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涟水日报》副刊，读到我的文字，老家的朱先生会认为，这是了不得的事情。

　　他在世时每每读到，都会拿给我母亲看，执拗地站在门口，身体侧向一边，把光让进来，边指着报纸，边跟母亲赞许我：“三子儿，可了不得……”母亲听了很讶然，不解其意。他便把报纸拿近一点让母亲看，右手的食指轻点几下我的笔名，反问道：“这个大树不是你家三儿么？”母亲感到更加疑惑。有一次，我刚到家，母亲就跟我描述了朱先生到访的事儿，神情非常认真，说话也仔细，生怕有某些细节被她遗漏，就连朱先生的动作和表情她都一一模仿。直到我对她说这算不得什么，她才停下来。这让她有些失望，手里抓着一根芹菜愣怔了好半天；不久又有些不甘心，口里嗫嚅着一些话，净说朱先生神态是多么高兴，语言是多么中听。她心里还是奇怪，便转头问我：“真的算不得什么？”我郑重其事地回答：“真的算不得什么。”她眉头锁到一起，心里仍不肯放弃，嘴上竟抱怨起朱先生来。到了中午，她仍然没放下这个事儿，竟忍不住跑进我的房间，手指着朱先生带来的报纸问：“那，那上面的大树是你吗？”我说是的。她便很高兴，后来做饭时都哼着歌儿。

　　朱先生是北集小学退下的老师，是个饱读诗书的名士。在我们方圆二十里的地界里，大家几乎都听过他的声名。听说他是为照料身患重疾的夫人而向县里请辞的。后来夫人走了，又没孩子，至此便孑然一身了。

　　我是在未入学时认识朱先生的。田间，他常与我一同放羊，羊儿吃草时，他会躺在山坡上，高举着他的书，喊我一起看。他的那些书上全是字儿，密密麻麻的，翻了半天，也瞧不见一张插图。我说，我看不懂。他便讲给我听。那时他酷爱三国，经常会一手掐着书，一手腾出来给我做手势，嘴里还“咿咿呀呀”的。因他喜欢书里头“英雄对阵拼杀”的故事，诸如“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之类的，他便经常给我讲。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三国是本专讲男人打仗的书。可即便如此，多年后我还是对他所讲的三国念念不忘。

　　除了讲书，朱先生有时还会教我认字。起先教的都是极简单的字，譬如“大、小、日、月、天、地”之类。待我熟读这些时，他便又让我动笔写一写。放羊时，他没有带笔来，便叫我折了树枝在小路上“写”，“写”完之后还会叫我反复地念，第二日若再见到他，还需再“写”一遍给他看。我因此学了不少字。

　　我的家乡涟水，是远近闻名的教育之乡，崇文重教的风尚自古不衰。五六岁时，我未入学，父亲还曾给我安排过放羊、养鸭的差事儿。七岁一到，就什么都不让我管了，读书就成了我的头等大事。

　　于是朱先生便一人在山坡上放羊、读书了。我有时觉得寂寞，也会去找朱先生，还常常会带上自己的课本。可朱先生却不再给我讲书，教我认字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却轻轻地说：你已经有自己的老师了。我说，可书堂的老师并不讲书。他说，等你再大一些，就可以自己看书了，不用别人给你讲。我说，可我还是希望你给我讲。他笑道，那不如让书自己给你“讲”吧！

　　我被他堵了话，有些不高兴。但之后想起来，我确实没有一本自己的书。于是就很想有一本自己的“书”。当时书堂外面有很多书摊，为服务学生，常批发一些“青少年版”的中外经典名著，封面红红绿绿的，里面还绘有生动的插图。我说，我想买上一本。可朱先生却说它们有害，认为它们全把正宗的“书味”搞散了。他希望我多认识一些字时，能去看看好书本来的样子。

　　多年来，我记着他的话，一直坚持去搜原典、看原典，倒因此得了不少的好处。我想，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指引。因而，近日在读到余秋雨先生在《青年人阅读》中的一句话：“一个人在青年时期读书不能过于随意，需要接受一些过来人的指导。”

　　我更加思念他了。

　　（2026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