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要点

　　为方便广大会员把握好我会简史的要点，特编辑此材料，包括重要会议篇、重要史实篇、重要人物篇、参政议政篇、社会服务篇和自身建设篇等六个篇目,依据是新版《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1945—2007）》、民进会史领导小组编印的前辈人物传记以及我会官网上的相关内容。

　　第一篇  重要会议篇

　　1、民进成立大会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今陕西南路235号的黄浦区明复图书馆，2011年以前称卢湾区图书馆）正式宣告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签到的有26人，他们是：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相任（徐相任系由其子徐彻代签）、章蟾华、胡国城，徐相任并未到会，故实到25人。经民进成立大会签到者之一的宓逸群确认民进召开成立大会的会场是在图书馆院内右侧的小洋楼内（现称会心楼）。现在，此院外墙张挂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旧址”的铭牌，并被正式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他首先向大会报告了发起该组织的原因和经过，他说，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经各方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组织团体以谋群策群力之必要。取名为民主促进会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大会一致通过了马叙伦的报告。这次大会作出了四项重要决议：一、一致决议本次集会为本会的成立大会；二、一致通过本会简章；三、原则通过本会对时局的宣言，同时继续广泛征求意见，由理事会修改后立即公开发表；四、决议本会暂设理事十一人，常务理事三人，并决定在理事会未选举产生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

　　

　　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明确规定了民进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简章指出：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这表明中国民主促进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组织。

　　2、民进第二次会员大会

　　1946年1月2日（即成立大会后的第三天），中国民主促进会召开了第二次会员大会，出席会议的有33人。大会进行了两项议程：一、选举马叙伦等11人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傅雷、许广平、张凤举三人为候补理事；二、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当时会议所发的选票上有44个会员的名字，他们是：张纪元、徐相任、张凤举、徐伯昕、郑振铎、马叙伦、周煦良、唐弢、宓逸群、林汉达、周建人、严景耀、王绍鏊、谢仁冰、柯灵、冯少山、徐彻、李玄伯、陈慧、李平心、刘大杰、许广平、曹吉荪、赵朴初、雷洁琼、章蟾华、胡国城、曹梁厦、周予同、吴文祺、梅达君、陈巳生、朱绍文、姚文达、曹鸿翥、马木轩、杨心德、蒋天佐、金仲华、董秋斯、吴大琨、俞寰澄、万景光、傅雷。因为会员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以可以判定当时会员人数为44名。

　　

　　《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是民进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宣言。《宣言》全面阐述了民进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立场观点，公开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具体的八点政治主张。

　　

　　1月4日，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推举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为本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并选任周建人为起草委员，严景耀为财务委员，徐伯昕为出版委员，宓逸群为秘书，张纪元任事务。自此，民进有了健全的组织机构。

　　3、民进第三次会员大会

　　1946年2月3日，民进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会员大会。会议主要讨论民进的组织工作和加强宣传的问题。民进在成立后的一个多月里，又新增了24名会员。常务理事陈巳生主持大会，马叙伦向大会报告了理事会所决定和进行的各项工作。

　　大会决定在理事会下设一处三部及若干委员会，即秘书处（下分文书、庶务，会计三课）、研究部、联络部、出版部以及经济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加强下层组织的提案，要求民进加强联合各学会、同业会及地方社团的工作。

　　在宣传方面，大会通过了两项决议：一、加强国际宣传；二、组织补习班，训练民主运动的干部人才。

　　4、民进第四次会员大会

　　民进第三次会员大会后不久，发生了重庆“较场口惨案”，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爱国民主运动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在这种背景下，民进于3月17日及时召开了第四次会员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共有47人。会议着重讨论了在新形势下民进的斗争方向和斗争策略，马叙伦作了题为《民进工作纲要》的重要报告，报告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各案，是这一时期中必须实行的具体方策，所以“本会得以促成政协决议案之完全彻底实现为首要任务”。报告中提出了两项具体工作：l、唤起和动员广大民众参加爱国民主运动；2、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旨趣相同的人民团体共同战斗。根据这一策略，民进第四次会员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会议还通过了参加自由保障会、修正会章等提案，批准了理事会简章草案，大会并一致同意理事会由原来11人增加为15人。

　　3月22日，改选后的理事会举行会议，推举马叙伦、王绍鏊、陈巳生、林汉达、许广平为常务理事，同时决定理事会的下设机构为三处三委员会，推选谢仁冰为秘书处长，梅达君为联络处长，严景耀为宣传处长兼经济委员会主任，徐伯昕为出版委员会主任，周建人为研究委员会主任。

　　5、第五次会员大会

　　1947年2月9日，民进召开了第五次会员大会。由于环境恶劣，出席这次会议的会员仅39人，不到全体会员的五分之二。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严景耀、徐伯昕、朱绍文、李平心、柯灵、谢仁冰等出席了会议。陈巳生任大会主席。王绍鏊代表第一届理事会向大会作会务报告。严景耀、马叙伦分别向大会作了国际和国内形势报告。大会并讨论了今后民进的行动原则和自身建设问题，大会认为，由于环境恶劣，会员大会不易召集，理事会也不能常与会员联系，故以后活动分小组进行，由各理事分头召集，每月一次。这次会议总结了过去的斗争经验，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同时选出了新的领导，作出了发展新会员、进一步加强会内团结和联系以加强组织发展、扩大战斗力等重要决定，这对发展以后的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进入解放区后的第一次正式理事会议

　　1949年2月28日，民进在北平举行进入解放区后的第一次正式理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雷洁琼等六人。会议举行了三天。马叙伦、许广平两位常务理事首先汇报和总结了自1947年春第五次会员大会以来进行的各项活动和会务情况，接着与会者各自报告到解放区后的见闻与感受，最后研讨了今后工作。会议在讨论今后工作时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一致要求实行的主义，本会同仁当尽力与中共及其他党派在这主义之下，一致努力，促其迅速实现。”会议决定：为加紧会务工作，在平理事每星期开会一次，同时电邀徐伯昕、柯灵、李平心等理事速从香港北上，共商会务。会议还推举马叙伦为民进总发言人，王绍鏊负责总务，许广平负责联络，严景耀负责宣传。以后理事会就如期每周召开会议，讨论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事项及会务工作，直至新中国正式成立。这次会议标志了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民进因环境关系而被迫处于隐蔽、分散状态的阶段业已结束，恢复了正常活动。

　　7、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0年4月15日，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民进一大的代表共43人，其中民进总部代表12人，上海分会代表17人，华南分会代表5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被邀请为大会代表者4人，北方会员代表5人。大会的主要议题是总结民进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工作和经验，充分认识当前的形势，明确在新历史时期民进的地位、任务和作用，选举产生新的领导机构。经过全体代表热烈而又认真的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本会应继续存在并加强工作的决议》、《关于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会纲领的决议》、《关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习中共加强与非党群众及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精神，以巩固扩大民主统一战线的决议》、《关于拥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巩固中苏两大民族永久团结合作的决议》、《关于保卫世界和平、巩固与扩大和平斗争力量的决议》、《关于建立经常学习制度，团结本会会员加强思想教育的决议》、《关于筹备成立北京市分会的决议》等七项重要决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发表了大会宣言和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由25名理事、8名候补理事组成的第三届中央理事会。（3）【(3)民进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曾在1946年1月2日和1947年2月9日产生过两届理事会。民进一大产生的领导机构，在届次上承前续记，在称谓上改为中央理事会。】4月26日，在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上，选举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徐伯昕、林汉达、葛志成七人为中央常务理事，并选举马叙伦为中央理事会主席，王绍鏊为副主席，许广平为中央理事会秘书长。

　　8、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8月11日至23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中共中央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提出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以后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216名，列席56人，来自全国21个大中城市。大会主要议程是：检查和总结过去六年的工作，在深刻认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基础上，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修订会的章程，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5月23日，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民进一代大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称中央理事会，其办公机关称总部；二代大会之后中央领导机构称中央委员会，总部改称中央机关。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由62名中央委员和28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在四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由15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选举马叙伦为民进中央主席，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车向忱、林汉达为副主席，杨东莼为秘书长。

　　9、民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8年11月至12月，民进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分两阶段进行：11月16日至30日为预备会议，12月1日至9日为正式会议。出席这次大会的共313人，其中正式代表235名，来自中央和 41个地方组织。大会主要议程是：1．总结过去工作，特别是反右斗争和一般整风的收获和经验教训；2．讨论并决定今后的方针任务和根本改造规划；3．改选中央领导机构。大会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由76名中央委员、29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在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由29人组成的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马叙伦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车向忱、杨东莼当选为副主席，徐伯昕为秘书长。

　　10、民进五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

　　1960年7月25日至9月6日，民进在京召开了长达40多天的五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进行国内外形势和总路线的自我教育，交流自我改造的经验，明确今后的工作方向和任务。民进中央委员和地方组织负责人共271人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热情关怀。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亲切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等分别向代表们作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民主党派前途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并出席了统战部举行的招待宴会，热情鼓励大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服务，要不断学习，不断改造，做到老、学到老。王绍鏊副主席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会议采用了以“三自”、“三不”即由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神仙会”的方式进行，开得生动活泼，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11、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在距民进三大21年之后召开的。十年“文革”内乱，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民进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冲击。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伟大决策，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248人，列席32人，来自中央和19个地方组织。大会的主要议题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作指导，贯彻五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精神，总结民进三大以来的工作，并根据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确定今后的方针任务，修改会章，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团结全体会员，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雷洁琼就章程的修改向大会作了说明。她说，原有的会章是1956年民进二大时修改通过的，已经23年了。现在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有必要对原来的章程进行修改和补充，以与时代相适应。关于会的性质，新会章规定：“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是以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为主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由99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有29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选举周建人为民进中央主席，叶圣陶、徐伯昕、赵朴初、吴贻芳、雷洁琼、谢冰心、吴若安为副主席，葛志成为秘书长。

　　12、民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3年11月9日至21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370人，列席代表50人。大会期间，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彭真、邓颖超、万里、习仲勋、乔石、王震、宋任穷等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并一起合影留念，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大会主要议程是：一、审议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确定全面开创民进工作新局面的方针和任务；二、修改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三、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大会开幕时，中共中央向大会发来贺词，这在民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宋任穷代表中共中央宣读了贺词。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54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周建人继续当选为主席，叶圣陶、徐伯昕、赵朴初、吴贻芳、雷洁琼、谢冰心、吴若安、陈舜礼当选为副主席，葛志成当选为秘书长。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新会章规定，决定成立执行局，负责处理中央日常的重要工作。会议推举陈舜礼为执行局主任，葛志成、叶至善、楚庄、吴荣为委员。1984年12月，民进中央常委会增选方明、张志公、梅向明为执行局委员；1986年10月，增选陈益群为执行局委员。

