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觉得最神奇的事情，就是我妈织毛衣。两根细长的金属针上下翻飞，牵连着各色毛线，以一种我所不能理解的神秘规律缠绕在一起，变成一顶帽子或一副手套，偶尔还会变成只有一只袖子的毛衣，但我妈严厉警告我不许说出去。
人的命运大概也是如此。一个人的丝线会因为种种缘由，和其他人纠葛在一块，编织出各种奇妙的形态。幸运的是，比起童年的我，如今我好歹多知道一种缘由，那就是文学。
2019年的年初，我做了一件迄今为止最任性的奢靡事——为了刷一场音乐剧《汉密尔顿》，特地飞了一趟纽约。我到了纽约之后，晚上看戏，白天闲着也是闲着，遂受邀参加了一场活动，地点是哈佛俱乐部。那时节纽约很冷，我哆哆嗦嗦刚进屋子，就看到另外一位嘉宾马家辉挟着冷风推门而入。他穿着一件灰白色的呢子大衣，脖子上围起一圈暗褐色的羊绒围巾，双腿颀长，整个人比在圆桌派上见到的更细瘦一些，好像一头蓬起羽毛的仙鹤，唯独鹤顶不是红色，而是花白。
接下来，是一整套文人初见的标准动作：先互道久仰，再互加微信，然后互留了地址，以便回国后互寄作品请对方雅正覆瓮。大概因为大家都姓马，我们俩在客套之后，居然还有话可聊，颇为投缘。活动结束之后，他很热情地带我走过十几条路口，去吃纽约最好的越南河粉。我则回赠了一件《汉密尔顿》的周边T恤，因为他女儿恰好也是音乐剧迷。
在这之前，我只看过他在圆桌派上的侃侃而谈。这一次缘分到了，我在回国的飞机上读完了《龙头凤尾》，再后来半年，又读了《鸳鸯六七四》，深为赞叹。能写出20世纪50年代香港市井味儿的人，已经不多了，能把血腥江湖写得如此细腻而通达，更是少有。我没事会在微信上催他一催，问他第三部什么时候出，他多数时间不肯理我，只有我聊别的，才会回应。
这是第一根毛线。
今年3月，我去泉州签售，正好赶上当地搞海上丝路文化节，请来一大堆大咖。人文社有个相熟的编辑问我，要不要晚上一起喝个茶。我听说有苏童和阿来两位老师，当即表示要去追星。
茶社是在一处老工厂内，废弃的工业厂房之间，拔起一座古幽的竹房，颇有迷幻之感。我轻手轻脚走进去，人很多，茶桌都快坐满了，几位名家正在桌子尽头高谈阔论。我不敢贸然上前惊扰，看到桌角边一个大眼睛的年轻人正在安静地摆弄手机，旁边还有个空隙，我心想挤挤他总不算失礼吧？便厚着脸皮搬了个圆墩凑过去。年轻人看了我一眼，笑容和煦，侧了侧身子。
出于礼貌，我先自报家门，然后礼节性地询问他姓名。对方道：“陈春成。” 声音细柔，腔调淡泊。我一激灵，忙道久仰——这话不是客套，《夜晚的潜水艇》之前我看了很多遍，没想到就这么撞见作者本人了。
他回了一声久仰，我很快发现，这话居然也不是客套，原来也是个积年老粉。这个巧合，让我不期然想起杨公远的两句诗：“不知野叟何缘分，邂逅城闉幸识荆。”
那天晚上，我没找到机会与苏童、阿来恳谈，反而跟陈春成聊得很尽兴。我说一些历史逸事，他讲讲诗词掌故，我推荐一本胡安鲁尔福，他品评几句黄景仁，从跑步配速聊到如何在工作中摸鱼。
当然，不能免俗的，还有一套标准动作：加微信，留地址，互相寄书。陈春成不无幽怨地说：“你能多给我在宁德的好朋友寄一本吗？他不爱看我的，只看你的书。”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斟酌再三，回道：“好的。”
在此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们俩的日常聊天，就是互相荐书、荐诗，以及吐槽他在宁德的这个不幸的朋友。
