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自信”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再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并呼吁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中华民族的文化是能够屹立于世界的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首先要做到文化自知，要真正了解它的内涵，理解它的真精神。只有看清了中华民族曾经走过的路，才能坚定现在的路，并且相信这条路越走越宽。

　　本刊：文化自信当前被置于一个很高的位置。从传统文化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文化自信为何受到如此重视？

　　杨朝明：文化自信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民族要实现复兴，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意识。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必须是有文化立足点的民族。民族的文化立足点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逐渐形成慢慢看清的，中华民族从历史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们只有了解了学术的中国、思想的中国，才能走出历史的迷茫，看清楚中华民族的文化立足点。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连续的，是不能割裂开的。现在很多人把文化分成三个阶段，即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的革命文化和建设时期的文化。这样的区分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们在看到它的阶段性的同时，还要看到它的连续性。比如说革命年代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他们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与传统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建设时期的很多人，比如雷锋身上体现的美德，也是从传统中一步一步流淌过来的。

　　传统文化就像是一条河，它有它的源头，有流淌的过程。什么是传统文化？其实就是历代形成的，在现实中仍然活着的，也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我们呼唤文化自信，恰恰证明我们现在需要文化自信，需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中华民族和谐共生了几千年，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有属于自己的伟大文化，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它。只有了解它，只有理解它，才能进一步发扬光大。只有进一步发扬光大，才有可能指导我们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这是将文化自信放在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杨朝明：文化自信提出的一个背景就是我们中国人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人当然要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但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太多的屈辱，失掉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认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他们不知道中华民族的文化，通过几千年的形成和发展，通过在历史进程中的一步一步的调整，已然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已然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支撑。

　　有人对中国道路指指点点，还有些中国人对自己的制度不够自信，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道路和制度都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比如我们的政治制度闪现着儒家“选贤与能”的理念；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提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正是儒家的理想，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公”与“私”相对应，“天下为公”强调的正是公共意识、公德意识，即人的社会性存在。例如在一个家庭中，每个人都是家庭的一员，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义务。一个单位是这样，一个国家是这样，放到全球的范围，也是这样。这与一些西方国家只顾自己利益的行为相比，高下立判。

　　再比如，荀子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用礼来治理国家，就相当于我们以前用的称，一边是秤砣，一边是物体。物体增加或减少，秤砣就进行相应的移动，以达到新的平衡。移动有特定方向，移动多少是距离，移动快慢是速度，实现了方向、距离和速度的高度统一，才能实现平衡和谐，这样的平衡显示出来的是观察和处理事物的整体观念和系统意识。西方也讲究公平，司法女神左手持长剑，象征正义；右手持天平，代表公平。但实际上天平只是一个简单的平衡。中西之别，在这里体现得很形象生动。

　　中华民族的文化值得我们骄傲，中华民族的发展正是不断调整自己的处世伦理，从而指导我们的思想，让我们遵道而行、循礼而动。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真正了解了它的内涵与特质，真正理解了它的内在精神，就会明白这是能够支撑我们屹立于世界的文化，是能为全世界提供智慧的文化。由此，我们也就会更加回首自己走过的路，进而坚信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相信这样的路会越走越宽。

　　本刊：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方面，您认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杨朝明：现在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困扰是，我们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令人不满的问题，其责任往往被不加思考地推给传统文化，民众对传统文化也常常产生误读。

　　比如，有人认为山东近年来落后是因为“官本位”思想严重，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实儒家讲的是“官本分”，而不是“官本位”。儒家的所谓“正名”主张，实际上就是要人们按照自己的社会身份做好自己，“官本分”就是“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儒家对于为政做官的人要求很高，强调为政以德，希望以为政者的“正”来引导天下的“正”，孔子选编《诗经》的标准是“无邪”，儒家修养强调“端身”，我们的二十四史称为“正史”，都是着眼于那个“正”上。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出在帝制时代的扭曲。在秦汉以后的帝制时代，我们的文化在和社会结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片面强调君权、父权和夫权。所以现在一提到儒学，就被认为是封建的、落后的、保守的。帝制时代扭曲的文化常常被不断放大，而关于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却常常被遗忘。所以，树立文化自信，必须讲清楚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讲清楚儒学的真精神是什么。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才可能摒弃糟粕，发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

　　本刊：对于弘扬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启发大家文化自知，树立文化自信，您有什么建议？

　　杨朝明：我认为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些年我一直在曲阜工作，曲阜作为孔子的故乡，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这里可以看作传统文化发展的晴雨表。目前来看，即便是曲阜这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远远不够。所以说文化自信的树立还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但是，对于前景我是非常乐观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弘扬发展优秀传统文化非常重视。2013年10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召开了座谈会。我很荣幸能够全程陪同总书记参观考察。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将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这些都透露着一个重大信号，那就是大力弘扬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国家重视了，党和政府重视了，越来越多的人会开始理解传统文化的了不起，做到文化自知、文化自信。

　　在具体推动层面，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文化自信的树立，干部是主导，学校是主场。中国传统上“以吏为师”，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在“官”，所以干部的思想问题解决不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不了。干部首先要做到文化自知、文化自信，并且切实去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干部的思想问题解决以后就要用心于教育，“百年树人”，一年一年坚持下去，若干年以后必然会收到良好的成效。

　　本刊：优秀传统文化最终是要服务于现实发展的，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此您有什么思考？

　　杨朝明：传统文化的“两创”命题提得非常好，这恰恰是儒家“时中”思想的要求，符合中道传统。它主要的内涵包括两方面，所谓转化其实就是继承，没有继承何来转化？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转化，要继承其合理的内核或真精神。它的另一个内涵就是现实感，就是将优秀传统注入时代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孔子所创立的学说，它属于他的那个时代，但超越了那个时代。孔子思考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从他那时具体的现实中抽象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根本法则。所以，创造性转化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把那种内在精神在今天的现实中去释放，去光大。比如儒家讲“仁者爱人”，今天更应提倡互相关爱；儒家讲孝悌，就是从孝与悌出发，通过孝培养人的爱，通过悌培养人的敬。所以说“两创”要求我们不拘泥于过去，要关注现实，把握历史与时代的高度统一。

　　传统文化要服务于现实，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落地。我今年的提案，一件是关注工商伦理的，建议建设儒商学院，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传统文化的内容，我们要有意识地树立优秀企业家的样板。另一件提案关注乡村振兴。现在有些乡村文化生态严重失衡，建议弘扬乡贤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在农村培育新乡贤，使其与政府相互为用，作为一种道德标杆，引领农村和农业的建设，这对于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