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会提出“南水北调”

　　南水北调是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重新响亮提出的。我当时在大会简报组，听到的消息比较早。会上还有专家提出“南‘云’北调”。我很感兴趣。我曾从事自然科学研究，1977年元旦后先被借调到《红旗》杂志，6 月被借调在国家科委研究室筹办《自然辩证法研究》。因工作关系，较早又较多地听到对三门峡工程争议的声音。

　　1977年领导派我去三门峡，接触了几位水利专家，顺便谈起南水北调。正好这时三门峡在修理水闸，黄河水腾空而飞，越过水闸再落进黄河，从而使闸下边的水位下降。千百年来无法让船靠近的中流砥柱露出水面一二十米高。水利专家们陪我轻松地登上“中流砥柱”，在中流砥柱上讨论南水北调。我喜出望外，感慨万千：人应当学习河水的奔腾不息。

　　在兰州讨论西线

　　1978年底，我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自然科学组组长，经常跑北京请教专家。我参加了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随后又参加了与此相关的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

　　1981年夏秋之交，我随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去甘肃、青海考察。在过黄河支流湟水时，我赞叹河水清澈。甘肃省政协的一位副主席忧伤地对我说：“这么好的水不许我们甘肃人使用。”我听了大吃一惊。

　　紧接着，我又在省长等甘肃同志带领下去定西县（现为市）。路上大家要求路过会宁的会师楼时已是午后12点多。不料省长宣布“只停3分钟，马上上车赶路”。饥肠辘辘的我低声问省计委主任：“为什么不在这里吃饭？”主任说：“这里无法招待你们吃饭，连让你们洗手的水都困难。水让你们洗手用了，百姓就没水了。”他这句话像针一样刺痛我的心。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为南水北调出力。

　　在定西县，我们到一家贫困户家中，他们说因为缺水，一年只洗三四次脸，每人只有一单一棉两套衣服。我顿时黯然神伤、热泪盈眶，但不能在人家里哭泣，就偷偷跑到他们厕所里擦眼泪。平静后，看到他们的吃水缸和床上用品，又感痛心入骨，再跑到厕所擦泪。农民大伯指着附近的洮河说：“哪！只要允许我们把洮河水引过来，我们就会富起来。”百姓的呼声唤起专家们和甘肃省的同志一起畅谈南水北调的西线工程。

　　在三峡讨论中线

　　“三峡工程”提出后，争议很大。可能是1984年，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带领十余人去三峡考察。我忝于其中。抱着支持三峡工程而来，想不到考察时，有人却对建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一位司长说：“在长江支流上办四个中型电站，发电量等于三峡发电量，可是费用只相当于三峡的一半。”有人说 ：“在支流建站，不妨碍长江水运。”还有人说：“支流建电站安全。”由于对三峡工程不感兴趣，大家把话题转向讨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为推动南水北调，我们去了内部拟为“三峡省省会”、后来有“世界水电之都”美名的宜昌。那时宜昌还很贫困。在宜昌我背过既可背柴也可背上两个幼儿的木背篓爬山。接着我们又去了丹江口，在丹江口坐过小船。丹江口的某位领导说，我们船下水的水质接近于正常饮水。

　　大家对南水北调的看法我至今记得的有几点：一是仅仅南水北调的一条中线就可解决一亿多人用水困难；二是有益于几十个城市；三是有益于几十条河流；四是有益于生态；五是有益于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善。大家的这些观点提升了我的认知，进一步引起我对南水北调的极大兴趣。

　　后来因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社科组组长调任马列所副所长，我改任社科组组长，自此远离了自然科学领域。

　　到淅川调查写报告

　　藕断丝连，我对南水北调的益处仍然记挂心头。2001年我在一次民进中央会议上，与民进河南省委会主委袁祖亮讨论南水北调，谈到从宜昌到北京这条中线经过河南的事，方知袁主委早有兴趣。他马上向中共河南省委报告。省政府有关部门十分重视，要求写出报告，并希望通过民进向上级反映。袁主委很快决定带我去河南调研。

　　好像是秋天，我和袁主委等人去了南水北调中线的必经之道淅川县，踏着高低不平的泥泞小路去了有南水北调“水龙头”之称的陶岔渠，听取当地群众的想法和县乡村三级干部的建议。一次，随时任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去河南，我又到郑州郊区察看南水北调必经的大河，与河边的农民、船民聊天。当时大家的隐忧，一是如何保护汉江上游的水质，二是如何保护南水在北调过程中的水质。群众所盼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去反映的。于是，我与河南的同志共同努力撰写了报告。报告得到原国家计委批示，并打电话表示支持。河南省政府也对袁主委表示赞扬。

　　与时偕行，日新月异，如今南水北调工程已通水十余年，已把南水调到北京超767亿立方米。当年的两点隐忧已科学解决，让数亿人转忧为喜。三峡大坝耸立于长江两岸，犹如巨龙盘绕，充分展现出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江湖浩渺，清风徐来，南水北调给人民带来的福祉犹如黄河流入的东海。

　　（作者系民进中央原副主席）

　　（202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