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网红”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新兴职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做“网红”改变了人生轨迹，获得某种成功，同时，“网红”还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因此“网红”作为一种职业已经开始引起年轻人的兴趣。当然，“网红”作为一种职业选择，也引发了不少社会争议。

　　事实上，“网红”不是从今天开始有的，从互联网普及之时起，就一直有“网红”现象，过去的“网红”往往是制造出网络上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的主角，或者是出于宣传目的在网上营业的演艺明星。而“网红”成为一种现实的职业选择，是在直播和短视频等新的社交方式出现之后，这些新的方式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表现平台，也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这些空间互动性更强，传播力更强，黏着力更强，给了想成为“网红”的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在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由于网络效应，往往三四线城市和乡镇的年轻人获得了在网络上更多的展现机会，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他们引起关注的方式也相当多样，有才艺表演、知识普及和直播“带货”等。这些都是网络生活发展带来的新变化。

　　从总体上看，现在的“网红”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在传播积极内容，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展现，传统戏曲的传播，还有各方面知识的科普，这些都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好评，也是年轻人积极面对生活的表现。比如因疫情失业的越剧演员陈誉通过抖音直播唱戏，靠网友打赏支持开启了新事业；河南民间剧团“麦田乡音”依靠直播间收入，养活了整个戏班；黄梅戏演员程程本为湖北某民间剧团的当家花旦，现在则是拥有72万粉丝的抖音戏曲主播，把直播间当作新舞台。至于唱、跳、喜剧等表演和直播带货的主播，只要其内容不消极，表现相对健康，对观众来说也是减压放松的一种方式。这些都促进了社会生活的活跃。

　　另一方面，一部分“网红”的网络活动中确实存在低级无聊庸俗的表现，传播了消极内容。做“网红”门槛较低，而收益颇丰，因此许多年轻人跃跃欲试，形成激烈竞争。一些人在这样的竞争中难以把握自己，为了流量丧失积极正面的追求，为吸引眼球失去对内容基本的把控力，而且他们获取的部分收益也没有依法合理纳税，最后导致了负面影响。

　　因此对新兴的“网红”职业，社会层面的职业监管和“网红”自觉承担社会责任都不可缺少。一方面社会要加强监管和教育，让进入这一行业的人认识到坚守底线的必要性，对违法乱纪和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相关部门应给予严厉处罚。平台和相关的利益方也应承担起相应责任。另一方面，进入这个行业的“网红”也需加强自律。他们要有底线意识，要守住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守住法律法规的底线。同时他们也要对内容有更高的追求，多发布积极、有益于社会的内容。这些都是“网红”需要注意的。

　　“网红”成为一种新兴职业是社会新的发展，我们需要正视其中的复杂性。

　　规制“网丑”，营造清朗网络文化空间

　　当前在新媒体领域，尤其是短视频和直播平台，存在一种“网丑”现象，也就是以消极的“丑、怪、俗”表演来吸引眼球，以低级趣味来迎合受众。在2022年的两会上，有不少代表、委员对此提出了关切，并对规范新媒体领域的一些消极现象提出了期望。

　　客观地说，“网丑”现象往往并不直接违反法律法规或冲撞社会公序良俗底线，而是打一类含糊暧昧的“擦边球”。当前，在短视频和直播领域，倡导积极健康价值观的内容产品是主流，通过短视频或直播方式传播知识或文化艺术已经形成了潮流。大部分幽默内容或者唱跳表演价值取向也并不消极，基本在底线以上，并具有帮助人们减压放松，促进社会认同的积极意义。通过有关部门多年来对相关平台违法违规现象的规制和打击，以及平台、公众和社会对违背公序良俗现象自觉的清理和抵制，网络不正之风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扭转。当下所说的“网丑”现象更多是徘徊在社会对公序良俗原则要求的边缘，在一片暧昧地带寻找某些能迎合部分低级趣味的消极形态，这种现象在目前的网络空间并不少见。

　　“网丑”的特点是把无聊当有趣、恶癖当时髦、庸俗当流行，试图挑动某些受众难以言说的“无意识”里的东西，由此牟取更多流量和利益。从根本上说，“网丑”并非新生事物，在传统媒体时代或网络空间形成初期同样有“网丑”现象。对低级庸俗需求的迎合更是社会文化中的一般性存在。问题是，在当下的新媒体时代，短视频和直播等领域的内容生产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呈现出某种“内卷”的形态。

　　相关领域看似门槛很低，方便更多“素人”介入参与，是一个个众声喧哗的平台。流量似乎可以向任何地方流动，消费者的选择看起来也更具主观性。然而，越是呈现众声喧哗特点的平台，越是由于供给过多，从而造成内容产品不易被受众看到。受众的“从众”叠加效应和大数据推荐更加剧了集中的倾向，使得流量更快地向“头部”大V和“网红”集聚。新的内容生产者在加入平台后，往往发现内容难以引起关注的情况比较多。在群体流量压力下，大量内容的高密度供给中，受到受众的更多关注，其难度实际上比供给有限的传统渠道要更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吸引注意力往往成为极具压力的事。用反向或并不正面的趣味博出位、吸引人，就成为一些内容生产者的一种选择。而部分受众头脑中的“无意识”因素，也与“网丑”内容形成了呼应。网络空间中相对匿名的状态，也使得人们更容易释放某种低级趣味。这样的“示范效应”往往会让一些人难以抗拒诱惑。同时，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有更加强烈的互动性，受众参与的综合成本更低。上述因素给“网丑”现象提供了生存土壤，甚至能在某些方面形成影响，在平台上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同时，“网丑”在底线周围的频繁试探，也有可能越界，从而产生更多负面影响。

　　让“网丑”现象得到更有效的控制，需要多方面共同关注和参与。一方面，社会需要在相关领域树立更多规范，对“网丑”现象给予更清晰的制约，引导内容生产者传播正面积极、形式多样的产品。另一方面，平台需履行更多的主体责任，规范“丑、怪、俗”，给内容优质、取向积极的资源以更多正向回应。而“网丑”相关方需要从片面追求流量和曝光度的消极取向中“走出来”，避免不断在底线附近徘徊，而是不断追求向上提升。现在短视频和直播领域已经逐渐形成有规模的知识传播、艺术传播和文化传播势头，如果充分利用这样的路径把正面内容加以有效分享和传播，效果也是相当好的，让相关内容提供者得到更多的支撑和支持，让这样的传播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从而让“网丑”现象得到更多更严格的规制，让清朗的网络文化能够更多地主导新媒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