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现代文坛：陈漱渝近作选》这个书名中，“我”是现代汉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指作者本人。但要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又是一个我完美解答不了的哲学命题。我只知道我有生命的个体特征，如独一无二的基因，独一无二的指纹；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我又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有些个人特征是先天遗传的，但我的个人命运又是可以不断变化的：我读了17年书，教了14年中学，专门从事鲁迅研究32年，67岁退休。所谓近作，主要是指我80岁之后，特别是近两三年写的文章。

　　我当然是一个“人”。“人”作为一个名词，可以被理解为单数，也可以被理解为复数。复数的人就是大写的“人”，相当于天空中群雁飞出来的那个大阵势。“我”可以区分为“大我”和“小我”。“小我”是微不足道的，有限的；“大我”是包括“小我”在内的群体。一颗小行星随时可以坠落，但星河浩瀚，熠熠生辉，是永恒的。我希望自己点滴的学术智慧能融入文化的海洋，让“小我”融入“大我”，这样才能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

　　解释一下“我观”。“观”就是观察，就是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我的学术追求是“存真求实”，这也是我评价其他作家及其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鲁迅认为文学创作“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那么歪曲人生，背离历史真实的作品及评论就应该反对，予以澄清。但有人否定“真实”这个概念，中国古代有相对主义，西方有后现代主义。怀疑主义者认为一切都不可知，一切都是主观的，事实上相对当中有绝对，绝对当中有相对。

　　“我观”就是我视野中的是非得失。任何人对事物的观察判断都会有其局限性。不同人眼中的庐山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就是立足点不同。一般而言，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欲穷千里目”，必须“更上一层楼”。这相当于写文章的理论高度和深度，也可称为“史识”。但宏大叙事也离不开微观考察。在两千年前，希腊人就在探索物质能否无限分割的问题，所以研究宇宙、元宇宙，总离不开同时研究原子、电子、质子、中子。迄今为止，这类粒子的发现已超过百种。这也相当于文史研究中的史料。学术研究中水平的高低，离不开史识与史料的有机结合。如果要想文章传之久远，当然还要讲究文采。所以，无论承认与否，任何人的文章中都有一个立场、观点、方法问题。

　　什么叫现代文坛？1915年，以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青年》杂志创刊，给中国古老的文学注入了现代性。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文学也进入了新时代，一般称为当代文学。也有人以1917年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因为这年初，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被陈独秀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总之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段也就是30多年，但文坛的确是姹紫嫣红，争奇斗艳。

　　据《中国现代作家笔名录》著录，作者有7000人，使用的笔名有3万个。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当时出版的各类体裁的作品多达13500种。又据《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收录的社团有1035条，流派有47条。虽然这些工具书收录的范围有些宽泛，但现代文坛的确是群星闪烁，硕果累累。如果按历史时期划分，有五四时期的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等等。如果按政治倾向划分，有所谓“左翼作家”“独立作家”（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指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等。按文学流派，有所谓京派、海派、现代派、鸳鸯蝴蝶派等。

　　我这本近作的特点：首先，这本书所收文章——特别是谈鲁迅的那组文章都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个著名的论点：“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主张作者应该自觉承担一种社会任命，不能为创作而创作。鲁迅一生写的所有文章，没有一篇是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鲁迅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态势。任何不同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都值得尊重，求同存异，相鉴互补。但我绝对不能容忍的是存心作伪的行为。有些辩论的问题本身并不重要，但问题背后反映的是两种冰炭不同炉的学风。

　　网络资源的共享带来了交流的便捷，信息的畅达，并激发了网民创造的欲望和学习的兴趣，但同时也出现了沉迷网络游戏、制造不良信息等弊端。这种弊端也反映到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如伪造鲁迅日记等。对鲁迅更为严重的曲解和颠覆还有很多。我在这本书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进行了澄清。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过人的学识，而是因为很多学者不屑于做这种工作，或者认为争论这些事情有失“平常心”。我这本书里有一篇专谈《平常心，是非感，爱憎情》，就是重申鲁迅的观点：凡人都应该有是非感，爱憎情。作为文人，更不应该随和，而必须是是非更分明，爱憎更热烈。

