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茶人三部曲》由《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城》三部作品组成。

　　第一部《南方有嘉木》

　　讲述了绿茶之都杭州忘忧茶庄三代人的人生起伏。清末江南的茶商杭九斋，风流儒雅，却不好理财治业，最终死在烟花女子的烟榻上；下一代茶人杭天醉，生长在封建王朝彻底崩溃与民国诞生的时代，他身上始终交错着颓唐与奋发的矛盾，有学问，有才气，有激情，也有抱负，但却优柔寡断，在各种爱的纠葛中，不得已向佛门逃遁；以杭嘉和为代表的杭家第三代经历的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时代，他们以各种身份和不同方式参与了华茶兴衰起落的过程。

　　第二部《不夜之侯》

　　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反映了扎根江南杭州的茶叶世家杭家在这个动荡年代中各种人物的命运遭际：沈绿爱、杭嘉草等杭家女性惨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寄草、杭忆、杭汉、忘忧，作为新一代杭家儿女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有的在战争中牺牲，有的为了胜利后的明天坚持着中华茶业事业。杭嘉和作为茶叶世家的传人，在漫长的战争年代中，承受了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劫难，呈现出中华茶人的不朽风骨。

　　第三部《筑草为城》

　　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写至20世纪末，描述杭家人在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血雨腥风之后又迎来了“文化大革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杭家人经历各种考验，体现出前所未有的顽强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独立人格精神。

　　小说飘散出浓郁的茶文化浸润的气息。其间，民族、家族及其个人命运，错综复杂，跌宕起伏，茶庄兴衰又和百年来华茶的兴衰紧密相连，小说因此勾画出一部近、现代史上的中国茶人的命运长卷。

 

 

　　略论《茶人三部曲》

　　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从1990年开始创作，到2000年出版第三部《筑草为城》，历时十年之久。因第三部出版时间超过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年限（1995—1998年），所以仅以第一、二部即《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获奖。但这两部其实已是一个完整的、可以独立的史诗性的创作，没有第三部也不影响其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

　　《茶人三部曲》第一、二部都经历了一个严细擘画、精雕细刻的创作过程，其成书也笔势健举、一气呵成，给人浑和匀整的感觉；而其措笔则披阅十载，增删修润，各经四稿才底定于成。艺术家呕心沥血、研磨技艺的痕迹在书中灼然可见。王旭烽卓然不群的创作天分与锱铢必较的创作态度相互叠加，使作品在问世、获奖后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持续长销于读者群中，助益世道人心之建设。其流播史说明，这确是一部具有幽深绵长的艺术魅力、经得起反复翻读的作品。

　　“三部曲”前两部描写了江南茶都杭州城里一个经营茶叶的儒商家庭三代人近百年的变迁史。故事背景起自19世纪60年代，终于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小说以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大跨度展现历史风云的艺术魄力，把中国近现代史的波涛、杭州城历史的缩影，以杭天醉、杭嘉和为代表的杭氏家族史的脉络，浑然一体地交织在一起，塑造了一系列经典茶人形象。小说笔触远及中国几千年茶史之赜隐几微，探究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茶性、茶风、茶韵交融沾溉之底蕴，在中国茶业的兴衰起落中，展示了中国茶人不屈不挠为振兴茶业、强盛国力而苦心孤诣的卓绝努力。作品不避讳中国封建社会的遗毒和外来帝国主义侵略“奴化”百姓的历史阴影，着重表现有血性、有毅力，维护民族尊严、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中国茶人的柔韧灵魂。杭天醉的软弱和杭嘉和由软弱而坚毅的变化就表现了作者王旭烽于这两方面的立意。小说对林藕初、沈绿爱等，识见远大、才智过人、情怀深长而又刚烈明决的女性的描绘，尤其悲壮感人。这种状绘巾帼英魂的笔墨，往往又别具一种深邃和犀利，与大胆揭示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的苦闷积郁的笔触浑融在一起。在世纪之交，中国作家中曾有不少人试图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对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作出艺术概括，一大批历史跨度长、社会场面大，情节复杂、细节丰富、人物众多、篇幅浩大的作品，形成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潮流。《茶人三部曲》便是这其中后起的佼佼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程中所形成的自有格局和传统的家族小说中，也可独树一帜。