　　13、民进全国代表会议

　　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举行过两次全国代表会议，分别是1955年3月和1985年9月。全国代表会议召开的目的是解决重大问题。）这次会议也为各民主党派解决领导班子新老交替的问题做出了表率。民进五大后不久，1984年3月，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因病去世。同年7月，周建人主席在京病逝。两位领导人的相继去世，增加了中央领导班子建设的紧迫感。同年9月，叶圣陶出任民进中央代主席。12月18日，在民进七届二中全会上叶圣陶当选为民进第三任中央主席。1985年11月，民进中央副主席吴贻芳因病在南京逝世。同月，民进中常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加强中央和省级组织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常委们一致认为，会中央和一些地方组织确实存在领导层和干部年龄老化、青黄不接的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1986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19号文件，强调了各级党委要尽力帮助各民主党派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问题。1986年10月，民进七届中常委举行第十次（扩大）会议，讨论加强中央和地方组织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会议认为，为了加快实现中央和省级领导班子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步伐，有必要在民进六大之前对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作适当的充实和调整。为此，会议提出：建议中央委员会根据会章的有关规定和本会的实际需要，在1987年第二季度召开中国民主促进会全国代表会议。常委会《关于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向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以通信确认的方式，得到了全体中央委员的一致同意。1987年6月5日，民进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

　　1987年6月5日，民进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363名代表出席了全国代表会议，代表中包括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各地推选代表，省级地方组织负责人和中央各部门、委员会负责人，中央特邀代表。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老中青各占一定的比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开幕式上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会议之前，有一部分老同志已口头或书面向中央提出了辞去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的申请。代表会议充分尊重他们本人意愿，并从实际工作需要全面考虑，同意叶圣陶、吴若安等27位老同志主动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的申请，接受叶圣陶、吴若安辞去中央主席和副主席职务的请求。会议结束前，叶圣陶同志扶病到会场与大家亲切见面，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并以“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4）【（4）“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该句出自《大学》。意思是：品德高尚的人，总是自己先做到，然后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没有这些缺点，才能够去劝导别人不要有这些缺点。诸是“之于”的合音。】与大家共勉，使全体代表受到极大鼓舞。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以会议的名义给叶圣陶、吴若安等27位老同志发了致敬信，对他们从全局出发，主动让贤的高尚风格和谦让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局部调整。会议递补14名中央候补委员为中央委员；新增选31人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补选22人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名誉主席，并设置顾问机构——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会议选举了由38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央参议委员会。6月11日，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一致选举叶圣陶为民进中央名誉主席，选举雷洁琼为民进中央主席。同日，中央参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推举赵朴初副主席兼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席，推举吴若安、张明养、柯灵、董纯才、潘承孝为副主席。民进全国代表会议是民进历史上一次特殊的会议，是民进“为实现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合作交替而采取的非常措施”。

　　14、民进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8年11月19日至28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正式代表475名、列席代表41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贺词。陈舜礼致大会开幕词。雷洁琼作工作报告。她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统一战线仍然是个重要的法宝，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中共十三大提出要坚持十六字方针，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认清自己的历史方位，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努力作出比过去更大的贡献。大会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由173名中央委员、22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由于叶圣陶名誉主席于1988年2月16日在北京逝世，本次大会一致推举谢冰心为民进中央名誉主席。大会以直接选举方式，选举雷洁琼为民进中央主席，选举赵朴初、陈舜礼、葛志成、楚庄、叶至善、梅向明、陈难先、冯骥才、邓伟志为民进中央副主席。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雷洁琼等41人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八届中常会第二次会议上，陈益群当选为民进中央秘书长。

　　15、民进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2年12月11日至17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七大出席代表480人，实到417人，列席代表47人，实到43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丁关根宣读了中共中央贺词，雷洁琼作工作报告。报告在全面回顾民进六大以来全会开展的各项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后，以中共十四大精神为准绳，对四年来的工作实践进行了认真深刻的回顾，总结了三条基本经验：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是民进工作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健康发展最基本、最可靠的保证。第二，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民进工作的行动准则。第三，继续加强以领导班子建设为中心的自身建设，是民进更好地发挥参政党作用的关键。

　　大会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章程。新章程根据中共中央《意见》的精神，对原有章程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主要有：第一，对民进的性质作了新的概括，表述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第二，增加了阐明民进参政党的地位、特点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的内容；第三，对民进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作了调整和补充，强调要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四，增加了对自身建设的要求，提出“本会要加强自身建设，坚持自我教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开拓前进，更好地担负起历史赋予本会的光荣使命”。

　　遵照新老合作交替的原则，大会选举产生了民进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大会一致推举谢冰心、赵朴初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由39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雷洁琼继续当选为民进中央主席，陈舜礼、葛志成、楚庄、叶至善、梅向明、陈难先、冯骥才、邓伟志、许嘉璐当选为副主席，陈益群当选为秘书长。

　　16、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

　　1995年12月12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朱镕基、温家宝、陈慕华、费孝通、李沛瑶、王兆国、朱光亚等领导同志出席大会。雷洁琼作了重要讲话，她指出：坚持接受党的领导，是我会最重要最根本的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会工作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健康发展的最基本最可靠的保证。民进是一个负有光荣使命的参政党。参政党与执政党之间既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的新型政党关系，同西方的反对党有着根本的区别。

　　17、民进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7年11月26日至12月2日，民进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444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出席会议。大会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由187人组成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12月1日，民进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会议选举许嘉璐为主席，选举楚庄、梅向明、陈难先、冯骥才、邓伟志、张怀西、潘贵玉、蔡睿贤、王立平为副主席，推举雷洁琼、谢冰心、赵朴初为名誉主席，推举陈舜礼、柯灵、叶至善为名誉副主席，推举潘承孝、王鸿祯、方明为顾问，任命陈益群为秘书长。大会认为，本会中央参议委员会是一个过渡机构，过去在咨询、参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考虑到这部分同志年事已高以及本会情况的变化和发展，中央参议委员会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今后不再设立参议委员会。

　　大会闭幕式上，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主席许嘉璐致闭幕词，着重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政治交接。组织上的新老交替只是政治交接的起点和基础，政治交接将是一个长期的、带有根本性的任务。要真正做到政治交接，就必须珍惜老一辈所留下来的民进的优良传统，认真学习这一传统，在实践中体现这一传统。二是关于民主集中制。在完成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接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更为重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一方面要靠所有成员的自觉实行，另一方面，一定要有具体的制度和措施加以保证。三是关于加强学习。我们应该加强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有关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思想理论研究，应该不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各级机关的干部还应该加强做好机关工作所必需的业务的学习。

　　18、民进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2年12月16日至21日，民进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许嘉璐致开幕词,他说，五年来，我会坚决贯彻“以政治交接为主线，以参政议政和自身建设为重点，努力把民进建设成为适应21世纪的高素质的参政党”的基本工作思路，开创了工作新局面。

　　刘云山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许嘉璐作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三条经验体会：第一，必须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证我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第二，必须发扬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精神，使全会的工作适应不断发展的形势的需要；第三，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和制度，出色地履行参政党职能。

　　大会选举产生了189名同志组成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委员平均年龄51.8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96%。民进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2月20日举行，会议选举43名同志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选举许嘉璐为民进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张怀西、陈难先、冯骥才、潘贵玉、蔡睿贤、王立平、严隽琪、王佐书、贺旻为副主席，推举雷洁琼为名誉主席，陈舜礼、叶至善、楚庄、梅向明为名誉副主席。在第十一届一次中常会上，任命赵光华同志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19、民进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7年12月1日至7日，民进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克强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许嘉璐作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我会建设高素质参政党的八条经验和体会，即：坚持以政治交接为主线，增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是我会加强高素质参政党建设的永恒主题；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是我会建设高素质参政党和全面履行职能的必然要求；坚持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优良传统，是我会建设高素质参政党的精神动力；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发展作为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是参政党承担的历史责任；坚持巩固老阵地，开拓新领域，是加强我会自身建设和履行参政党职能的工作方针；坚持牢固树立服务社会的政治责任感，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的重要思想基础；坚持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是搞好参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坚持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是建设高素质参政党的基本保证。

　　12月5日下午，大会选举出由197名委员组成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中央委员平均年龄为50.2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98.4％。一批政治素质好的新一代代表性人士进入中央委员会，使中央委员会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这表明民进薪火相传，新人辈出，充满活力，兴旺发达。12月6日举行民进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由45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常务委员会，选举严隽琪为主席，罗富和、冯骥才、潘贵玉、王佐书、贺旻、刘新成、蔡达峰、朱永新、张帆为副主席。在随后召开的民进十二届一次主席会议上，任命罗富和为常务副主席，任命王佐书、朱永新为专职副主席，任命赵光华为秘书长。

　　20、民进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12月15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民进十一大代表和列席人员共700余人出席了开幕会。严隽琪致开幕词。她说，民进十大以来，会中央团结带领广大会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同心同德、在目标上同心同向、在行动上同心同行，按照“有思有行、集智聚力，顺势而为、开拓创新”的工作方针，认真履行职能，加强自身建设，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俞正声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严隽琪作工作报告。报告强调，过去五年来，全会积累了宝贵的六条经验：一是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进“三个认同”，在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的相互促进中，不断增强政治素质。二是坚持顺势而为，发扬开拓创新的精神，承担起参政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三是坚持有思有行，推动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的相互促进。四是坚持集智聚力，推动会中央工作与地方组织工作的相互促进，会内资源与会外资源的有效结合。五是坚持履行职能与自身建设的相互促进。六是坚持有序推进会内民主。

　　民进“十大”之后，为了在新形势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要求，民进中央将凝聚全会的思想政治共识总结表达为“三个认同”——目标认同、道路认同和价值认同。目标认同指的是认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包括15万民进会员在内的亿万中国人共同的向往；道路认同指的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是我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正道；价值认同指的是认同民进的优良传统，这是民进人的共同价值取向，是民进能够有所作为、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大会选举产生出由205名委员组成的民进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民进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出由45人组成的民进第十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选举严隽琪为民进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罗富和、王佐书、贺旻、刘新成、蔡达峰、朱永新、张帆、姚爱兴、卫小春、张雨东为副主席。在民进十三届一次主席会议上，推举罗富和为常务副主席，在民进十三届一次中常会上，任命高友东为秘书长。

　　21、民进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2017年12月1日上午9时，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严隽琪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99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举行的民进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由44人组成的第十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蔡达峰当选主席，刘新成、朱永新、姚爱兴、卫小春、张雨东、王刚、陶凯元、庞丽娟、黄震、高友东当选副主席，高友东为秘书长。

