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印有孙中山头像的5分邮票，两枚跨越沪澳的邮戳，一纸徐伯昕的手书，一个印着“通信购书”说明的生活书店特制信封，将1935年的岁月凝练成永恒的历史切片。这封从上海福州路384号寄往澳门的信札，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夜，中国进步出版人以纸为媒、以书为旗的珍贵见证，更是邹韬奋与徐伯昕携手坚守、以文化之力救亡图存的生动缩影。信札虽轻，却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担当，镌刻着进步出版事业的初心与荣光。

　　邹韬奋背后的出版脊梁

　　这封珍贵信札的寄信人徐伯昕（1905—1984年），原名徐亮，江苏武进人，出版家，民进创始人之一，邹韬奋一生最亲密的战友与事业伙伴。

　　这位出身清贫知识分子家庭的志士，早年就读于上海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经历为其日后的经营管理埋下伏笔。1926年他协助邹韬奋承办《生活》周刊，自此与进步出版事业结下不解之缘；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参与创建民进，始终站在民主与进步的前沿。

　　在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中，他是邹韬奋口中“出将入相”的得力助手，是书店同仁眼中“熟练无比的舵手”，邹韬奋为生活书店树立精神旗帜，徐伯昕则以超凡的实干与智慧筑牢运营根基，二人珠联璧合，铸就了生活书店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徐伯昕曾任出版总署发行局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和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他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重要创建者，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

　　民族危亡之际诞生进步文化堡垒

　　这封信札的背后，是生活书店在民族危亡中诞生、成长的峥嵘岁月。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占东北，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深重灾难，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让进步思想的传播举步维艰。

　　生活书店的前身是 1925年10月创办的《生活》周刊社，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因大声疾呼抗日、针砭时弊，发行量飙升至15.5万份，成为民众心中的爱国舆论阵地，却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厉压制。

　　为守护这一爱国发声阵地，顺应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1932 年7月，邹韬奋与徐伯昕在胡愈之等进步知识分子助力下，以《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为基础，集资创立合作社性质的生活书店，总店设于上海。这家书店，从诞生之初便超越了普通出版机构的意义，成为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文化堡垒，而徐伯昕凭借多年运营经验，成为书店实际运营的核心，为这份文化救亡事业筑牢了实践根基。

　　“白色恐怖”之下突破封锁的文化抗争

　　1935年的中国，山河飘摇，“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这封徐伯昕致澳门陈志强的信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寄出。彼时的徐伯昕任生活书店经理，这封因邮购《全国出版物目录汇编》而起的信札，看似是日常的业务沟通，实则是生活书店突破地域限制、输送进步思想的勇敢实践。

　　在国民党当局对进步书刊层层查禁的背景下，《全国出版物目录汇编》绝非简单的书籍清单，而是澳门爱国人士了解马列主义、接触抗日救亡思想的“导航图”。徐伯昕亲笔手书，将这份“导航图”寄往澳门，既是生活书店致力于进步文化传播的体现，更是进步出版人在黑暗中以文化为武器，进行无声抗争的鲜明写照。这一纸尺素，承载的是对澳门爱国人士的精神滋养，更是对反动势力文化封锁的坚定突破。

　　通信购书模式联结山海的传播巧思

　　信封背面的“通信购书”说明，是这封信札极具研究价值的核心，更是徐伯昕商业智慧与文化使命深度融合的典范，而这一模式的诞生，正是源于他对生活书店“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深刻践行。作为这一模式的主要设计者，徐伯昕深知，在交通不便、封锁重重的年代，唯有打破地域阻隔，才能让进步文化的火种燎原。

　　1934年9月，生活书店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等多家银行签约，这些银行所属的多处分支行，一律免收向生活书店汇款购书的汇费。作为回报，生活书店在这些银行开设专用账户，汇款记入账内，按月结算一次。这一举措既便利读者购书，又带动银行汇兑业务，对书店的邮购寄书业务是一大促进。这封从上海寄往澳门的信札，正是这一模式的实证 ——它让港澳爱国人士，也能获取进步书刊，让生活书店的影响不断延伸，成为联结爱国力量的文化纽带。这一创新模式，不仅是中国图书发行史、邮政业务史的绝佳样本，更折射出生活书店在困境中开拓市场、传播思想的智慧。

　　沪澳通邮印记微观见证的时代脉络

　　信封上的邮痕与邮票，是时光留下的珍贵印记，更是20世纪30年代沪澳通邮史的微观见证。信封贴着印有孙中山头像的5分邮票，部分邮戳字迹虽漫漶，具体日期无法辨识，但可明确其邮寄目的地为澳门，是当时沪澳两地通邮的实物佐证，为研究当时沪澳通邮、邮政资费、邮路建设留存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是进步思想向海外传播的重要窗口，生活书店将书目寄往此处，既体现了其读者群的广泛性，更彰显了进步文化的影响力。这枚实寄封，不再是简单的邮寄载体，而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地与澳门文化联结的纽带，让抗日救亡思想在沪澳之间传递，为民族救亡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而这背后，正是徐伯昕带领的生活书店团队，以细致的运营和坚定的信念，让进步文化的传播突破了地域与政治的双重封锁。 

　　一手史料遗存镌刻岁月的精神丰碑

　　这封信札，兼具史料价值与收藏价值，是反映20世纪30年代中国进步出版事业风貌的“活化石”。信纸上的“明字第一八四号” 编号，表明这是生活书店内部管理的通信存根，非公开流通品，存量稀少；而信文与特制信封、“通信购书”说明的完整保存，在同类文物中较为罕见。徐伯昕的手书，更是研究其本人及生活书店经营细节的一手史料，从中得以窥见徐伯昕为生活书店搭建的精细化管理体系。

　　虽历经岁月洗礼，信封上有少许虫蛀痕迹，但整体字迹、印章、邮票、邮戳均清晰可辨，古朴的质感能带给观者强烈的历史临场感。更重要的是，这封信札涉及中国出版史、进步文化传播史、邮政史等多个领域，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珍贵素材，更镌刻了中国进步出版人的不朽精神。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这封沪澳之间的信札，依旧静静诉说着徐伯昕、邹韬奋等进步出版人的初心与担当。它见证了生活书店在民族危亡中诞生、在“白色恐怖”中坚守的历程，见证了徐伯昕将企业家的实干、出版家的情怀与革命家的远见融为一体的实践，更见证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如今，生活书店的文脉早已融入三联书店的发展之中，而徐伯昕、邹韬奋等先驱所铸就的进步出版精神，却在岁月中愈发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勇毅前行。

　　（2026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