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内容简介

　　《源乡》是一部非虚构长篇小说，时间跨度40年，从20世纪70年代到当下。作者季玉以“我”为叙述主体，通过“我”的亲历和视角，描写了发生在苏北平原一个叫岔溪乡程家庄的地方三代农民的生活故事。小说人物栩栩如生，情节丝丝入扣，反映了时代变迁、社会变革、人性复杂，以及在时代、社会、自然背景下，个体小人物的多舛命运，并为他们不甘平庸落后、积极追求美好事物的凡人精神立传。

　　2021年尾初次看到书稿，再次相见，现实中的人纷纷长了年岁，而书中的人物，一个个被时间机器做了成像固定，还是之前看时的样貌，这就是“文字书写”的遗憾之一吧，能复原或追记，却不能与之共增年岁。

　　《江苏文学》上《源乡》的内容简介中说：《源乡》，是一部非虚构长篇小说。季玉在创作谈中对《源乡》的定位是：“我自己把这部作品定位为是我自己的一部精神疼痛史，是一部关于生命因果的探源之作，是一部作为一名写作者终究要写的献给故乡的跪乳之书。”这句话，或可作为读者进入《源乡》的导读语。因此，它也包含了另一个单独的含义：作家季玉欲以此“述说”来缓释这种非病理性的、非外物附加来的疼痛。

　　人到中年，每日奔波忙碌，一地鸡毛，很怕触碰沉重的东西。《源乡》扑面而来的气息，是拧得出水的“沉重”。带着血腥与汗热的、胶粘的亲密关系里的窒息感与无力感。

　　《源乡》中的人物谱系并不复杂，彼此之间的纠葛也多是起于日常，而止于血缘、乡缘、地缘之情。程家大姐、二姐、三姐、小弟弟（书中之“我”）、程有礼、施玉莲，这些人物，以及一个名为程家庄的小乡村，一些小事件。但贴近了，把这些小事情加起来，就是时代。在被冲刷、辗压中牢固或变形变质。

　　书中主要人物同姓、同族。他们同被时代的潮流卷入卷出，转来转去的挣扎，抵抗，舍身投入。

　　书中的四十年，恰逢城市的现代化进入高速运转期，是一台巨型人口吞吐器一样吸取着乡村人口的投入——吸进来，不经咀嚼即咽下，未曾消化间，又吐出来。或又吸进新的奔来者。而吐出来的，被吐得回来处么？吐出来的，还是咽进来时的原状吗？他们见识了城市这个巨大的、囊括力超强、却又超级敏感、排异的胃，城市对他们的吞食只是取其所需地蚕蚀，并没有生成与之对等的互献互促。

　　作品以时间为线索，围绕亲密关系、进城、成长三个主题展开，层层推进，真实呈现了苏北乡村的匮乏与困境，贫穷和苦难不止是女性的困境，也是男性的桎梏。《源乡》中呈现的女性问题、乡村问题，历来是同一个话题。无论问题、事件的描述者是儿子、女儿、母亲、父亲，还是祖母，都不改其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的份量，强度。

　　历史的长河里，往往是三四代人共在一个百年，同向行走，前后相衔，遇到的沟沟坎坎，障碍湍流，并不是前面有人就有肃清——前面的人有的是先锋官，有的不是。前面的人虽走过，甚至是很容易地越过了，但那些沟坎、湍流仍在，后面的人遇到的仍是同一个沟坎、湍流。说起来，虽然大家看着是结队而行，但实际上，都是踽踽独行。不是不想为后行队伍中的人移除，实是无力也。《源乡》写出了这份相似与无力。

　　在探讨一部小说时，若以地理空间如“乡村”“城市”这些词为小说题材分标签，我认为，《源乡》应属于“后乡村”题材，或是“前城市”题材。读者应能审视到，作家有为这些言说力弱的人向命运发问的动机。从这个角度定义，书中这一普通家族的故事，有了以自身“故事”自问、自诘，同时也向他人发出提问的功能——“命运”在一个鲜活的人的身上是如何发生的？