　　22、民进十二大工作报告在谈到过去五年的基本经验时指出，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进老一辈正确的历史选择，是民进优良传统的核心，是民进持续健康发展、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根本保证。中国民主促进会自成立以来，始终认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做共产党的诤友挚友，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形成了民进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坚定信念；形成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的优良传统。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会当前最大的政治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我会在新时期定位的根本遵循。巩固和扩大政治共识的要求是一以贯之的，但其内容和任务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这是参政党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长期任务，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23、民进十二大工作报告指出，“道路认同、目标认同、价值观认同”，这是民进的政治选择，是精神动力和思想统一的标准；“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责、为人民服务”，这是民进履职尽责的宗旨；“有思有行，集智聚力，顺势而为，开拓创新”，这是民进的工作方针。

　　24、民进十二大工作报告在谈到过去五年的基本经验时指出，如何在外部环境和参政党自身均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凝聚正能量；如何持续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在机制创新中迸发新活力，为破解改革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献计出力，始终是我会必须面对的两大历史性课题。

　　25、民进十二大工作报告在谈到过去五年的基本经验时指出，凡推进伟大事业，必先争取人心、集智聚力。在共识引导中，我们结合当前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社会阶层更加多样、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的客观实际，注意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坚持宣传思想工作的“以情动人”与“以理服人”并重。对于民进人而言，“三个认同”是底线，在此基础上，关注会员的思想和精神动态，允许、尊重、鼓励会员自主理性地思辨，在讨论、辨别、争鸣中析事明理、增强团结，以此形成真正的共识和统一的方向。

　　第二篇  重要史实篇

　　1、《周报》和《民主》

　　抗战胜利后，代表人民正义呼声的进步刊物的大量创刊发行，是上海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中《周报》和《民主》以其创刊早、发行量大、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受到市民欢迎。在抗战当时《周报》的主编是柯灵和唐弢，《民主》的主编是郑振铎。

　　2、组织玉佛寺公祭

　　

　　1946年1月13日，上海各界10000多群众在玉佛寺公祭“一二一”昆明惨案中遇难的于再烈士，民进以组织名义参加，常务理事马叙伦、王绍鏊、陈巳生及郑振铎、许广平、林汉达等到会。当天，7000名大中学生及各界民众共计10000余人，汇集到位于江宁路安远路口的玉佛寺，参加了在大雄宝殿前庭园中举办的悼念活动。惨案发生后，中共上海地下党全力支持于庚梅（于再烈士的胞妹）为烈士举办悼念活动，扩大祭奠规模，把家祭与公祭结合起来。公祭大会结束后10000余众举行了示威游行。这一场别开生面的万人公祭大会，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对唤醒民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

　　1946年5月5日，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在民盟、民建的在沪组织的参与下，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上海纺织业、丝织业、机械业、水电业、百货业、酒菜业等工会以及妇女、文化、医药、银钱、教师、学生等各界52个团体组织，冲破层层阻力，在南京路劝工大楼礼堂隆重集会，宣告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团联”）正式成立。参加这次大会的共有200多位代表。

　　4、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的组成

　　

　　1946年6月，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雷洁琼、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吴耀宗及胡厥文等9人被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举为和平请愿代表，他们和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的两位学生代表陈立复、陈震中共11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担任团长，另请胡子婴、罗叔章两人任代表团秘书。

　　5、“六二三”反内战大会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团赴京大会在北火车站举行。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动员和组织下，许多团体组织和个人不邀自来，实际参加大会的有300多个团体单位，107000余群众，大大超过了原订5万人的计划。9点40分，欢送大会宣布开始。王绍鏊、林汉达、陶行知三人担任大会执行主席。10时45分左右，参加集会的群众簇拥着马叙伦、雷洁琼等代表进入车站。列车开出后，广场上10万群众立即开始了反内战大游行。经过5个小时、数十里的行程，下午4时左右，队伍到达法国公园，游行胜利结束。

　　6、南京下关事件

　　和平请愿团乘坐的列车，由于国民党特务制造的重重障碍，上午11时开车，直到晚7时才抵达南京下关车站，足足行走了8个多小时。代表团成员鱼贯下车后，被暴徒团团围住，伪装成“群众”的国民党特务对代表们大打出手，进行围攻近5小时，马叙伦被打成重伤；雷洁琼头部遭重击，胸部被重物击中，拼死保护了提包里的代表团的文件；阎宝航遍体鳞伤，血迹斑斑；学生代表陈震中受伤最重，被打时曾有人扼其喉管，险些致死；叶笃义、浦熙修、高集也均被殴伤。24日凌晨两点，代表们终于被安置在中央医院分院。当受伤代表被送到医院后不久，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以及郭沫若等立即赶到医院，看望受伤代表，向马叙伦等表示亲切慰问。

　　

　　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也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随后，冯玉祥、沈钧儒、邵力子、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黄炎培等也都到医院慰问马叙伦等受伤代表。“六二三”下关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撕下了蒋介石的伪装，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国统区内的爱国民主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一起，成功地发起的这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7、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

　　随着解放战争时期历史进程的发展，毛泽东关于解放战争“两条战线”的论断也逐渐形成。第二条战线，是指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民进积极参加了第二条战线上的战斗。（1）谴责国民党不断制造惨案，1946年7月中旬，李公朴被暗杀，民进立即联合召开监理事联席紧急会议，发表《宣言》，揭露和声讨国民党当局的罪行。（2）继续反对内战，民进成员林汉达、郑振铎、许广平、柯灵、傅彬然等和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共20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反内战宣言》，联络各界举行 “一二八”十五周年纪念大会。（3）反对伪国大、伪宪法和改组伪政府，民进与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11个人民团体在上海发表《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4）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抗议国民党当局查禁《周报》和《民主》。（5）反对美国政府的侵华政策和美军暴行，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11个党派团体，发表了抗议美军暴行的联合声明。

　　8、参加第一次中间路线的论战

　　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爆发，国共和谈大门彻底关闭，曾以第三方面姿态出现的各民主党派不得不思考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于是“中间路线”的思想出现了。围绕中间路线，民主力量内部发生了一场深刻的论战。争论的实质，就是中国的革命应当由谁来领导，爱国民主力量应该依附于谁。1947年1月，马叙伦发表题为《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的文章，民进理事李平心于3月21日至4月9日在上海《文汇报》连载《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兼与施复亮先生商榷“中间派的政治路线”问题》的长篇文章，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赞同。通过讨论，意见得到了基本统一，即政协路线不能成为“第三方面的中间路线”，第三方面只有赞成支持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向中共革命路线一边倒，继续与他们亲密合作才是正确的出路。

　　9、马叙伦预立遗嘱

　　1947年8月之后，国民党企图各个击破民主党派，10月29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严加取缔”，随后，国民党当局又把矛头指向民进和其他民主团体，公开诬陷马叙伦等在沪组织民主运动是“适应”共产党的需要，有意扩大事态反对政府。马叙伦洞悉国民党的阴谋，大义凛然，于10月30日给家人预立遗嘱说：“余如遭逮捕，必无幸生。求仁得仁，无所归怨。余虽不见夫己【（1）夫己，语出《左传》：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曰公，曰“夫己氏”。意为不欲指其人也。此处是指蒋介石。】之亡，汝曹必能见之，则犹吾见也。”

　　10、在地下党帮助下秘密转移

　　在国民党勒令解散民盟并准备打击迫害其他民主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这一紧要关头，1947年底，中国共产党及时帮助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等人秘密撤出上海转抵香港。在此之前林汉达已于1946年8月由上海经大连转抵东北解放区，并在1947年6月担任了东北解放区辽北省教育厅厅长。雷洁琼、严景耀夫妇也分别于1946年9月和1947年2月离开上海抵达北平。1948年秋，形势益发严峻，许广平的“鲁迅夫人”身份已难以保障她的安全。地下党的领导方方、潘汉年、连贯等和已达香港的马叙伦慎重地安排了许广平由陆路离沪的方案。组织委派吴企尧以随从的身份一路护送许广平母子从上海出发辗转到达香港。

　　11、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为了进一步孤立蒋介石反动集团，团结一切人民革命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即“五一口号”)，共23条。其中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5月5日，马叙伦、王绍鏊和民革、民盟、致公、农工、救国会、民促、民联等团体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代表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称赞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和共产党一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同时，民进在香港还单独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 指出：“五一”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

　　12、讨论新政协施政纲要

　　1948年7月17日，民进在港理事召开会议，讨论新政协施政纲要。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这一文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民进对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政治主张。文件首先指出，民进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是：1、加强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之团结与其力量；2、筹备各革命阶级民主联合政权之施政纲领；3、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根据第一项要求，民进提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应该采取一致行动，订立反对中途妥协以及在各自的斗争中尽可能灵活运用民主政略，配合军事，以期迅速完成人民革命之任务的行动公约。根据第二项任务的要求，民进提出了对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这个文件与后来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13、前往解放区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为了更好地开展新政协的各项筹建工作，争取及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安排下，在国统区和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于1948年8月起陆续进入解放区。周建人于8月由上海进入华北解放区。10月王绍鏊由香港抵达东北解放区。12月，马叙伦和同年秋由上海撤至香港的许广平等一起也转抵东北解放区。随着领导人进入解放区，民进开始了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活动阶段。

　　14、难忘的会见

　　1949年 1日中旬，在燕大任教的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在哈尔滨的马叙伦的委请，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他们同时接受第四野战军的邀请，参观访问了华北解放区。在西柏坡，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并与严景耀、雷洁琼作了彻夜长谈，使他们受到巨大鼓舞和教育。

　　15、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

　　1949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同志到沈阳迎接民主人士入关。行前，周恩来特亲笔给马叙伦、许广平写了信，委请林带交马、许。

　　

　　信的全文如下：

　　彝老景宋两先生：

　　    得电逾月，尚未作复，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则无时或已。兹乘林伯渠同志出关迎迓之便，特致歉忱，并祝康健！

　　周恩来

　　二月十四日

　　这份信函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进两位领导人的深切关怀和重视。

　　2月下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代表聚会北平。

　　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进住北平。

　　

　　马叙伦、周建人等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知名人士一起，到西苑机场热烈欢迎。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林汉达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郑振铎代表文化界人士，周建人、雷洁琼、葛志成代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出席了会议（原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以汤桂芬、陈震中为代表）。会议之后分各个筹备小组进行工作。马叙伦参加第一小组，拟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王绍鏊、郑振铎、葛志成参加第二小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周建人、许广平参加第三小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林汉达、雷洁琼参加第四小组，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马叙伦、郑振铎并参加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马叙伦为该组组长。