　　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追求史料、观点与文采的统一。我讲的是我的追求，而不是业已达到的境界。我历来重视研读和挖掘史料，比如本书中介绍的历史人物张静淑老人，只要是读过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的人都知道她的名字和她的一段经历：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女师大学生领袖刘和珍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中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枪，其一是手枪，立仆”。后来读者常提起刘和珍、杨德群两位烈士，而无人提及当时那位“沉勇而友爱”“还在医院里呻吟”着的张静淑。最早而又完整介绍张静淑此后坎坷经历的，应该就是我，我写的《心灵的债务——缅怀张静淑老人》一文，还收进了当年发表的散文选。当然，史料只是研究的对象。谈理论脱离史料就是无的放矢。有史料而无观点就是原始材料的堆砌，这是誊抄。史料一般只能呈现现象，而不能反映事物的实质，所以需要用观点去解释，探寻真相，发现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种观点就是史识。

　　写文章除需要具备史料和史识之外还应该有文采。文采是文笔的一方面，主要指语言的运用。我认为文采绝不单指辞藻雅丽，文章华美。文章需要思想支撑，最终达到深入浅出的目的。中国古代的赋辞藻华丽，追求骈偶，声律谐协，用典丰富，但日渐没落，就是因为追求形式走到了极端，最终脱离了读者。所以文采的最高境界是情文并茂，返璞归真。璞是未雕琢的玉，返璞归真就是去掉外在的装饰，恢复原来的质朴、纯真的状态。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就读时喜欢读孙犁的小说，觉得他的作品语言简洁而又传神，朴实自然而又有诗情画意。特别是在白洋淀劳动时，利用休息时间读孙犁，会看到飘飞的芦花，闻到荷叶的清香，眼前也似乎出现了一片银白世界。我的同学冉淮舟、周渺当时都模仿他的文风进行创作。以孙犁为代表，包括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还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叫荷花淀派。孙犁那篇名作《荷花淀》，是诗歌、散文、小说的完美结合。字字珠玑，无一败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十分珍稀。“情”当然应该渗透在文字之中，所以批评家刘勰也把“文采”称为“情采”。他的《文心雕龙》一书中有一句我特别欣赏的话：“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铅就是铅粉，黛就是描眉用的黛石。大意是，铅粉黛石是用来修饰容貌的，可是秋波巧笑都来源于原本美好的资质；文采是修饰言辞的，可是言辞的光彩美丽却来源于作者真挚的性格。我教过14年中学语文。我的职责是把学生原本不懂的文章讲明白；而要想学生听明白，必须通过认真备课让自己先明白。而不是生搬硬套一些外来的名词术语和理论框架，把一些原本明白的道理讲得让人如坠五里雾中，反倒不明白了。

　　本书第三个特点是涉猎面比较广，谈到的至少有现代十几位重要作家。有的文章理论性稍强，比如谈阿Q，读“人学”；有些谈考证，谈校勘，这就纯属于文献学范畴了。读者可能会发现，书中还有5篇文章专门谈现代作家的情爱史，一共有93页。这组文章是应中国青年出版社特邀撰写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情爱原本是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家的情爱往往比一般人丰富，又与他们的思想变迁和文学创作密不可分，不是低俗的八卦绯闻。二是当代青年生活在前人未曾经历过的新时代，爱情观点和生活方式与前人不同，也面临一些新的诱惑和困扰。在迷茫的时候，看看现代作家的婚恋经历，从中可以借鉴其经验，吸取其教训。说这本书有些宽泛，还表现在有两三篇短文实际上是谈当代文学，超出了现代文学的范畴。不过有人反对“现代文学”这个提法，因为“现代”“当代”“近代”“古代”这些时间概念都具有相对性。我们今天指的当下，若干年后也会成为历史，但这只是一家之言，我们还在沿用约定俗成的提法。

　　本书附录《生有确时，死无定日》受到很多读者关注，而且收进了《2023年度散文选》。这不是一篇悲观厌世的文章，而是我对生命价值的思考。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到人间走一趟过场》，歌词中说“谁还不是来人间走个过场，不管你背着什么行囊。”我今年虚岁84。我这一生得到过无数人无私的帮助，所以我常怀感恩之心。这本书的封底，我没有请名家点评，而是自己发自肺腑地写了一句：“谨以此垂暮之作，答谢今生中看到的每一张笑脸，感受的每一份温情……”既然死无定时，我就必须记住鲁迅在那篇遗嘱式的杂文《死》中说的一句话：“要赶快做。”希望我的文字对关爱我的人多少也有些帮助，使自己在人生旅途上背负的行囊充实一点，留下的步履稍微坚实一点，也不枉到人间走了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