪，被汉奸告发，于是，日寇驻沪领事馆派人驻厂监视其行动，王幸生陷入困境之中。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诸军政机构蜂拥上海争夺财产。10月，汤恩伯所率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接收委员会”认定木下厂“确系敌产”，加以查封，同时下令通缉王幸生、徐行之、陈公庆（民进华南分会时期会员，时任该厂襄理）等人。木下厂又一次面临被鲸吞的危险。该厂各董事拿着长达数万字的申诉材料，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申诉。同情民族工商业的上层进步人士纷纷出面为王幸生作证。经反复疏通，国民党上海当局在1946年5月通知木下厂“产业准予具保发还”，木下厂又恢复了“‘中央’化学玻璃厂”厂名。但国民党上海当局对王幸生的迫害并未结束，王幸生等三人为免遭不测，只好逃往香港。

　　加入民进成为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爱国者

　　到达香港后，王幸生留守上海工厂的代理人设法倾销库存产品、变卖部分机械设备及账外财产，得款悉数汇往香港，以积极筹建新厂。1946年底，香港远东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铜锣湾正式成立。为扩大生产、提高产品质量，王幸生以个人名义向私人银行借贷34万元港币维持局面，设法邀请工厂多名工程师、技工来港，并从上海运来20多套模型和压机，开始生产硬质、耐热灯罩等高级玻璃日用器皿，两年内又积累资金50余万元港币，工厂开始焕发出生机。

　　好友徐行之、陈公庆，不仅是王幸生在上海瑞和坩埚厂时的老相识，还是他经营工厂时的得力助手。在徐行之的引荐下王幸生结识了一位受益终身的好邻居、民进主要创始人之一马叙伦。他应马叙伦之邀，经常参加在港民主人士举办的每周“座谈会”，并于1948年7月加入民进，担任民进港九分会筹备委员，积极参加民进在港爱国民主运动。其间，王幸生经常阅读《红色中国》、《华商报》等进步刊物，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他多次向好友徐行之吐露心曲：“我半世飘零，苦苦奋斗，所望无非是造福国民、造福中华，但而今看来，如果没有中共的领导，任何实业救国的理想都只能是一句空话。”1949年5月，王幸生介绍陈公庆加入民进港九分会更名后的民进华南分会，两位患难与共的同事又在民进组织中为迎接全国解放、建设新中国走到了一起。

　　在众多进步人士及好友徐行之、陈公庆影响下，王幸生急切地想回到内地办厂。他说：“参加国家工业建设是我应走的道路，而且只有如此，我从事多年的玻璃事业才能有前途。”据王幸生的夫人回忆，“在全国还没完全解放的1949年初，幸生就决定放弃在香港已经打好基础的玻璃厂，回内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1949年7月，广州还未解放，“汉奸嫌疑案尚未讯结”的王幸生秘密乘船经天津抵达北平。在北平他受到陈云的接见，起初陈云建议他们在北平建厂，在筹备过程中王幸生等考察了北平、天津、沈阳等解放区后，根据中共中央巩固东北根据地的精神，决定利用沈阳玻璃二厂的基础，与香港远东厂的部分设备实现公私合营。同年12月，王幸生带领香港远东厂技术、管理人员和生产骨干81人，连同部分设备，冒着被国民党拦截的危险，乘英国货轮，穿过台湾海峡、绕道朝鲜釜山迁往沈阳，公私合营新中国玻璃仪器厂于1950年4月正式投产。这是王幸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在内地投资的第一座工厂，它以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有力推动了东北玻璃工业的发展。

　　筹办新中国玻璃厂期间，王幸生亲身领略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公、服务人民的高尚情怀，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中国的出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下决心尽快将远东厂全迁内地，将他在香港积累的资产全部投入新中国建设。他把这个计划向陈云作了汇报，得到陈云的高度赞赏和支持。经陈云建议，新厂址选在原料丰富的山西太原市东郊卧虎山脚下。

　　1951年初，陈公庆、王幸生 、汪超中三位民进会员在太原成立了民进小组，是太原民进的前身。据民进太原市委会原副主委姚权回忆，当时支部活动是每周一次，为了保证出勤，活动时间安排在晚上7点至9点，幸生同志是坚持参加组织生活比较好的一位，而且发言积极。幸生同志说一口宁波普通话，在发言中以极大的热忱支持党的工业化方针。他通过回忆自己在旧社会办厂的艰辛，对比当下中元玻璃厂在党的支持下取得的发展，激动地表示：他把工厂迁回内地是做对了，他将以中元厂为基地为推动中国玻璃工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化学玻璃工业的奠基人

　　1950年11月，太原中元玻璃厂开始筹建（以下简称“中元厂”）。王幸生从香港抽回6万元资金，并带来20多名技工。1951年6月，中元厂正式投产，王幸生任厂长。这是王幸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在内地投资的第二座工厂，它为愿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共建新中国的民族实业家起了表率作用，产生了巨大影响。到1953年，中元厂已成为华北地区硬质玻璃产品的主要生产厂，产品行销河北、浙江、广东、广西等多个省市，在中国玻璃业界崭露头角。

　　1953年秋，王幸生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向太原市人民政府呈请公私合营。是年，中元厂实现公私合营，王幸生任副厂长。从此，他把全部才智和精力倾注到发展我国玻璃工业生产技术上。1955年，王幸生又将留在上海工厂的剩余设备全部迁到太原，并入中元厂，以扩大该厂生产能力。

　　1956年夏，国家轻工业部在京召开玻璃专业会议，会上认为中元厂、新中国玻璃厂使用的半煤气坩埚炉是国内最先进的设备。会后决定由王幸生担任技改组组长，负责领导全国玻璃工业熔炉设计与改造。后又派他赴上海与西德专家一同设计、建设上海玻璃仪器一厂。其间，王幸生还参加了上海张庙“上海玻璃工业城”的规划工作。1959年至1961年间，王幸生又动员他的外甥陆续把远东厂在香港的剩余设备及财产全部迁回内地，合并到北京玻璃总厂，实现了他的夙愿。

　　1965年，王幸生带领中元厂技术人员试制成功换热式池炉，解决了坩埚熔炉生产能力低、成本高的问题，并将此炉推向全国。是年，他又成功试验出以芒硝代替30%纯碱的新配方，降低了玻璃成本；据此，他向政府提出从运城盐池提取芒硝的建议，并作为正式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太原光学仪器厂、太原玻璃瓶厂……几乎太原每家新兴的玻璃企业都留下了他的汗水和足迹。太原轻工学校、太原化工学校的专业课堂上，也曾回响着他生动的讲课声；他还同陈公庆集资创办了太原前进公学，为中国的玻璃工业培养后续人才……王幸生用毕生心血和一颗忠贞不渝的爱国之心，铸就了他在我国化学玻璃工业史上的丰碑。

　　（2026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