　　16、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民进经过民主协商，一致推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为正式代表，严景耀为候补代表（见下图合影），出席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赵朴初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郑振铎作为全国文联代表，葛志成作为全国教育工作者候补代表，冯少山作为全国工商界候补代表也参加了大会。马叙伦还被推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议期间，王绍鏊、赵朴初担任大会《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许广平为《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周建人为《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雷洁琼为《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马叙伦、郑振铎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员，马叙伦并为该委员会召集人。民进代表积极投入了各项筹备工作。《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的前身即“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的第六小组，马叙伦为组长。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田汉等出席了座谈会。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他说：“我们的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是制作不出来的，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也有的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毛泽东也同意歌词不改。

　　17、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

　　中国民主促进会作为政协的组成单位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组建和部份领导工作。马叙伦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并任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王绍鏊任财政部副部长；许广平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周建人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徐伯昕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雷洁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葛志成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陈巳生、谢仁冰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8、马叙伦建议以十月一日作为国庆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49年10月9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和秘书长。马叙伦因为夜以继日地工作，身心疲惫，开国大典后在家休息。在病中他考虑到十月一日可以作为国庆日，于是他亲笔写好关于新中国国庆日的建议书并委托许广平委员向会议提出。

　　当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即将结束时，许广平即席请求发言，得到主席的同意后，她宣读了马叙伦常委的“请政府明定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10月10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毛泽东即席请与会者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了这个议案并决定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择施行。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宣告：“自一九五〇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

　　19、团结、建设、进步

　　1950年3月16日，中共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作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各民主党派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中共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以《共同纲领》为准则，团结他们共同奋斗，同时又必须在组织上尊重他们的独立性，与他们诚恳地协商、建议和说理，必要时进行适当的批评，而不是从组织上去控制他们。会议期间，周恩来到会作了两次报告，毛泽东听取了会议的汇报，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指出：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不拔去都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从他们的背后联系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就不可藐视。他还指出，从整体看，从长远看，必须要民主党派，要把民主党派的干部看成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我们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有“团结、抗战、进步”的口号，今天应是“团结、建设、进步”。

　　20、参与抗美援朝

　　各级组织遵照总部指示，以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的各种活动。民进总部在北京成立“民进爱国武器捐献委员会”。上海分会专门成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工作委员会，负责会内抗美援朝的各项工作。北京分会发起了“一碗肉劳军运动”，发动会员节约春节买肉的钱，献给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广州分会发起募捐手榴弹代金运动。广州分会的全体干部还从每月薪金中捐献5％支援抗美援朝，直至战争结束为止。他们还自筹资金印制年画等宣传品，向社会广泛宣传抗美援朝。

　　21、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1956年4月，“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提出的，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诚恳意愿，使全体民进会员受到极大鼓舞。

　　22、十六字方针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觉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提出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它规定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基本态度。共产党不因成了执政党，就抛弃过去的合作者，或者取消其组织的独立存在。“互相监督”体现的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法律地位上的平等。“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则指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合作的过程中，要以诚相待，开诚布公，患难同当，荣誉共享，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23、成立民进中央监督委员会

　　民进中央曾明确提出，要想把自身建设成为“适应21世纪需要的参政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搞好内部监督”。民进十大修改通过的会章，对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和机制作出新的规定，提出“逐步设立中央和省级组织监督机构”， “对领导班子成员遵守本会章程和履行领导职责的情况，对会员遵守本会章程的情况进行监督”。2008年12月3日，经民进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成立民进中央监督委员会。

　　24、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即中共中央14号文件，简称《意见》），下发中共各级党委于1990年起实施。以此为标志，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民进中央参加了这个文件的研讨和起草工作，并且受到了充分的尊重。《意见》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多党合作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几十年长期合作实践经验的结晶，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新形势下合作共事的行动准则。《意见》的颁发和实施，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统一战线的一件大事，民主党派的一件大事。《意见》贯穿了两条主线：一是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围绕这两条主线，《意见》突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多党合作的根本政治原则，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我国的多党合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意见》指出，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意见》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意见》强调：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活动根本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要支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内部事务，并帮助他们改善工作条件，支持他们开展各项活动，维护本组织成员及其所联系群众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意见》提出，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即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总原则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建议，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勇于坚持正确的意见。

　　25、基本工作思路

　　2000年12月举行的民进十届四中全会，将民进八大以来的基本工作思路完整表述如下：“以政治交接为主线，以参政议政和自身建设为重点，努力把民进建设成为适应21世纪的高素质参政党”。

　　26、胡锦涛同志走访民进中央

　　2002年12月24日，民进九大闭幕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刘延东部长陪同下走访民进中央机关，和会中央的领导同志亲切座谈，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充分肯定了民进长期以来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接着他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有优势。最后他表示，相信民进一定会继续加强自身建设，把民进建设成为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能够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胡总书记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民进中央的自动化办公室和宣传网站，又高兴地和机关副局级以上干部合影留念。

　　27、胡锦涛提出四条最基本的经验和三点希望

　　2007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主要领导人座谈。胡锦涛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有四条最基本的经验，一是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二是必须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共同为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而奋斗。三是必须注重制度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有效性。四是必须坚持执政党建设同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提高执政党的领导水平和参政党的参政能力。胡锦涛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打牢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二是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献计出力；三是要继续搞好政治交接，进一步提高开展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能力和水平。

　　28、习总书记走访民进中央

　　2012年12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等视察了民进中央机关。习近平听取了会中央领导严隽琪的介绍。他说，刚才在民进中央机关大厅里看到了五尊雕像，使我们想起一代又一代的民进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这实际上是一种和衷共济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重申，中共中央将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地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支持民主党派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这是我们基本的政治制度，是我们的政治发展道路。

　　29、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2015年5月18日至20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植根于我国土壤，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要完善政党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建立健全知情和反馈机制，增加讨论交流的平台和机会，使协商对凝聚共识、优化决策起到作用。要从制度上保障和完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探索有效形式。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

　　30、习总书记新春寄语（四新）

　　2018年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引导广大成员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使新时代多党合作展现出勃勃生机。”

　　31、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三好）

　　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希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可称为“三好”，是对新时代民主党派作用地位的新概括，为巩固团结和谐的政党关系、建设高素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提供了重要指导。

　　第三篇  重要人物篇

　　1、马叙伦（1885—1970）字彝初，后改夷初，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

　　

　　马叙伦17岁来到上海从事办报工作，结识了当时的革命党人和维新派人物蔡元培、章太炎等。后来他与邓实、黄节等创办了《国粹学报》。他在《石屋余渖》中这样表述他的写作思想：“以民族主义立场，发扬国粹，警觉少年，引入革命道路。”1908年，他参加了由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家乡参与筹备民团响应起义，后任浙江省都督府秘书，不久到上海，与章太炎合办《大共和日报》，为总编辑。

　　他于1913年赴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和北京大学任教。1915年为抗议袁世凯“称帝”逆行，毅然辞职返回浙江。1917年春节后，马叙伦应蔡元培之电邀重返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他积极支持蔡元培的改革，成为文科教员中革新阵营的骨干并被推举为校评议会委员。

　　五四运动中马叙伦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教职员会联合会书记和主席。1921年6月3日，北京八校教职员和学生近万人冒雨赴总统府请愿，预伏的卫队突然向师生袭来，走在队伍前面的马叙伦、李大钊被殴，马叙伦头部受重伤。北京政府改组后，他由杭州重返北京，两次担任教育部次长职务并一度代理部务，期间他曾机智地掩护过李大钊同志。1928年冬，他重返北京出任教育部次长，后又回北大任教。

　　1935年华北事变后，他拥护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倡议发起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被推为主席。1936年秋，受王昆仑托请，赴四川劝说刘湘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再次入川面劝刘湘避免内战。“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马叙伦回到上海。为避敌伪迫害，他更名邹华孙（邹为其母家姓，“华孙”为中华民族之子孙），闭门谢客，专事著述。汉奸陈公博以学生名义派人送来钱粮，并希望他出山“帮忙”，马叙伦断然拒绝，将钱粮如数退回。马叙伦困居上海期间，曾在康脑脱路60号开办明德书店，掩护上海地下党工作人员的电台，也曾在家中掩护过来沪做地下工作的抗日人员。抗战胜利后，他目睹国民党当局违背人民意愿、倒行逆施的种种罪行，积极投身到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出卖国家主权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来。

　　1945年底马叙伦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主要创始人。民进成立后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促成上海各人民团体的大联合，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1946年6月23日，参加上海各界人士举行的反内战游行示威，被推举为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团团长，在南京下关车站被特务殴伤。1947年底，转移到香港筹建民进港九分会，继续从事反蒋民主运动。

　　1949年赴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他参加第一小组，拟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并与郑振铎参加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他为该组组长。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期间他与郑振铎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员，马叙伦并为该委员会召集人，在这次会议上马叙伦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协会议期间，他提出了以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的建议和以十月一日为国庆日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从1949年至195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第一任部长，从1952年到1954年是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部长。

　　1958年6月5日，他在还能写字的时候，在病床上坚持写下了“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的最后题词,这是他奋斗一生得出的结论。

　　马叙伦在会内的职务是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主要著作有《庄子札记 十四卷 上下册》1919年、《老子校诂 1956年古籍出版社 1974年中华书局》、《说文解字研究法》1929年、《中国文字之构造法》1927年、《六书解例 四卷》1931年、《马叙伦言论集》1946年、《我在六十岁以前》1947年、《石屋余渖》1948年、《石屋续渖》1949年、《说文解字六书疏证》1957年等。

　　2、王绍鏊（1888—1970）字却尘，江苏吴江县人，其先祖是明代辅国大臣王鏊，长辈给他取名绍鏊，是希望他继承先祖之业。

　　

　　他六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他的母亲经常给他讲述苏武使匈奴、岳飞抗金、文天祥、范仲淹的故事。王绍鏊在《自传》中说，母亲给他的影响最深，他特别仰慕范文正公的为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深深印入他的脑海中，数十年如一日。

　　早年的王绍鏊曾怀抱“科学救国”之志苦学理化知识，读了有关西方国家议会政治的书籍后很受启发，考入江苏省教育总会所办的法政讲习所，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学、经济学、法律、议会政治、内阁制度等新知识，后来克服困难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

　　1911年毕业回国后他立即投身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中。他追随章太炎先生在上海创办中华民国联合会，并陪章太炎到南京晋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他在国会的竞选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全力投入了起草宪法的工作。1913年，利用国会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转而图谋解散国会，王绍鏊议会政治的梦幻破灭了，他愤然南归，参加了讨袁护法斗争。五四运动时期，王绍鏊在江苏第一甲种商业学校任教，他热情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并奔走呼号，发起组织“外交大会”，揭露和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

