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25日郑振铎摄于上海寓所

　　郑西谛振铎先生的名字可谓耳熟能详。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日军侵华占领上海期间，郑振铎甘冒危险，不辞劳苦，抢救大量的，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古籍善本，使其中大部分精华不毁于战火，不流于域外，为保存故国文献，特别是“江南文化”的长期积累，立下了巨大功勋，却又不为一般人所知了。1992年上海学林出版社继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之后，又出版了刘哲民、陈政文先生所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内收郑振铎与张寿镛、赵景深、张元济、唐弢、夏鼐、郭宝钧、顾廷龙、徐森玉、刘哲民、徐文垌、梁思永、郭若愚等先生的信函凡404通。大部分涉及战乱期间抢救流散善本的活动。从中，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郑振铎抢救祖国文献的卓越劳绩，还可以体会到他对于善本保护及其利用的一些超越前人的观点。

　　一

　　1937年“八·一三”抗战起，东南各省尤其是江南地区藏书家们累世珍藏的古籍善本大量散入上海旧书市。当时，各方人士包括敌伪方面（如梁鸿志、陈群，伪满“华北交通公司”等）、美国方面（如“哈佛燕京学社”）都瞩目于这批珍贵图籍。时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目睹有些善本古籍落入敌手或流失异国，忧心如焚，遂与张元济（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寿镛（时任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张凤举（藏书家、学者）、何炳松（上海暨南大学校长）联名致电重庆，认为必须尽快抢救这批文化财富。政府当即复电同意，并拨庚款原拟建筑中央图书馆的百余万元作购书款。于是，由上述五人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并由郑振铎在1940年2月4日制订“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凡七条。可见，在张元济以病力辞主事的情况下，从一开始起，郑振铎就在实际上主持这项造福子孙万代的文化抢救工作了。同年底，我国著名的版本学家徐森玉（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受委派抵港，协助鉴定收购，并且负责将所收善本运出上海。从1940年初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仅仅两年时间里，“文献保存同志会”就购进善本珍籍达3800余种，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几乎与当时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所藏善本（见于其目者3900余种）相埒！在质量方面，“文献保存同志会”所收集者门类齐整，实用书、特别是史料书较多，且又包括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赵氏旧山楼、翁氏、丁氏，南浔张氏韫辉斋、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苏州潘氏滂喜斋等几乎所有江南藏书家的精品，这些绝品也由之大多归于国家，不复隐匿人间了。至此，成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图书馆，尤其是其善本部才真正有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