　　《源乡》中的人物，都是一些心灵与物质双重受困的人，他们所展示的解决自身困境的能力，多限于已知生活经验与生活常识。举例，对作为叙述者的“我”的出路安排，是读书、“赚了大钱”。这个人物所背负的未来，似乎是许多同乡族人期许中的圆满。这也是一种令人“无力”的标准。乡村里的人的“出路”是否就是如此？又比如，对待家暴、出轨，都没有超出“当时时间、经验”的处理。正因如此，更觉悲伤。也正因如此，让人倍感人物之真实、自然，这也是四十年来所有“现实主义”作品的共性呈现。

　　当下，一些写作课上所探讨的：“小说”是否有解决人物困境的能力？答案几乎是统一的：不能；没有这个责任；没有这个力道。我很同意，小说只是一种“言说”。我是悲观主义者，我至今认为，现实中，怀着怎样一颗心与一双热眼与言说“文本”发生双向奔赴，都不会有力量把“写作”中的“问题”的外壳撕去？

　　书里的人物很多，作家用力写的，是乡村里女性的境遇和身为女人所遭受的来自“他性”、部分“同性”的“不曾高看”与“俯视”。从这个角度看，又似乎可将《源乡》归类为女性题材。《源乡》的写作视角，是一个有五个姐姐的“小弟”。一个男性化身份。以一个被“女性”围绕的“他”为带入视角，在文学创作中常例颇多，这些女性与“他”构成的或是血缘之亲，或是非血缘之亲。

　　《源乡》中，“他”眼光里的“人们”，范围如下，父母、一众族亲。虹影、林白，及早些年出生的萧红都以“我”为视角写过故乡，写了对故乡的“出走”与“逃离”，且没有回避现实中的女性身份。同为女性作者，季玉将《源乡》中的“我”，处理成一个“男性”，这个处理，也许是刻意与现实之“我”作界分。她似乎需要用一个界分来处理书中亲密关系对现实世界的投射。

　　《源乡》中的亲密关系，是男性性别视角投射的亲密关系。父亲对身边一众女性的态度，母亲、女儿、与之有不名誉的关系的女人们。这个态度是作为儿子的眼光看到的——作为父亲血缘的继任者，是父亲这种“态度”的终结者还是传留者，暂时看到的答案只能代表暂时。

　　“爱”这种感情里包含的道德，是可以反复以爱为托底物去毁灭、并以爱为名来重建的。无耻、不对等的交流，单向的索取，都是卑鄙之恶。亲密关系中除了夫妇关系之外，都是先天赋予，不需后天淬炼。亲密关系的特点是一旦形成就会很稳固，因为有道德、礼法提供的“要稳定下去”的口号式支持，这是正面。安稳美好的正面一般搭着残酷的反面，上天总是用“一块馒头搭块糕”的方法来设计人世的逻辑。亲密关系更是上天优秀的设计之一。翻开亲密关系的反面，是束缚、冠冕堂皇的精神要挟、控制。

　　《源乡》以细节呈现了乡村人际关系中没有界线的彼此“享受”、霸凌、顺从、互制，男男女女们以此为荣，以此为哀。一层薄淡的蜘蛛网，粘着其中所有人，令人生厌，外面并不是有难逃一死的战乱、不是铜墙铁壁，但其中好多人，就是在这网中过完一生。

　　《源乡》所写，与其说这是时境之哀，不如说是乡村人口单向流通之哀。乡村中有见识、有学识、有能力的人出去了，再无回来反哺，过去的乡村，是有很多学问大家、宦游者归来的乡村。《源乡》中写的，是出去和不想回来。《源乡》是家族史中的女性命运史，与生同来的，只有死亡可以去除的统慑精神和行为的亲密关系之恶。书中的女性是这一现象的活体。有人认为，离开乡村生活，进入城市就是完成了自我挣扎，我认为不是。也有人认为，“离开”是一了百了的方式，我也不认同。因为在某些时间段，那些“出走”与“离开”并不是自动自发，只是一种时代的潮流，只是很多人如此中的被动“感染”。不是自我觉醒。

　　贫穷虽是一种让人没得选、没得走的境地，但不影响思想上的自我觉醒。《源乡》在男性视角的叙述下，女性精神的进步是迟滞的，有一霎那，希望某个女性身上，或者母亲、或者女儿那，有一点点进步，不要石破天惊，有即好。小说中的岔溪不大，能大喊一声，让半个岔溪听到就好。我指的是那种对自我的认识、处境的认识，自我确认，自我对自我的觉知——这些，有时需要别人给，外力来开启。但没能取得时，需要自我从内部生成。在落后乡村的贫困生活中维持温饱尚难的女性们，如何“自个儿”生成光芒？