　　王绍鏊在1926年广东革命军北伐前夕，受共产党人侯绍裘的影响，在家乡秘密组织“新苏公会”策应北伐军，旋又联络浙江、安徽两省成立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结果遭军阀孙传芳通缉。在严重困难面前，王绍鏊积极探索革命真理，潜心研读马列著作和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积极投身反蒋斗争，参加了1930年4月冯玉祥、阎锡山发动的联合倒蒋运动，并成为核心一员。“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邀集各方人士发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旋又到北京和蓝公武等人发起救国协会，并参加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的抗日同盟军，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到处奔波，募集经费支援东北抗日联军。1933年秋王绍鏊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斗士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折，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他先后去香港、广州策动陈济棠倒蒋抗日。1936年6月，又受命赴山西策动阎锡山，在浦口过江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期间，他不为威胁利诱所动，坚贞不屈。“七七”事变后被营救出狱，之后他全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苏南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小组并参与太湖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1940年后，分别在香港、上海两地从事秘密工作，为抗日救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1945年底他与马叙伦一起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主要创始人。民进成立后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作斗争。 1947年底，转移到香港与马叙伦等筹建民进港九分会，继续从事反蒋民主运动。

　　1949年赴北平，他作为民进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他与郑振铎、葛志成一起参加第二小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期间，他与赵朴初担任大会《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财政部副部长。

　　王绍鏊在会内的职务是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副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3、周建人（1888—1984）字乔峰，浙江绍兴人，著名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鲁迅先生的胞弟。

　　

　　他因家境衰落，幼年辍学，后坚持自学成才，曾任教师、编辑。1920年8月，他与胡愈之、周作人等17人发起组织“妇女问题研究会”，并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妇女问题研究宣言》，他是我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27年在上海与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密切交往，学习马列主义，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与反动势力作斗争。1937年上海沦陷后，他联系文化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秘密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

　　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全力投入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任副主任。他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为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省长。他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在会内历任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第三届中央常务理事兼文教部长；第四、五届民进中央副主席。1966年7月任民进中央代主席。1979年10月任民进中央主席。

　　他的主要著作有《进化与退化》（译著，1930年）、《蜘蛛》（科学小品文1935年）、《鲁迅全集（二十卷）》（1938年编辑出版）、《生物进化浅说》（1947年）。

　　4、叶圣陶（1894—1988），原名绍钧，字秉臣，江苏苏州市人，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1912年中学毕业后做小学教师并从事文学创作。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并与朱自清等人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192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1930年转入开明书店，除主办《中学生》杂志外还主编了《新少年》《中学生文艺》《开明少年》等刊物。“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六二三事件中他参与欢送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等赴南京请愿。

　　从1919年到1949年，他的代表作有短篇集《隔膜》、童话集《稻草人》、长篇小说《倪焕之》、《文艺谈·四十则》，他为新文学奠基，是我国现代教育的先驱者，为我国编辑出版工作做出了卓著的业绩。他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抗战胜利后他就与民进开始合作，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

　　1949年初，他应中共中央的邀请辗转到达北平，在华北人民政府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其后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务，并当选为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五届常委，第六届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他于1962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1979年民进四大上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1984年9月任民进中央代主席。1987年6月任民进中央名誉主席。

　　5、雷洁琼（1905—2011），广东台山人，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1925年，她抱着“教育救国”的愿望赴美留学。1931年获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在美国求学期间曾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的进步活动。回国后在燕京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时，燕京大学学生走上北平街头，举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示威游行，雷洁琼是燕京大学唯一参加这次游行的女教师。1937年冬，她放弃了燕京大学的教职，投身火热的抗日救亡斗争，到江西参加战地服务工作，先后任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负责人、江西伤兵管理委员会上校课长和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妇女班主任、江西省战斗妇女班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1941年她被迫离开江西到上海东吴大学、沪江大学任教。

　　抗战胜利后她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12月30日，参与筹建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6月，她作为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代表之一到南京呼吁和平，在下关遭受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殴打，她临危不惧，坚持完成了上海人民交付的重任。1949年1月，她偕严景耀接受马叙伦的委请到河北西柏坡参观华北解放区并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49年6月，她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议的筹备工作，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北京市副市长，她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兼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在会内曾任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民进北京市委主委，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雷洁琼热爱教育事业，不管身任何职，一生都没有脱离高校讲台。她说：“说到底我只是一名老教师，在所有称呼中，我最喜欢教授这个头衔。”正是她联合了民进和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提出建立教师节的提案，当第一个教师节来临时，她主张要为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多办实事，她倡导成立了尊师重教基金会，为广大优秀教师代表来北京参观学习创造条件。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她曾亲自到北京广渠门宏志班看望学生们，并亲笔题写“宏志班”三个字。

　　1985年，雷洁琼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作为国家领导人和著名法学家，她为两个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殚精竭虑。她多次亲赴港澳，广泛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进行民主协商。她还参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的工作。1997年7月1日，雷洁琼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以91岁高龄飞抵香港出席政权交接仪式，亲历这一民族盛事。

　　主要论著有《中国家庭问题研究讨论》（1937）；《妇女问题讲座》（1939-1940年）《血溅金陵忆当年》（1982年）；《中国婚姻家庭问题》（1985年）《社会学与社会改革）（1987年）《雷洁琼文集》（1994年）等。

　　6、谢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省长乐市人，我国著名女作家、教育家。

　　

　　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冰心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她得风气之先，也开风气之先，她的代表作是《寄小读者》、《繁星》、《春水》、《小桔灯》等。

　　192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文科，后赴美留学，就读于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192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回国，先后在北平燕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随丈夫吴文藻去日本从事教育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她和吴文藻于1951年冒着生命的危险毅然秘密返回祖国。回国后曾在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文联、全国妇联任职。1953年至1956年间，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她作为友好使者多次出国访问，包括印度、瑞士、日本、埃及等国家，代表了民主的形象、和平的形象、母亲的形象、妇女的形象。

　　她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委。1956年7月，她由雷洁琼和陈慧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民进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第六、七届中央副主席，第八、九、十届中央名誉主席。

　　7、赵朴初（1907—2000），安徽太湖人，著名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宗教界领袖。

　　

　　早年就读于东吴大学，后来从事佛教及社会救济工作，曾任江浙佛教联合会、上海佛教会秘书，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副院长，上海少年村村长。1939年，参加了宪政促进运动，为争取民主与国民党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八一三”之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抗战胜利后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心系民进，鞠躬尽瘁。

　　他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倡导“人间佛教”，引导中国佛教走上复兴之路。他提出“黄金纽带”构想，对国际宗教友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杰出的诗人，他的“自度曲”别具一格，脍炙人口。他是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家，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949年他以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曾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届至第五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第四、五届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副主席并兼任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主任。在会内任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理事，1955年增选为常务理事，第四、五届中央常委，第六、七、八届中央副主席。1987年、1988年当选为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席，1992年任名誉主席。

　　主要著作有《佛教常识答问》、《俗语佛缘》（晚年主编），诗集《滴水集》、《片石集》，题写寺额、楹联、碑文、书名等不计其数。

　　8、林汉达(1900-1972),宁波慈溪人，曾化名林涛、林迭肯，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历史学家。

　　

　　1917年，入读崇信中学，毕业后在上虞、宁波任教。1921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今浙江大学)，1924年毕业后任宁波四明中学教师。1928年，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后出任上海世界书局英文编辑部主任、出版部主任。 1937年，赴美国留学，考入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民众教育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后，任上海之江大学教授。1941年之江大学内迁，留在上海编辑通俗历史故事，后任华东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抗战胜利后，回之江大学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成为上海有名的进步教授。1945年底，与马叙伦、王绍鏊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为常务理事。1946年5月，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被推选为常务理事。1946年6月参与筹划上海人民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团赴京大会,在6月23日举行的十万人参加的欢送大会上他与王绍鏊、陶行知等三人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与国民党当局作坚决的斗争。

　　6月24日，上海警方发出了通缉他的消息，在地下党的营救下，林汉达戴上斗笠，化装成渔民，从大连经朝鲜到达东北解放区，任辽北省教育厅厅长。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林汉达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出席了会议，他和雷洁琼参加第四小组，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1949年9月他作为民进的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1950年举行的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在1956年举行的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民进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建国后，他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语文》杂志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研究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要著作有《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上下五千年》、《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前后汉故事新编》、《高中标准英语读本》、《初级中学校用标准英语读本》等。

　　9、许广平（1898-1968），字漱园，幼名霞，因仰慕母亲（宋氏）的才智，自号景宋，广东番禺人。

　　

　　1917年，许广平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成为中国女子高等学校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在天津读书期间，她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在五四运动中，她与邓颖超等一起，通过平民补习班、街头和家庭讲演，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她还参与了《醒世周刊》的编辑工作，为推进五四爱国运动，宣传爱国主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21年，许广平以优异的成绩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时值许寿裳任校长，他广聘师资，鲁迅、李大钊、胡适等文化名人都应邀来授课，这些教授把新思想输入学校，使学校的教学面貌有了很大改观。这特别适合她的求知欲望，她积极听课，认真学习，进一步拓展了视野，增强了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认识。她积极参加学生活动，加入了学生自治会，先后担任过评议、纠察、干事等职。

　　1924年，许广平担任学生自治会总干事，领导了“驱杨运动”。学生们的抗争，赢得了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等教师的支持。当时，女师大的师生并不限于校园内的斗争，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许广平等立即组织“女师大师生沪案后援会”，以组织募捐、讲演队与其他学校共同游行等形式给予声援。1925年底，女师大师生的斗争最终赢得了胜利，在1926年，欢迎新校长易培基的仪式上，鲁迅代表校务维持会致欢迎词。

　　在女师大风潮中，许广平与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开始书信交流，逐渐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也改变了许广平的人生选择。由此，许广平成为鲁迅的伴侣和战友。许广平与鲁迅在上海共同生活期间，许广平听从了鲁迅的意见，留于家中，辅佐同样在家以写作为业的鲁迅，使他在上海十年间创造出超越以往二十年的成就。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以沉重的姿态重返社会。在整理鲁迅文化遗产方面，许广平主要做了两项工作，其一是《鲁迅全集》的出版。其二是写作鲁迅回忆录。

　　抗战期间她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成为“上海妇女慰劳分会”的负责人之一，利用捐款、捐物、义卖多种方式支援抗战将士，同时撰写文章表明抗战的立场和态度。她冒着生命危险参加被日伪暗杀的抗日烈士茅丽瑛的葬礼；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狱中，忍受各种酷刑的折磨，不惧死亡、顽强斗争。