　　如此成功的创作有哪些可供回味和沉思的艺术经验呢？

　　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是：杭州西子湖畔，杭氏家族创办的忘忧茶庄在国家举步维艰、忧患日深的近百年间，开创并持续传承，茶庄三代传人及其家族戚友之间演绎出一段生死恩怨、离合聚散、浮沉歌哭的人生故事。这些交织着复杂关系的独特的茶人故事，也牵系着中华民族近代以降的抗争、复兴的历史行程，昭示着东方茶人们立人兴邦的初心和远志。小说以浩博而严谨的艺术结构，把世纪风云、杭州史影、茶人茶事巧妙浑和地熔于一炉；在从容展开、宛曲有致的生活长卷中，凝重展现的是中华民族求生存、谋发展、图富强的强韧意志，和酷爱自由、雅好文明的庄重形象。

　　作者王旭烽首先具备了湛深明达的史识。小说毫不含糊躲闪地把忘忧茶庄的人物故事置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漩涡之中。从太平天国起义、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到抗日战争，顺流而下，清晰准确，且有她独特的反映角度和深邃警策的思考。在小说前台演出的并不是站在历史潮头革命者的英雄故事，而是被历史潮头摔打、裹挟的带着天然的“软弱性”的茶人们，他们的行动是摇摆的，眼光是迷茫的，灵魂是哀伤的，因袭是沉重的。但是，在他们的身旁和身后，看得见、听得到奔腾激荡、呼啸前行的历史血流，读得出中国人民用鲜血写就的革命史诗之铿锵。即使是离革命很远的茶庄里的人们，在冲淡清雅的茶人生涯中也难免会被革命的风潮波及，或隐或显地织入了历史运行的主线之中。志士的血痕、搏战的铁光；民族的节操、自由的精魂……这一切同茶与茶人的命运交融在一起，显示着小说主题之深与史观之正。这种透视历史的智识，显然与唯物史观的浸润，及王旭烽多年潜心专攻近现代史的研究有关。因此小说才能以严谨朗润、百川同赴的笔力，成功地表现出作家意识到的历史深度和时代趋向。

　　其次是作者王旭烽对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学习、继承和发展。小说倾注笔墨于具有典型意义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上。在对人物灵魂深层、多角度的挖掘方面，人物与环境（社会、家庭等诸多复杂关系交织而成的）紧密关系的剖示方面，反映人物的文化气质、生活习尚、个性特征的文学语言的提炼方面，王旭烽都表现出了过人的才能和功力。在小说纷繁众多的人物队列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值得评论者分析研究、探其底蕴的人物，不仅有杭九斋、杭天醉、杭嘉平、杭汉这样的江湖侠士，革命者，血性男儿；也有沈绿村、李飞黄、杭嘉乔、小崛一郎这样的人间蝥贼，历史败类。林林总总的人物之中，分置于小说第一、二部生活画面中心的人物杭天醉，是塑造得尤为成功的。杭天醉那种在特定历史契机中蓬勃的激情、浪漫和勇气，与他陷入茶庄、家庭的负累之中无所作为的迷离惝恍；他那“不是我要‘这样活’而是‘这样活’找上了我的门”的无奈嗟叹；他表面的洒脱恬淡和灵魂里的创痕隐痛；他在巨大的历史风暴袭来时的凛然气节，在革命退潮期中的沉沦与自戕等，所有这一切矛盾交缠的性格发展曲线，都被王旭烽显幽烛隐地和盘托出，使这个集民族资产者与茶人身份于一体的人物，栩栩如生。如此准确地把握住了杭天醉身上的革命性、反抗性，与动摇性、妥协性并存的多重性；又如此精微地捕捉住了人物独特的血缘特征、文化特征及心理特征；并将两者艺术地融成一体，达成了普遍性和特殊性、艺术概括与艺术个性彰显的完美统一，不得不说是王旭烽在典型人物塑造艺术方面的一个贡献。杭天醉这个人物常使笔者想起王蒙《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倪吾诚虽然是一个大学教授，是一个在病态的婚姻关系中煎熬、挣扎的自虐者，一个比杭天醉更敏感，精神上的苦痛也更飘浮地处于社会生活边缘的零余者，但其作为历史进程和革命风暴中无所作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余人”的形象，却是和杭天醉有着某种共同的精神血缘的。王旭烽和王蒙创作的时代背景不同，艺术个性也迥异，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凝视着并开掘了这类为历史风涛所激活，又为其所伤害的边缘人物的性格内涵——这大概是因为此类人物的悲剧命运最能体现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生动性、丰富性与复杂性，最能折射出中国社会变革之深刻、曲折与迂回的缘故吧。

