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任仁同意聘请杨东莼出任校长。刘斐旋即写信给正在上海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杨东莼，通知他速来桂林任职。

　　1932年8月，32岁的杨东莼从上海来到桂林。刘斐和桂林县县长田良骥等人陪同他前往省府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见面。白崇禧叮嘱杨东莼要想办法办好广西师专，为广西培养更多的人才。就这样，在刘斐一手推荐之下，杨东莼得到了李宗仁、白崇禧的认可，顺利出任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首任校长。就职演讲

　　1932年10月初的一天，杨东莼在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任仁的陪同下来到位于桂林南郊雁山脚下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2日，举行了广西师专第一届学生开学暨校长就职典礼。李任仁对杨东莼的学术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之后双手捧着一枚用红绸包好的校印交给杨东莼，以示郑重授权。

　　典礼上，首先由李任仁发表训示，阐明开办广西师专的意图。他说：“要谋求中国的出路，便要找农民的出路，着手农村建设，提高农民文化，领导农民作各方面的奋斗。”接着，由筹备主任唐现之介绍学校筹备的经过。

　　继之，杨东莼作了长篇答词，阐述创办师专的特殊意义、自己的决心和办学理念。他说：“在这国难当头农村经济日益破产而危机四伏的时候，广西省政府能够拿出12万元的开办费和每年9万余元的经常费来创办师专，实在有它的特殊的意义。”他指出：“师专是对现有的学校或过去的师范学校革命而产生的——这便是创办师专的特殊的意义。”他分析了中国的教育，认为：“过去30多年的教育，是从外国移植过来的，是摹仿外国的，是盲从外国的，总括一句话：就是把外国的教育制度、教育设备和教育方法整个地搬运到中国来，当时并不曾估量到中国社会到底需要哪一种教育，也不曾考虑外国的教育其发生的原因其存在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倘若我们依旧一样盲目地摹仿或移植下去，却不顾虑到教育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则我可以断定，无论以后搬弄哪一国的新花样，搬弄哪一样的新名目，结果，依旧无补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和需要。”他强调：“我们这个学校办在广西，是用广西人民的膏血来办的，将来你们出校是要替广西社会服务的，所以我们这个学校的根据就在广西。”他阐述了学校的培养目标：培植能实现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这一宗旨的县教育行政人员及乡村师范、乡村中小学教职员。

　　接着，杨东莼对自己，也对同学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我们要从今日起，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宗旨，努力干下去。”继而杨东莼又说：“我远从上海来，一不是想来赚钱，二不是想来培植个人势力，我对于你们用不着客气，也用不着巴结。假使我不尽责，你们可以不客气地监督我，我自己觉得真正无能力干下去时，我便告退，我以一身来，仍以一身去。这是我今天咬紧牙根斩钉截铁对同学们说的话。”

　　讲到这里，杨东莼停下来，然后又说：“要达到上面所讲的这些目的，除了我们努力干下去，还有干的方法。但是，要谈到干的方法，又非把你们的传统观念和个人本位的习惯改变不可，所以本学期有三点要使你们改变过来。第一，在思想方面，要用团体生活的锻炼，去打破你们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生观；要用勤劳的任事，去打破你们入学校混资格的观念。第二，要改变你们的生活态度，改革你们的斯文习气。使你们自动地处理一切日常生活。第三，改变你们的传统的学习方法，改变你们依赖教科书的习惯，完全侧重于自动研究、共同讨论及实际工作三者，而尤注重三者的循环性。……我们要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得到了良好的学习方法，训练好了向上的生活态度，然后才配谈到干字。”

　　这既是杨东莼在开学典礼上的答词，也是他就任校长的一篇誓言。抑扬顿挫的答词，鼓动渲染的演讲，博得了学生们的喝彩。他的讲话被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所打断，最后的掌声经久不息。

　　办学思想之争

　　杨东莼出任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长后，与筹备主任唐现之在教育思想和政治观点上的矛盾渐渐显露。

　　唐现之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深受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倾向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他信奉“生产救国、教育救国”的理念，认为：中国衰弱的原因是贫、愚、私、弱、乱，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是办好教育，发展农业生产。基于这一认识，他一心想把广西师专办成像陶行知的晓庄师范那样的学校。他要求学生有农民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传教士的精神，还为学校特设了“田”字校徽。唐现之为人正直，对社会现状也有所不满，但是不主张学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不主张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

　　杨东莼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内忧外患，国难当头，学生埋头死读书根本不符合国家的需要。他不赞成“生产救国、教育救国”，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是帝、官、封的剥削和压迫，贫、愚、私、弱只是剥削和压迫的结果，是表面现象。如果倒果为因，只抓表面现象，那是自欺欺人。在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救中国。因此，他提倡学生多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关心国事，探究社会现实问题。他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对广西统治者有限度的“开明”和“进步”，在蒋桂矛盾的夹缝里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思想的教育，培养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他给教育注入了政治感和现实感。

　　由于杨东莼与唐现之的政治观点和教育主张针锋相对，矛盾便逐渐激化起来，在同年底寒假前达到了白热化，并扩散到教师和学生中间去。1933年2月中旬，广西省政府把唐现之调回教育厅，由唐现之聘来的老师也陆续离开师专。从此，学校完全按照杨东莼的教育主张办学，这是学校前进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唐现之离开前夕，杨东莼为他召开了一个欢送会，会上他赞扬唐现之是学校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同学们的刻苦自学精神是唐现之一手培育起来的。唐现之也在会上称赞杨东莼是博学之士，是教育家，善于教育青年，勉励同学们在杨东莼的教育下发扬苦学钻研的精神。两位教育家给学生们留下颇深的印象。

　　有几个学生对唐现之调离学校一事不满，要求退学。杨东莼同意他们退学离校。1933年秋季第二届同学入校后，几位退了学的同学要求复学。杨东莼本着爱护青年的愿望，从他们的前途着想，不计前隙，宽大为怀，爽然同意他们插入第二届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