　　抗战胜利后，她参与了马叙伦、王绍鏊联络的文化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的聚会，经共同商议，决定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此后许广平积极参加民进的工作，出席了玉佛寺公祭，撰文《让人民站起来》等文章口诛笔法反动当局，在民进第四次会员大会上许广平为选举为常务理事，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举行的第一次理事会议上，许广平被推举为常务理事。部份领导人撤离上海后，留在上海的常务理事许广平、理事周建人、柯灵及候补理事郑振铎等，继续领导民进成员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1948年5月，上海学生掀起大规模的反对美国扶助日本恢复经济和侵略势力、抗议美政府侵华政策的斗争。许广平应邀到大学为学生作演讲，鼓舞学生斗志。许广平与史良、胡子婴等联合上海妇女界知名人士300余人发表声明，对司徒雷登训斥中国人民爱国行动的霸道嘴脸和无耻行径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1948年秋，形势益发严峻，国民党的假民主面目已彻底暴露，许广平的“鲁迅夫人”身份已难以保障她的安全。地下党的领导方方、潘汉年、连贯等和已达香港的马叙伦慎重地安排了许广平由陆路离沪的方案，组织委派吴企尧以随从的身份一路护送许广平母子从上海出发辗转到达香港。

　　1949年2月28日，民进在北平举行进入解放区后的第一次正式理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马叙伦、王绍鍪、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雷洁琼等六人，会议推举许广平负责联络工作。1950年4月26日，在民进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上，许广平当选为中央常务理事并任中央理事会秘书长。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举行，许广平代表民进出席了会议，她和周建人参加第三小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民进经过民主协商，许广平被推举为正式代表，出席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许广平为《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受因病缺席的马叙伦的委托，宣读了马叙伦的关于“请政府明定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10月10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

　　新中国成立后，许广平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之后又成为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一直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外还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等职。解放后不久，许广平把鲁迅著作的出版权上交给国家出版总署，还将鲁迅的全部书籍、手稿及其他遗物捐赠国家有关部门。

　　1955年6月19日，率中国越剧团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访问演出。1959年10月，完成将近十万字的《鲁迅回忆录》。1961年春，率中国妇女代表团第一次赴日本访问。1961年6月6日，经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审批，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年3月3日，因受“四人帮”偷盗鲁迅全部书信手稿一事的刺激，心脏病突发逝于北京 ，终年70岁。

　　在她的一份入党申请书上，她写道：“活着的身体交给党，死后的身体，也要贡献出来，作医学生的解剖实验资料，为了反浪费，我建议同志们给我保证做到：1、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2、不要棺木葬地；3、实验后的尸体就作肥料了事。”她的话铿锵有力，表现出令人钦佩的高风亮节。

　　10、车向忱 （1898－1971）,辽宁法库人，原名庆和。

　　

　　21岁在北京大学高等补习班学习，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入中国大学法科，1925年毕业于中国大学哲学系，回到东北家乡先后在沈阳省立第三中、第一中和东北大学附属中学任教，早年任东北大学附中教员，倡导平民教育。1925年，车向忱回到沈阳从事平民教育和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他联合一些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先后组织了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辽宁平民常识促进会、辽宁国货公司等群众团体，并任主要负责人。车向忱以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和穷干、苦干、实干的精神闻名，被誉为“东北的甘地”。

　　1928年9月初，成立了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并出任总干事。张学良给予财力支持，并兼任该会名誉会长。1929年同阎宝航、张希尧等发起组织“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并被推选为该会主任，宣传抗日救国。他兼办《常识半月刊》，到1929年度共办起城市平民夜校41处，农村平民学校200所，遍及全省20多个县。1930年他与阎宝航主持成立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当年3月10日、6月16日、9月21日，他与阎宝航三次主持焚毁日商贩运的毒品，成为民众心中的“东北的林则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与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多次召开会议研讨如何支援义勇军。1932年1月4日，车向忱自告奋勇，先后三次潜回东北敌后，联络各股义勇军。他化名杨秀东，装扮成卖药先生，把救国会和张学良用白绫子写给义勇军的委任状和密信藏在贴身棉衣里，由宋黎、李述全陪同，北上慰问各地义勇军。他曾受救国会派遣，赴南京求见蒋介石，提出“出兵抵抗日寇侵略，收复东北失地”等七项主张，但蒋介石未予答复。

　　1932年8月27日，车向忱再次回东北。同年，救国会在哈尔滨开办了一所医院，取名大同疗养院，车向忱亲任院长。大同疗养院开业后，各路义勇军的联络员以患者或药商的名义来到这里接洽相关事宜，拿到救国会的委任状、密信、活动经费等。中共满洲省委的地下党员也通过救国会的关系，来疗养院接头，研究工作。

　　1937年2月,他看到仍有许多流亡子弟需要读书，遂办起了竞存小学，为了解决办学经费和师资缺乏的困难，他秘密地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非常关怀东北竞存小学并安排了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帮助竞存学校解决经费等困难。1946年后，任嫩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沈阳师范学院（今沈阳师范大学）院长、沈阳体育学院院长，辽宁省实验中学首任校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9月，他以东北区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政协筹备会期间他对国号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的这一方案发表了积极的意见，赞成新国号后面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新中国成立后他致力于发展党的教育事业，他热心关怀、积极扶持教育战线上的新生事物。早在1957年冬，他支持东北实验学校的教师、民进会员杨明书去农村办一所实验学校，进行农村普通教育与农业生产教育相结合的实验。在他和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1958年初，杨明书在凤城县草河公社创办起辽宁省的也是全国的第一所农村实验中学。这所农村实验中学后来被评为全国的先进学校。

　　1951年初，他受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的委托，筹建东北三省民进组织。1958年，民进辽宁省委成立。在这之前，车向忱1953年去长春，1956年去哈尔滨，帮助吉、黑两省筹建了民进组织。他多次召开座谈会，强调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认清民进的性质和任务，推动民进更好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

　　他历任辽宁省副省长，辽宁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民进第四、五届中央副主席和辽宁省委第一至三届主任委员，民盟第一至三届中央委员。他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他的主要著作有《打破迷信》(１９２３年)、《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之经验》（1936年）、《如何使教育为生产服务》（1949年《东北日报》）、《怎样教育新的一代》（1959年）。

　　11、杨东莼（1900-1979），原名杨人杞，又名岂匏，湖南醴陵人，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1919年到北平报考北京大学，参加了“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运动，被北京大学录取后曾是李大钊的学生，受李大钊的影响，他结识了邓中夏、郭亮等进步人士，开始接受马列主义，1921年，与刘静仁、罗敖阶等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翌年，在长辛店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和宣传教育工作，1923年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执教于长沙长郡中学，并与郭亮等一起从事工人运动，担任湖南省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兼《工人日报》社社长，出席过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被迫东渡日本。在异国他乡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并致力于翻译恩格斯、摩尔根、狄慈根等人的著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曾一度脱离共产党。1930年，他由日本回国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后经营救得以获释。出狱后从事教育工作，在广东中山大学任教。不久，经广西教育厅李仁任举荐，他被聘为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在任期间，聘请了李达、薛暮桥、邓初民、千家驹、陈望道、夏征农、沈西林、张铁生等一批进步学者和文人到校任教。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其中很多人成为革命骨干，把师专办成了红色摇篮。为此，他被强行解除校长职务。为避免国民党进一步迫害，1934年，他离开广西前往上海。在沪期间，他参加了由陈翰生、薛暮桥等发起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他与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等共同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救国宣传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上海回到长沙，被湖南省政府聘为高级参议。他利用合法身份，积极为“长沙文化界抗日后援会”出谋划策，使该组织争取到完全公开合法地位，从而促进了抗日救亡工作的顺利发展。1938年11月，遵照周恩来意见，他由长沙转赴桂林，长期留桂并接受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邀请，出任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副校长实际负责全校工作。他亲自讲授孙中山遗嘱，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民主义，对学生影响很大。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桂林军阀紧密配合，撕下它伪装进步的面具，彻底露出反动狰狞面目。在十分险恶的局势下，他受中央党组织委托，亲自指导《桂林日报》终刊工作，妥善安排报社工作人员转移，随后便离开桂林前往香港。

　　1942年冬，他由香港返回内地，在四川嘉定（乐山）任教，历时四年。抗日胜利后，先后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任教。1948年春，又到福建厦门大学任教。不久，在党组织安排下，第二次前往香港，代理香港达德学院院长。在港期间，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在争取和团结桂林上层人物及各界知名人士投入反蒋民主运动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1949年，达德学院被香港当局查封，他将大批青年安排转移到解放区后，便离开学院到香港《大公报》担任顾问。

　　新中国成立后，他奉召返回内地,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广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广西大学校长等职,同时，还负责中国民主促进会广西分会的筹建工作。

　　1953年，他由广西调往武汉，出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并受民进中央委托，负责筹建民进武汉市级地方组织。在他的主持下，从临时小组到筹委会正式成立，仅用了半年时间。

　　1954年9月，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此后，连续当选为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同时还安排为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7年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武汉市委员会正式成立，他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不久，他被民进中央任命为秘书长，主持民进中央机关工作，1958年9月，在民进五届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同时，他还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馆馆长等国家重要职务。

　　1960年8月，他和出席民进五届二中全会的代表，受到毛主席及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深受鼓舞。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深深地陷入了忧虑、困惑和思考中。通过反复查阅和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头脑更清醒了。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等许多极左做法，敢于表示异议，为此，他遭受了林彪、“四人帮”的迫害。

　　1977年2月，全国政协在北京饭店举行联欢会，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作为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政协学委会成员，他应邀参加，心情特别舒畅。1979年春节之际，他带病出席民进中央会议并以中央副主席的名义作了书面发言。同年9月25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从20年代初开始，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宣传和研究工作，他的译著有《费尔巴哈论》、《古代社会》、《狄慈根哲学著作选》，著作有《中国学术史讲话》、《中国文化史大纲》、《高中中国史教科书》、《何物自由主义》等。

　　12、徐伯昕（1904—1984），江苏省武进县人，原名徐亮，笔名徐吟秋、徐味冰、赵锡庆，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副主席、社会活动家、出版家。

　　