　　“三部曲”中写得最为浑和匀净的第二部《不夜之侯》，展开的乃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时代生活。

　　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杭嘉和也是一个塑造得颇为成功的典型形象。他身上秉承了其父辈和家族固有的革命性、动摇性，但他又是更切近地被卷入五四运动及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风暴，经受了国破家亡民族巨创的新一代茶人。他的性格更多地是由日寇侵袭下的杭州城内斑斑血泪现实造就而成的。他内敛、忍辱负重、平和温厚的品性，与其复归于忘忧茶庄后表现出的从容练达、沉潜严谨、外清明内直方的茶人风骨，更是被刻画得神清气朗。这个家族长子形象被王旭烽赋予了更鲜明也更劲健的内力，获得了更强烈感人的艺术魅力和更广远的社会意义。

　　作者王旭烽塑造人物手段之高超，即使在吴升这样一个极次要的人物身上也是卓然可见的。吴升攘夺杭家家产的心机、劣迹，其暴发户的声口、动作，绘状得穷形尽相，使人惊叹作者剥皮剔骨的犀利与嫉恶如仇；但这个反派角色在“清党”血迹中的清醒，面对逆子嘉乔和日寇暴行时振起的民族良知与义愤，还有他对小茶的那种萌发自童年、贯穿于一生的复杂感情——“爱而不遂乃摧之，推之溺水复拯之”的矛盾彷徨的心态和行径的刻画，则更使人感到王旭烽对人物“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谨严态度。

　　第三是流注并涨满了小说字里行间的那种从历史深处、民族血脉里升腾勃发出的纯洁峻烈的道德感和伦理热情。王旭烽在综括这一幅以茶人事业、茶人命运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巨画的诸要素时，发挥了严肃的历史研究者特有的客观理性，冷静地揭示历史运行的客观规律，同时又发挥其作为茶文化研究者的独特优势，优雅地展开了茶文化内涵和外观的丰富知识；但这些还不是小说最激动人心、出类拔萃之处。小说最动人的是王旭烽藉血肉丰盈的现实主义生活画卷传递出的那种对人生、对民族、对历史的炽热的正义感，鲜明的是非观和纯洁的道德观念。这才是撼人魂魄、怡人情性、净化人心灵、提升人素质的巨大的感染力量。以小说第二部而论，王旭烽全面地展开了日寇统治下杭州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在那些有着复杂血缘关系、家庭关系、情感关系的人物的对立和碰撞中，王旭烽深刻地写出了阶级的对立、民族的斗争，情操、气节的对比，伟大和渺小、高尚和卑怯的道德分际等。例如，对文化汉奸李飞黄的描写，真是使其张口即见肺肝，把他那种从苟活到为虎作伥的附逆思路活灵活现地剥露出来。其现实的鉴戒作用，大约王旭烽落笔时也未曾预见到。又如赵寄客与小崛一郎在太庙的对峙场面，他们之间的对话写得真是惊心动魄，话里有话、弦外有音，不得不使人联想到《雷雨》《日出》中那些同样精彩的台词。还有，在小说结尾处，杭嘉和与小崛一郎在西湖茶楼里下棋对决的场面，也写得波诡云谲、扣人心弦，在人物言行的交锋碰撞中，凸显了小说峻立的主题，为小说长剧的落幕完成了具有深沉历史感的艺术定格。王旭烽色彩繁富而又意蕴深远、优雅流丽而又劲道内敛的语言也被发挥到了极致，堪称神来之笔。总之，王旭烽在这幅现实主义的历史画卷中，不仅揭示了历史的客观铁则，纳入了茶文化的丰富知识和意蕴，还倾注了她的主观热情、理想信念与伦理激情，以此形成了全书澎湃激越的感情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