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皋雅集于1928年在杭州结社，以“提倡风雅，振兴书画”为宗旨，由余绍宋发起成立，成员来自各个领域，十年间举办四百余次雅集笔会，为当时影响比较大的纯艺术社团。叶为铭、丁辅之、孙智敏、高时丰、高时显、高时敷等文化名人都是重要成员，其中很多都是马叙伦、凌士钧等介绍给余绍宋的。马叙伦与余绍宋是同学，同任教于江山中学堂，所以谈论马叙伦与东皋雅集的关系，常见的路径是考证他与余绍宋的交游。这条路径预设了一个前提：马叙伦是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东皋雅集的。但如果把他视为一个“观察者”——一个既在局内又能跳出局外的人——则会呈现出另一种理解的可能。 

　　“局内人”的边界感

　　东皋雅集的绝大多数成员是以“书画”为主要身份标识的。马叙伦不同。他的主要身份是学者、教育家。书法于他，是“余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特其余事耳”。这一差异意味着，他在东皋雅集中的位置从一开始就与其他人有所不同：他不是以“专精”进入，而是以“博雅”进入。

　　这种差异带来一个微妙的效果：马叙伦在东皋雅集中既是“自己人”，又保持着一种“边界感”。他参与东皋雅集的时间比较早，1929年时，马叙伦即在《金石书画》写文记东皋雅集的第一次“寿苏”。他参与东皋雅集的频率也高，《余绍宋日记》里多次提及。根据现存史料发现，他从未像高时丰那样成为“东道主”，也从未像余绍宋那样成为“灵魂人物”。他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在场者”——一个始终在场却不过度介入的人。

　　这种“边界感”并非疏离，而是一种自觉的定位。马叙伦带来的，是学术的视野、思想的深度，以及对“书画之外”的世界的理解。 

　　学术如何“在场”

　　马叙伦在东皋雅集中的“在场”，有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他很少单纯以“书画家”的身份出现，而总是带着学术的底色。

　　1930年2月，马叙伦从南京图书馆为余绍宋借来方辅的《隶八分辨》。同年10月，马叙伦将新著《庄子义证》持赠余绍宋。这透露出一个信息：马叙伦与东皋雅集同仁的交往，往往是以“学术资源共享”为纽带的。

　　这种“学术在场”的方式，在东皋雅集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东皋雅集的宗旨是“振兴书画”，但对“振兴”二字的思考和问题，不是单纯靠“多画几张画”就能回答的，需要理论的支撑、历史的审视、学术的梳理。

　　马叙伦恰恰提供了这种支撑。他的文字训诂之学，可以为金石碑版的考释提供依据；他的老庄研究，可以为“画理”与“道”的联结提供思想资源；他的版本目录学素养，可以为书画真伪的鉴定提供方法论。这些看似“与画无关”的学术功夫，正是“振兴书画”不可或缺的基础。

　　马叙伦在东皋雅集中的角色，不是“教大家怎么画”，而是“帮大家想清楚为什么要这么画”。这种“思想的在场”，比“技法的在场”更为稀缺，也更为重要。

　　一个隐形的坐标

　　如果将东皋雅集视为一个坐标系，大多数成员都可以在这个坐标系中找到明确的位置：余绍宋在“画学”轴上，高时丰在“收藏”轴上，叶为铭在“篆刻”轴上，陈伯衡在“金石”轴上。马叙伦似乎不在任何一个轴上，但又与所有轴都有交集。

　　这种“无轴而有交”的状态，构成了马叙伦的独特价值。在一个以“专精”为追求的群体中，他代表的是“博通”的维度；在一个以“技艺”为核心的场域中，他代表的是“学问”的维度；在一个以“传承”为使命的时代，他代表的是“创造”的维度——不是创造新的技法，而是创造新的理解方式。

　　正是基于此，马叙伦如同一个“隐形的坐标”。他不参与具体的艺术创作竞赛，不追求技法的精进突破，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提醒着同人：书画的根，在学问里；学问的根，在人心里；人心的根，在文化里。

　　“局内观察者”的双重身份

　　马叙伦在东皋雅集中的特殊位置，可以用“局内观察者”来概括。这一身份包含两个层面：他既置身局内，参与东皋雅集的日常活动，与同人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同时又保持着一种观察者的清醒，不被东皋雅集的热闹所裹挟，也不以雅集为唯一的精神寄托。

　　这种双重身份的根源，在于马叙伦始终游走于多个领域之间。他是政界中人，却从不以官场为归宿；他是学界翘楚，却从不以书斋为牢笼；他是书画同好，却从不以笔墨为终极。这种“游走”的状态，使他既能够理解每个圈子的内部逻辑，又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获得一种“看”的能力——看自己，看他人，看时代，看传统。

　　在东皋雅集中，这种“看”的能力转化为一种独特的贡献：他不创造作品，但他创造理解作品的方式；他不制定标准，但他提供判断标准的基础；他不引领潮流，但他守护潮流的源头。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提醒：书画的意义，不只在于书画本身，而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精神。

　　在场的边缘者

　　马叙伦的名字往往被放在东皋雅集的“重要成员”之列，却很少被放在“核心人物”之列。这是事实，因为核心人物确实是余绍宋，是高氏兄弟，是那些以书画为终身志业的人。但“核心”不等于“唯一”，“重要”不等于“可替代”。马叙伦在东皋雅集中的意义，恰恰在于他的“不可替代性”——那种以学术滋养艺术、以思想照亮技艺、以“局内观察者”的双重身份守护文人精神内核的独特存在。

　　2026年，“仰之弥高——杭州早期社团东皋雅集成员艺术展”在西泠印社美术馆举行。在那些泛黄的书画、日记、题跋中，马叙伦的名字安静地列在成员谱系里。他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个，但他是最耐人寻味的那一个。因为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一件事：真正守护传统的，不一定是那些站在舞台中央的人，也可能是那些站在边缘却始终在场的人。

　　这份“在场的边缘性”，正是马叙伦留给我们最值得思考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