　　他于1922年毕业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这所学校是黄炎培创办的近代中国第一所正规的职业学校。1926年协助邹韬奋承办《生活》周刊，树立尽心竭力为读者服务的信念，宣传进步思想，用文字和图片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由综合性的青年大众读物转变为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时事政治刊物。蒋介石亲自找中华职教社的黄炎培，责令《生活》周刊改变政治态度，未果，《生活》周刊终被查禁。1932年，为了不牵连黄炎培等人，他和邹韬奋一起创办生活书店，历任经理、总经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生活书店第一次提出“以服务社会为宗旨”，成为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的革命书店之一，深受广大读者爱护和支持。生活书店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独裁专制卖国投降政策，唤起民众觉醒，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生活》周刊被封后，《新生》周刊代之而起，继续宣传抗日，遭受日本军国主义打压，国民党当局屈从压力，判主编杜重远一年零二个月的徒刑，酿成震惊中外的“新生事件”，加之日军染指华北，遂引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继《新生》周刊被封后，生活书店又迅速推出《大众生活》杂志，成为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喉舌。自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的五年间，生活书店为抗战服务，编印期刊杂志17种、各种丛书13种。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徐伯昕较多地参加了社会政治活动，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长期在文化出版界知识分子中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迫害，处境十分险恶，始终坚贞不屈，坚持同文化出版界的进步人士以及书店同人一起，进行英勇机智、坚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高贵的品质和革命气节。生活书店得到了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他曾说过“《生活》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徐伯昕于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他的介绍人之一。在各种艰难险阻和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他对党忠心耿耿，他说；“生活书店的工作已是党的文化工作的一部分”，“我直接接受了党的领导”。生活书店在白色恐怖下，56个分店被国民党封了45个，员工或被捕或被强押出境。后生活书店领导中心转移到香港。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上海与郑振铎等创办了《民主》周刊，团结广大文教界的进步知识分子，宣传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当局挑起内战，干涉中国内政。以《民主》、《周报》为阵地，聚集了马叙伦、王绍鏊等一大批爱国民主知识分子。1945年10月，他成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正式成员（注：1936年5月宋庆龄、沈钧儒创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彻底“反对殖民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反对国内封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残余势力的压迫”，救国会决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任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为广泛开展民主运动，他还参加了民主建国会任监事，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被推选为民盟中央委员。

　　1945年年底，他积极参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立，并被选为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1946年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他被推选为理事。同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人民团体为反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十万群众举行集会、游行，欢送马叙伦等和平代表去南京呼吁和平，当时徐伯昕积极参与筹划，并和革命群众一起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尖锐斗争。

　　1948年，读书、新知、生活三家书店合并，在香港成立总管理处，徐伯昕并推担任总经理，并与在港的民进其他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一起，继续积极从事爱国民主活动，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1949年4月，徐伯昕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委员。1949年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是民进的正式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管理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文化部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徐伯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连任历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六届常务委员，并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后兼任副秘书长20余年。他还当选为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徐伯昕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卓越领导人之一，先后当选为民进中央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兼组织部副部长，民进中央常务委员、副秘书长、秘书长、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等职。长期以来，他的主要精力都从事民进的工作，为开创民主党派工作的新局面，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13、吴贻芳(1893-1985)，号冬生 ，江苏泰兴人，生于湖北武昌。她是中国第一届女大学生，第二位大学女校长，是我国著名女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老一辈领导人。

　　

　　1893年1月26日，她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衰落的清代官吏家庭，祖籍江苏泰兴。1904年，和姐姐一起在杭州弘道女子学堂读书。1906年，在姨父陈叔通支持下入读上海启明女子学校，后又转至苏州景海女子学堂。1909年，父亲被上司诬陷跳江自杀，随后哥哥、母亲、姐姐先后去世，一月之中失去四位亲人，姨父将她接到自己家中。1914年，吴贻芳随姨父迁居北京，在姨父的推荐下，她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该校的附属小学担任英文教员。1916年，吴贻芳被美籍教师诺玛丽推荐，作为特别插班生在金陵女子大学学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贻芳组织同学打着校旗，手持十字架，参与学生游行。其时，金陵女子大学——一个由基督教主办的教会大学，一个首届只有5名毕业生的女子大学，在学生运动的浪潮中，站在风口浪尖，轰动了南京学界。

　　1919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成为金陵女子大学的首届毕业生。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女子高师。1921年冬，美国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学校长到北京女高师讲演，由吴贻芳任翻译，吴一口流利的英文给这位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她推荐，吴贻芳去了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深造。她曾担任北美基督教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显示出非凡的领导组织才能和挑战困境的勇气与胆识，受到中国留学生的爱戴和拥护。1926年，澳大利亚总理应邀到美国演讲，演讲中，这个总理傲慢地声称:“中国，不仅经济落后，而且人民无知，政府无能，盗匪遍野，临近的亚洲国家，应该移民到中国去，以免上帝赐给我们的资财，都被那些不开化的野蛮人，白白地浪费掉！”吴贻芳气愤地说:“这是对中国人的诬蔑!”当夜便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密执安日报》上，文章严词驳斥，激起了在美的华人学生的爱国热情。

　　1927年，当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金陵女子大学改组校董会并推选她做校长时，她欣然接受了母校的聘书。1928年，她获得了密执安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随后即给金陵女子大学发出“论文已毕，考试及格，定期回国”的电报，而后回国履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时年35岁。她在职近30年，在师生中培养了一种“金陵精神”，其核心就是从爱国主义出发，各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对国家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她注重人格教育，特别是注重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她要求大家要有使命感，以“拿炭烧口”的精神投身实践，当国家民族需要之时，要有“我在这里，来差遣我”的态度。吴贻芳这样理解人格教育，并把她实践到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育实践中，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女子角色在传统中国的解放。

　　1937年，因日军侵华，她带领金陵女子大学师生西迁汉口，继而迁往成都，后来决定将金陵女子大学学生全部集中于成都办学。1938年7月6日，国民政府在汉口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吴贻芳与中共代表毛泽东、董必武等一道，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在重庆开幕，会议选出蒋介石、吴贻芳等 5人组成主席团。此后，吴贻芳连续当选为第三届和第四届国民参政会5人主席团的成员。1943年3月，吴贻芳组织"中国六教授团"率赴美宣传抗日战争，争取美国朝野支持，总统罗斯福盛赞她为“智慧女神”。1945年4月，吴贻芳作为中国无党派代表与首席代表宋子文、中共代表董必武等赴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大会，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

　　她不贪恋政治光环，1946年2月她经过重庆，曾两次拒绝国民政府邀请她当教育部长的请求。宋美龄建议她出任教育部长，被她拒绝了。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后，张治中推荐吴贻芳做教育部长，她还是谢绝了。她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以及官场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腐败行径，产生了十分的厌恶。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政府作鸟兽散，她退回了国民党当局送来的去台湾的飞机票；1949年4月，她与南京民主人士一道，联合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维持南京社会秩序，并致电毛泽东，欢迎人民解放军“和平接稷”，毛主席复电对他们予以勉励和表彰。吴贻芳1949年9月，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51年金陵女子大学和金陵大学合并，她任金陵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担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1954年她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她被选为江苏省副省长，分管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她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三个面向"的指示，明确提出“幼儿教育也要三个面向”她提出:幼儿教育要面向现代化，要联系实际，认真贯彻《幼儿教育纲要》里规定的内容与要求，并在工作实践中发挥创造性；要面向世界，必须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科学作法，培养合格优秀的幼儿教师；要面向未来，幼儿教育要以培养未来的劳动者为目标，为他们日后的生活和工作做好最早的准备。她还坚持幼儿教育应具有广泛性和开放性。要积极创设条件，根据孩子已有的认识基础，充分开发智力，培养他们的创造思维能力。

　　她始终过着朴实的生活，几十年一直住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房间，平日粗茶淡饭，除出于礼仪需要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外，一般总是布衣布衫，缝缝补补，她不要小轿车，只肯买一辆黄包车，每月工资大部分都接济亲友，外出演讲得到的酬金和礼物，也一一转赠师生，并不让受赠者知道。

　　1979年她获得了美国密执安大学为世界杰出女性专设的“智慧女神”奖。1981年，她以88岁高龄再度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她于1985年11月10日逝世，享年92岁。

　　14、吴若安（1890—1990），原名杏宝，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民进上海市委会主委，她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经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代，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坚定跟党走的革命知识分子。

　　

　　她幼年家贫，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才得以进入上海务本女塾读书，由于成绩优良，连续跳级，毕业后进中学部继续学业。1911年（清宣统三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半年后去苏州景海女校进修英语、中文修辞学、历史等学科。由于不满校方对女学生种种限制，她愤而离校，翌年返沪，任南洋女子师范（后改为南洋女子中学）英语、地理教员，兼任同济大学预科班英语教师。

　　她一贯追求进步，早在青年时代，就仰慕诸多近代中外女革命家，在南洋女子师范任职期间立下了“教育救国”之志。辛亥革命时期她曾组织学生参加救护队工作，积极参加解放妇女的活动,五四运动中在上海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并立志以发展中国女子教育作为终身奋斗目标。1937年任南洋女子中学校长，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在日伪统治下，她坚持继续办学，保持民族气节，发扬爱国精神。她拒绝出席日伪召开的会议和执行日伪的放假规定，并开展为前线抗日战士、为难民募捐活动。她安排教师讲授文天祥的《正气歌》，并重点讲周敦颐的《爱莲说》，赞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以激励学生与敌伪势力作斗争；引导学生在美术课上绘画松、竹、梅“岁寒三友”以陶冶学生坚贞不屈的情操。

　　抗战胜利后，她接受中共地下组织的教育，参加中共的一些外围组织，积极投入各项爱国民主活动，参加示威游行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并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学生免遭国民党政府的迫害。1946年起，她先后担任上海中教研究会理事、小教进修会理事、校长互助会主席和上海教联主席。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通过消费合作社对教职工平价供应生活必需品，协助中共组织团结广大教职工，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1948年6月，上海教职员工到市教育局请愿，连续斗争两天以后，中共地下组织根据当时形势，决定由她出面调处，使问题得以解决。她在校内关心和支持进步师生参加“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拒绝国民党特务查阅师生名单，帮助进步师生外出隐蔽，保护了一部分革命力量。

　　为了迎接上海解放，她响应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出的护厂护校的号召，担任了“校长互助会”主席,发动师生做好护校工作。上海解放后，她就致力于迅速恢复教学秩序。

　　1949年8月，她调任上海民立女子中学校长。她从事教育凡七十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她长期担任女子中学校长，对女校教育管理有丰富的经验，任职南洋女中校长时期，制定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严格要求学生，形成良好的校风。她重视修身课，要求学生学好文化课外，注意家政实习，以培养学生勤俭的品德。

　　1949年8月，调任民立女中校长，经过五年努力，使民立女中有了较大的变化。1956年调任市教育局副局长，她不顾年迈，经常深入教育第一线，检查指导工作。

　　她于1951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历任民进中央第六、第七届副主席，民进中央第一届参议委员会副主席，民进上海市委员会第四至第九届主任委员、第十届名誉主任委员，并先后担任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七、八届市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四、五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名誉会长。

　　15、陈舜礼（1917－2003），著名学者，前山西大学校长。浙江省奉化县（宁波）人。

　　

