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非常荣幸地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投入到这个闪耀着光辉的大家庭！如果说，一个人的成长也有四季的话，那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就是我成长道路上春天的启航！
但说实话，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这个组织的了解并不多。
既然不怎么了解，那为什么会笃定地选择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呢？
回望这一段追寻民进脚步的历程，我才发现，原来，遇见民进，是生活给予我最美好的安排。
和民进的初次相遇应该是在文字里。在文字中我有幸读到了多位民进创始人的故事。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马叙伦先生，是位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的大家，他心怀报国之志，投身革命，矢志不渝。1911年，26岁的马叙伦在家乡参与筹组民团响应武昌起义，之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一心一意寻求国家的真正出路，一次次历经彷徨、失望和失败，却从未改变初心。
“现在国难深重,我岂能到敌人刺刀下去混饭吃？”面对敌伪政府请他出任北大校长，马先生严词拒绝。
“我自然预备着接受一颗子弹，但是我也预备送还他一颗原子炸弹”，马先生不畏生死的浩然正气，深深地感动着我。
1958年，马先生在病中写下：“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就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政治遗嘱，一代代民进人都像马先生一样践行着自己的初心。
民进的另外一位主要创始人王绍鏊先生，同样也是一位治学大家，他坚持革命却被捕入狱，他孜孜以求却处处碰壁；但和马叙伦先生一样，他历尽艰辛万苦却始终怀抱一颗赤子之心。
新中国成立后，绍鏊先生担任财政部副部长，他利用一切时间埋头工作，深入各地调查走访。妻子曾劝他，年纪大了，心脏又不好，不要常出去跑了，他严肃地回答：“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同志比起来，这算得了什么，我担任这样的职务，若不多做些实事，问心有愧！”
还有冰心先生、周建人先生、叶圣陶先生、赵朴初先生，读着他们的故事，一个个高尚的灵魂跃然纸上。我不禁在想，是一个怎样优秀的组织，才能让这么多响当当的人物心甘情愿地为之奋斗呢？隔着岁月的薄雾，我寻找答案，却始终有一种“纸上得来终觉浅”的感受。我终于知道，唯有靠近她，加入她，走进她，并一步一步地跟随她，才能找到那个闪亮的答案。
我庆幸，自己的选择；也庆幸，湘潭民进用温暖的臂膀接纳了一个渴望成长、寻求真理的我。在湘潭民进这个优秀的大家庭里，我真真切切地接触到了许多让人肃然起敬的前辈。他们，是蓝天，是大海，拥有炽热的信念和广阔的胸襟，他们像导师，像灯塔，影响着我的人生，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那些书中记录的伟岸的灵魂、优良的品质，正被湘潭民进人薪火相传。
比如唐泽映先生，她是湘潭民进的一座丰碑，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先生毕业于解放前的国立湖南大学，一生矢志不渝从事教育事业，先后担任湘潭县一中、三中、湘潭师范学校、湘潭电大等学校的校长。近半个世纪的创校兴教，桃李何止三千！先生在“文革”期间惨遭批斗，被五花大绑过，被剃过阴阳头，进过牛棚，下过乡，受尽污辱和折磨，但她从未放弃为国育才的初心。恢复工作以后，她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为教育鼓与呼。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地方给教育“打白条”，给教师工资“打白条”，湘潭也不例外。先生在各种场合为教育发声，为教师主张权利。1994年，先生在政协全会上发言《切实贯彻〈教师法〉，依法维护教师权益》。时任湘潭市市长孔令志折服于先生的有理有据和义正辞严，当场表态，“宁可少建一栋楼房，少买几辆小汽车，也决不给教师工资打白条”。先生的胆识与市长的雅量相得益彰，成为一段佳话。
比如邹崇埴先生，虽然出身在殷实家庭，却一辈子勤俭节约，廉洁奉公。曾担任湘潭市政协副主席的他，贵为厅级领导干部，但从来都是骑一辆老旧自行车上班、开会。在许多的会议场所，骑着自行车的他与滚滚车流显得多么的不和谐，但又是那样的和谐。先生用自己的行动生动诠释了什么是俭以养德、勤以修身。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感谢民进，让我接触到这么多优秀的人，我要努力学习民进前辈的优良品德，志存高远，自觉把个人的追求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愿成为民进的一片绿叶、一根枝蔓、一丛芳菲，积极着，热情着，发愤着，昭示着作为民进人的价值。
民进，你就是我一生笃定的选择！
（作者系湖南民进会员，湘潭市广播电视台美食节目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