这是第二根毛线。
去年有个综艺叫作《我在岛屿读书》，主题是把一批文人关在一座小岛上聊天，有常驻嘉宾，也有飞行嘉宾。今年主办方搞第二季，邀请我去，我一看常驻嘉宾有苏童、阿来还有余华，心想上次泉州没逮着两位，这次一口气能见着三个，怎么算都不亏，就兴冲冲地答应了。
顺带一提，在去小岛的船上，我还邂逅了郑执。可惜他全程晕船，我只来得及偷偷拍下他的窘态。
岛上的录制一帆风顺，并没有发生什么海岛杀人事件。我抵达时，他们正在一间咖啡屋里谈话。我诚惶诚恐进去，摄像机一停，原本正襟危坐的余华老师立刻把鞋给脱了，身子往后一仰，赤着一双白晃晃的大脚，晃得好不自在。
可惜节目录制非常紧凑，我只录了一天就匆匆离岛，并没机会深聊，只来得及加了余华老师微信，不敢索要地址，休提赠书。
这是第三根毛线。
今年7月香港书展，我作为嘉宾之一要去讲座。官宣的那一天，两条消息跳了出来。一条来自马家辉，马叔说你要来香港呀？我请你吃饭。我说好啊，顺便当面催稿。他一如既往，避而不谈。
另外一条是陈春成发的，他也受邀参加书展，问我在香港有什么安排？我说打算去把《奥本海默》看掉，他说同去同去。于是我拜托马叔买了两张电影票，我带新书给他冲抵电影票钱，顺便把陈春成拐去他家玩。
到了香港之后，我俩先去拜谒了马叔，在他书房里大嚼老港名产小熊曲奇，吃完擦擦手，又近距离欣赏了张爱玲的一份手稿。这是她一篇《谈看书》的原稿，上面涂涂抹抹，痕迹颇多，乃是极为难得的创作中间态，于其中可以稍窥名家行文的思考与斟酌进退，弥足珍贵，值得一处一处品析。像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没有手稿可留，最多把带有修改痕迹的文档打印出来……
赏罢手稿，吃完晚饭，马叔亲自把我们送到电影院门口，这才洒然离开。我们俩看完电影出来，已是午夜时分，尖沙咀霓虹依旧，空气溽热。陈春成眼睛大，视力好，忽然抬臂一喊，我这才发现不远处有一座大楼，上书四字：“重庆大厦”，周遭霎时陷入王家卫式的迷离滤镜。
我们一路晕晕乎乎地回到会展中心酒店，在扶梯前忽然看到一个人影晃动着下来，头发散乱，脚步虚浮。定睛一看，嗐，是余华老师，旁边还跟着他太太。
余华老师看到我们的一瞬间，先是愕然，然后迅速切换成腼腆的坦然，还带了点委屈。原来他半夜饿了，想去711找点夜宵吃。
我们怕余老师低血糖，没敢多打扰，客套了几句就各自散去。事后听说，便利店关门了，余华老师铩羽而归，只剩下饥饿。不知道他回房间之后，有没有用许三观的特技嘴炒一番。
次日一天，大家都忙忙碌碌。我一直折腾到晚上九点多，才算应付完所有应酬。路过酒店大堂旁的酒吧时，忽然看到角落里有几张熟脸：余华、余华夫人与陈春成，桌上摆着三杯啤酒，杯口泛起漂亮的白沫。我跟陈春成打了个招呼，他叫我一起坐下。
说实话，我坐下之前是有点紧张的。陈春成和余华早就相识，我与后者只有两面之缘，算是贸然闯入一个熟人局。好在有昨晚的尴尬偶遇做铺垫，让场面不算太尴尬，因为已经尴尬过了。为了不显唐突，从不饮酒的我特意点了无酒精的姜汁啤酒，显得自然点。
余华和陈春成正好在聊创作，我心想能旁听到一堂69港币——这是一听姜汁啤酒的价格——的大师课，运气真不错。
但我很快发现，它确实是大师课，但又不完全是。