　　“述说”与“呼喊”，从心理学上讲，皆是缓解某些疼痛之方。《源乡》的述说，是慢慢地、口语化的、潜流式的，如果能在这种潜流里看到书中某个人物对自我行为与遭受的境遇有反思，就太好了。但恰是这个没有发生的“太好”，促进了我们对现实的进一步理解。

　　《源乡》中，女性的心灵活动与精神进步中的足迹，向前一步，退一步，左行一步，右行一步，又退一步，辗转中在找的、去到的，几是第一步的原址，只是她们并不承认。或者，我们可以将此一切归究于为匮乏、贫困、苦难时运所裹挟。顺从不会推进进步，反抗有时也并不会。现实里的人们都是溺水者，而书写者与阅读者，都是站在岸上的人。如果说第一视角的写作都难以逃避自述的嫌疑，也并不说明第二视角和全视角就能逃掉。

　　这三个视角，除了对人物命运的“共情力度”有别外，对人物与命运关系如何处理的主张实无鲜明的区分。第一次给季玉看书稿时，曾试想，作者如果以“母亲”的视角进入叙述，或以“父亲”“某个女儿”视角切入叙述，《源乡》中的人物是否会有另一种精神局面？

　　人与出生地，事与时，书中人物共同的身份是“农民”，共同的境是“农村”，共同以之为业的生涯是“农业”。过去一百年中，在历史的同一时间中，我们的农村社会极似城市社会的前身状态，不是另一种拥有自己独立生态的社会。表面上，它只是一种集体的形态，实质上，只是追逐城市之路而行。这个进程中的艰难与辛苦，不身临其境的人难以意会。对一日日身在其中的人来说，《源乡》有深刻的代言意义。人间世味、中年与少年的甘苦，男人、女人各自独负的难与人言二三的隐痛，都在其间。《源乡》几乎是苏北农村现实生活的下载版。

　　季玉自述这本书写了九年。九年中，这些与她须臾未离的人物必然有成长，她对自己笔下人物的命运也会发生不同的理解。作家刘季说：《源乡》正起飞。一语双关。实地到过岔溪河的陈祖敏女士是较早读到《源乡》的，她说：翻开《源乡》，每个字都有魔力一样，好看得停不下来。并用“如同陈年老酒，没有一丝杂质，是经年后恰到好处的醇香”来形容《源乡》文词的质朴。她们两位对《源乡》的品评极为恰切。我与季玉同在淮安，我住清江浦，她在河下附近。第一次与她相见是市里给她和范小梅开作品讨论会，会名如未记错是“握玉赏梅”，我还曾提了这个“握”字何不改为“评”字的小建议。时间忽忽而过，算起来，与季玉也是少小时伙伴了。有幸与刘季、海宁一起看到《源乡》诞世，在这部长篇还没确定名字时，海宁先看完。海宁是个有独到的文学品味的人，她确信，这是一本可以担任“一代人的成长史”的书，是“最贴近我们视野的一本书”。

　　对贴皮贴肉地经历过物质苦难与精神困境的程家庄人，后置后发的和解与慰问都显轻浮。因而，《源乡》的到来，不是和解或慰问，是一次了结和交割：过去的归过去，现在只作为起点存在。《平凡的世界》出版以后，从孙少平、孙少安身上，我看到了不同于当时青年身上的锐气、锋芒、新鲜。眼前豁然一亮。每一代人都在寻找着自己在时境中的出路，在艺术作品中，修炼某种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很少被表现为解决生存问题之道，青年人出路的最优选项都从世俗中来。屈从于既有的功名评价体系、价值取向。但愿与《源乡》平行的现实世界里，乡村对自己的未来方向，年轻人无论出生地是哪里，都能有更多选择，挣脱裹挟，也挣脱情绪。期待更多的人生评价体系被指认出来、创造出来、树立起来。嘈嘈杂杂写了这些，不揣浅陋。思思想想间，时有断续与逻辑不洽处，语不及义。《源乡》是一部拥有阔大阐释空间的作品，我且言尽于此了。

　　（2023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