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业形态是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兴工作模式，对当前扩大就业容量、调节劳动力市场意义重大。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达职工总数的21%，已经成为职工队伍重要组成部分。

　　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中社会广泛关注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小哥为例，调研发现，当前普遍存在劳动关系认定难、行政管理手段有限、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等问题。

　　一、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复杂，难以精准认定

　　平台为降低用工成本，常采取加盟、代理、外包、信息撮合等方式招募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关系杂糅，相关权益保障往往不能适用现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现有政策以指导性意见为主，实践中劳动关系认定仍依据原劳社部2005年发布《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已不能适应当前需要。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门出台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的三类情形，但未对三类情形进行法律明晰，仍然缺少统一明确的法律规范和裁判标准，存在“证据取证难、事实认定难、法律适用难”等问题。

　　二、监管机制不够健全，管理手段有限

　　市场监管、商务、交通、邮政等行业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并未涉及劳动领域，工作开展以约谈、协商为主，部门协同治理水平有待提升。平台企业总部多位于北京、上海等地，在全国范围执行相对统一的用工管理、绩效、报酬、权益保障标准，地方子公司（分公司）普遍缺乏自主权，对平台约束力有限。此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流动性大，其劳动关系存续时间等用工信息留存于平台总部，外界往往难以掌握，也增加了劳动监察难度。

　　三、从业者过度劳动问题突出，权益难以保障

　　大部分新就业形态群体在薪资方面采用计件工资制，收入与跑单数量直接挂钩，成为“跑单王”还能获得额外奖励，使得平台劳动者不得不主动延长工作时间。根据调研，为了提高收入，多数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小哥日均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有的甚至达到13小时~14小时。此外，平台企业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价格战”换取市场份额，导致从业者劳动收入一降再降；罚款名目众多，“以罚代管”，严重影响劳动收入所得。

　　为此，建议：

　　一、加快新业态劳动关系立法

　　在人社部等八部门出台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基础上，通过立法对劳动关系三类情形进行清晰界定，详细列明其概念内涵外延。尤其是以“不完全劳动关系”为重点，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以专章或专项立法形式，重点就劳动关系认定、最低工资、社会保险、职业伤害等作出详细规定，实现从政策表达向法律概念的转化。同时，由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人社部、全国总工会等，出台审判指导意见，选取典型案例开展法治宣传。

　　二、强化职能部门管理引导

　　由人社部牵头，对新就业形态涉及工资、工时、劳动安全卫生等最低劳动标准进行详细规范，持续探索建立多方共担的职业伤害保障机制。国家相关部门加强对平台总部的监管，自上而下推动相关劳动标准与保障制度落地。组织各地开展快递企业末端派费核算，尽快公布当地快递行业最低派费标准，推动网约车行业调价征询意见和社会公开工作。

　　三、引导平台企业完善管理机制

　　鼓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支持开展集体协商要约行动，平台企业报送主管部门的书面报备材料中，应将“工会组织或行业协会意见”列入其中。提升对平台算法价值权重赋值的监督能力，引导平台企业从盲目追求效率的“最严算法”向符合实际劳动安全与强度的“折中算法”转化。借鉴京东为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等做法，推动更多平台头部企业落实从业人员劳动保障。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福建省委会主委）

　　（202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