这是一次开放式的聊天，聊得极其欢畅且跳脱。我没法复述谈话的内容，不是故意藏私，实在是没法记录。谈话内容毫无结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前脚还在聊川端康成的《温泉旅馆》，后脚就因为余华老师看到我手机壳上写的字，开始抱怨教育问题，说着说着串台到了福克纳《沃什》的心理描写，转头又扯到了奇葩的写作习惯，中间甚至还插播了一段中年键政与买房经济学，以及夹杂着时不时的脑雾——“哎呀，那个作家叫什么来着？”“有一段描写真是太棒了，可我忘了出自哪里”“你等等啊我现在开手机查查”……诸如此类。
聊得有多随心所欲呢？举个例子啊。余华老师说托马斯曼有个小说，写疗养院群像，写得游刃有余。我说这不是《魔山》吗？余华说不是，是个短篇，好像叫《在疗养院》。我和陈春成低头搜了一圈，无果。余华说你们这一代人真幸运，随时可以查，我们那会儿想不起来什么，一点辙都没有，然后聊起互联网社交媒体。我说余华老师我道个歉，我昨天把在便利店偶遇你的事，发了个微博，还有个网友发了神评：“是那个活着的余华吗？” 余华老师大笑，赶紧拿起手机去看下面的评论。看着看着，陈春成在旁边忽然抬头：“我查到了，是《特里斯坦》！”“对，对！——哈哈，你们瞧，这个网友评论说得更妙！”
种种思绪，就这么交杂起伏，随机明灭，让整个谈话过程变得极为琐碎、散漫，不成体系。没有人正襟危坐说今天我教你点什么，也没人俯首恳请说我想学点什么。大家各自抄起一把金粉，信手扬起，撒了个漫天璀璨，呈现出一种混沌的尽兴。总之在这个炎热的香江之夜，酒桌上的每一个话题都在自然发生，随时在流动。就像梦境一样，甚至想不起来是何时开始，也没法转述。
即使我勉强从中总结出一些金句，也只是把活鱼从水里钓出来，固然看起来赏心悦目，可一脱离了那种信马由缰的松弛氛围，也就没了真正的生命力。
但我觉得吧，这才是大师课该有的样子。
史蒂芬金在《写作这回事》里讲过一段话：“我经常会被问道，初学写作者是否能从写作课里学到东西。那些人总指望能从中找到一颗魔术子弹、一个神秘配方或者小飞象的魔法羽毛。很可惜，在写作课上并没有这些玩意儿。”
我一直有个看法：文学没法教，至少没办法像其他课程一样按部就班、条分缕析地教。技巧固然有，但更重要的是感觉——而没人能“教”会你感觉，正如没人能教会你悲伤，除非你自己亲身经历过剧变，才深体其况味。所以写作课上，老师该教给学生的只有一种东西，就是视野。拓宽学生的视野，引导着他们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与更多可能性冲撞，直到被某一个点击中。这个过程，就该是以一种即兴、放松、不带明确目的、没有时间表的方式来呈现，就像创作本身。 这次谈话持续到凌晨一点，几个人毫无倦意。最后酒保走过来，礼貌地提醒即将打烊，我们才意犹未尽地散去。 回到房间，我毫无倦意，随手在手机里打开了契诃夫的《草原游记》。这是今天谈话中，余华老师偶尔提及的一个短篇，只提了一嘴，不知为何，我却印象格外深刻。这篇东西如标题所言，就是一个小孩子离开母亲，与舅舅同行，穿越草原去大城市求学的见闻，简单到几乎没剧情，流水账一般，但文字自带着一种高贵的悲悯与天真，我一读便彻底沉浸下去。在故事的最后，舅舅与家乡神甫终于把男主角叶戈鲁什卡送到寄宿家庭，然后离开。结尾是这样写的：“这之前他所熟悉的一切东西，随着这两个人一齐像烟似地永远消失了。” 就这么一段简单的描写，击中了深夜的我。 我从小转学次数非常多，而且总是突如其来。上午还在和好朋友玩耍，下午就看到母亲和班主任出现在教室门口，让我收拾书包离开，甚至来不及告别。直到我离开校园，最后一次听到下课铃声，才会意识到，这些熟悉的一切已经消失了，而且永不会再来。
（2023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