　　陈舜礼同志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5年后，在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49年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教授、副教务长。1959年后，任山西大学教授、教务长、校长。1951年12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曾长期担任民进地方组织和中央的领导工作。

　　陈舜礼同志曾任全国政协第四、五、九届委员，第六届常委，全国人大第七、八届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曾任民进中央第七、八届副主席，第九届常务副主席，第十、十一届名誉副主席。

　　16、葛志成（1920-1995），祖籍江苏无锡，1920年12月出生于上海，他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杰出的领导人。

　　

　　早年从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毕业后即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小学教师、校长。青年时代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7月加人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他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他会同上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发起组织了上海第一个教师群众团体——上海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当选为理事长。他于1946年1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3月他以人团联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1946年5月，当选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他团结、组织广大小学教师，参加上海“6.23”反内战大会和“争取教师职业保障”、“抢救教育危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一系列民主运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1948年3月，他作为小教联的理事长，联合了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掀起了一场全市规模的“上海市各界抢救教育危机”的斗争。6月28日，小教联等团体又引导这场斗争朝反饥饿、反迫害的方向发展，组织了1000多名教师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对教育界的饥饿压迫政策，参加游行示威的教师们冒雨静坐街头27小时，迫使当局答应了全部条件，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此后，他被列入黑名单，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1948年秋辗转抵达苏北解放区，随后进入北平。

　　1949年3月，他出席了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同年6月，他代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出席了新政协筹备会议,他与王绍鏊、郑振铎一起参加第二筹备小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9月他作为全国教育工作者候补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教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理事、顾问，全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理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他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他一贯热爱和关心我国的教育事业，为促进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呕心沥血，四处奔走，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他深人实际，调查研究，为加快发展教育事业，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和建议。他多次提出必须重视教育，依法治教，切实加强农村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等一系列倡议。他在政协大会和其他重要会议上更是坦诚呼吁:“要赶紧稳住教师队伍的阵脚”、“要严格实施《教师法》”、“重要的是把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落到实处”、“依法治教，大力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发展职业教育”，这在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

　　他忠于党的事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献身精神，那种勤俭朴素和刻苦耐劳的作风，正是当前青年一代应该努力学习和发扬的。他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满腔热忱，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始终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识大体，顾大局，维护团结、作风朴实，平易近人，深受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17、叶至善 (1918-2006),笔名于止,少儿科普作家、优秀编辑、优秀出版工作者，江苏苏州人。

　　

　　他出生于自书香门第，22岁时开始跟着父亲叶圣陶学习写作和编辑。1941年毕业于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农产制造科,当过技术员、中学教师。1945年任开明书店编辑，编辑《开明少年》月刊和其他青少年读物。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台湾也收回了，为了不使台湾继续使用日本政府审定的课本，开明书店决定尽快编出一套教科书送往台湾，叶圣陶就和朋友们立即编写国文课本，叶至善也跟着父亲一起干，没用一个月，他就和父亲一道就编成了收复台湾后第一学期用的五本教科书。1945年年底，他和父亲全家在长江上漂流47天由重庆回到上海。1946年6月23日，他和父亲一起参加了在上海北站举行的上海人民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团赴京大会并参加了“六二三”大游行。1952年编辑《中学生》月刊。1953年转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任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81年退居二线，但没有放下编辑工作。曾主持编辑《旅行家》和《我们爱科学》杂志。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历任四川成都中央工业社技师，中学教师，开明书店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中国青少年出版社编审委员会副主任。

　　1962年他与父亲经徐伯昕介绍一起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他曾担任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任民进中央常委、执行局委员、副主席、名誉副主席，全国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及第六、七、八届政协常委，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和平统一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普作协理事长。

　　他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他在主持少儿刊物及图书发行的五十多年中，为少年儿童写了大量优秀科普文章，编印了很多优秀的图书。著有散文集《花萼》（合集）、《三叶》（合集）、《花萼与三叶》、《未必佳集》（合集）、《古诗词新唱》、《我是》、《父亲的希望》，43万字的人物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等。科学故事集《失踪的哥哥》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三等奖，科学家传记小说《梦魇》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第三届宋庆龄儿童文学二等奖，《竖鸡蛋和别的故事》获上海优秀科普读物一等奖、全国第三届科普作品荣誉奖。他还曾参与策划了《少年百科丛书》、责编了《叶圣陶集》二十五卷本。

　　鉴于叶至善对少儿科普工作和编辑出版工作的贡献，宋庆龄开创的中国福利会向他颁发了妇幼事业的最高奖《樟树奖》，他还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评选的首届《伯乐奖》的获得者。

　　18、柯灵（1909-2000），原名高隆任，字季琳，原籍浙江绍兴市斗门镇，1909年2月15日生于广州。

　　

　　柯灵幼年家道中落，小学毕业后辍学，靠自学成才。十五岁时就在绍兴《越铎日报》上发表处女作《斗门提灯会记》。后在家乡小学教书，当过小学校长。三十年代初，他经人介绍来上海编《时事周报》，不久又回绍兴编《儿童时报》。

　　1931年到上海进入电影界，先后在天一、明星、联华三大电影公司任职，并参加了左翼影评小组，开始用柯灵笔名撰写影评。还主编了《明星半月刊》，参加《鲁迅全集》的校对工作。柯灵曾在《晨报》、《大晚报》、《大美晚报》等多家报纸兼职，任特约记者，编文艺副刊，每天笔耕不断。他于1932年6月参加革命。

　　抗战爆发后，柯灵冒着生命危险在“孤岛”上海坚持战斗，先后主编《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和《万象》杂志，曾两度被日本宪兵逮捕，他面对敌人酷刑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8日，他又与唐弢创办抗战胜利后上海第一份进步刊物《周报》，站在反内战的前哨，不断揭露国民党压制民主的暴行。1945年12月30日，柯灵与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雷洁琼、赵朴初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周报》上发表了民进《对于时局的宣言》。柯灵当选为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946年8月24日，《周报》出版还不满一年，就被国民党当局查禁。1947年2月，柯灵又当选为民进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后迫于形势，转移至香港，参与创办香港《文汇报》，并积极参加民进港九分会的活动。1949年春，他从香港经烟台到北京，参加了首届全国文代会。

　　1950年，柯灵返回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副所长、所长和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并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出访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他先后改编、创作了《腐蚀》、《为了和平》、《不夜城》、《秋瑾传》、《春满人间》等多部电影剧本。柯灵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第四、五、六、七届中央常委。

　　“文革”期间，柯灵同志受到迫害和打击。他编剧的影片《不夜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粉碎“四人帮”后，他老而弥坚，又重新拿起笔写了一系列内涵深刻、气势磅礴、忧时愤世、文采飞扬的佳作。出版了《柯灵七十年文选》、《柯灵散文精编》、《柯灵诗心美文》、《柯灵散文精选》、《柯灵散文精藏卷》、《柯灵书信集》、《柯灵电影剧本选》、《柯灵电影剧本选续编》、《柯灵电影文存》、《柯灵杂文集》等著作。曾先后荣获全国散文荣誉奖、电影特殊贡献奖和高雅艺术奖。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又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敬慰奖、第三届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香港文学艺术金龙奖。他还应邀访问了阿根廷、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香港、台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重新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常委、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国际笔会上海中心会长、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及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和民进中央名誉副主席。

　　柯灵同志是中国当代在文学界、电影界、新闻界都颇具影响的著名作家。他为人正直，他应邀为绍兴秋瑾纪念馆题词后，纪念馆给他寄来了稿酬，他坚决不收，两次退款。烈士陵园碑文稿酬一万元，他如数退回，他所得的其它奖金，如敬慰奖、杰出贡献奖都一半捐献社会，表现了老作家的高风亮节，他还多次为各地希望工程捐款。

　　柯灵最后一次出席民进的活动是1999年民进成立旧址的揭牌仪式。2000年6月19日，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19、郑振铎(1898—1958)，字西谛，笔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原籍福建长乐。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

　　

　　他于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五四运动爆发，他被推选为学生代表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开始发表作品。1921年1月，由他牵头与沈雁冰、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这是五四时期我国最早成立并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个文学社团，他担任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的主编，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1922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儿童文艺刊物《儿童世界》。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长达十年。他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1923年至1927年他编著了《俄国文学史略》和著名的《文学大纲》。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和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的上海著作人公会积极参加了临时革命政权组织的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迫远走欧洲，辗转英法意等国，1929年回国，仍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因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矛盾愤而辞职，举家北上，在北平的燕京、清华两家大学任教授。从1931年到1935年，他完成了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4年至1936年完成了文学史专著《中国俗文学史》。1935年5月，举家迁回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

　　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刊，《民主》从诞生那一天起就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呼喊出了广大爱国同胞的心声，著名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就发表在《民主》周刊上。

　　1946年10月，《民主》被迫停刊，蒋介石反动当局疯狂镇压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2月，郑振铎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7月，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作协)的常务委员。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1949年以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副主席等职。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理事。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书中基本上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专题，反映了他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退出民进。

　　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年仅60岁。

　　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译著《飞鸟集》、《新月集》等。

　　20、傅雷（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

　　

　　上海市南汇县人，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20年代初曾在上海天主教创办的徐汇公学读书，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论激烈，被学校开除。五卅运动时，他参加在街头的讲演游行。北伐战争时他又参加大同大学附中学潮，在国民党逮捕的威胁和恐吓之下，被寡母强迫避离乡下。1927年冬离沪赴法，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同时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1931年春访问意大利时，曾在罗马演讲过《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 ，猛烈抨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留学期间游历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1931年秋回国后，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译作丰富，行文流畅，文笔传神，翻译态度严谨。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中国两种命运的抉择，他怀抱忧国忧民之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上海爱国民主运动浪潮中。在《民主》和《周报》这两个刊物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以笔做刀枪口诛笔伐国民党反动当局，傅雷亦在其中。在民进创建的过程中傅雷是骨干力量，他参加了民进成立大会文件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他没有出席民进成立大会，但是出席了第二次会员大会，他与许广平、张凤举一起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1945年12月中旬，马叙伦、王绍鏊利用马歇尔来沪之机，联络民进会员以及文化界其他爱国知名人士共61人联名发表了《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他亦在其中。1949年6月，傅雷携眷前往香港，长子傅聪独留昆明读书。不久回京转沪，钻进书斋继续他的翻译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他本着民进成立时的会章中的规定“本会至国民最高权力机构成立后，由大会决议宣告结束”的精神自行脱离民进而专事翻译。1957年3月，傅雷应邀出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尔后在《文汇报》上相继发表文章，提出改进党群关系的意见，1958年被扣上“右派”帽子，1961年得以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政治迫害，于1966年9月3日逝世。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为他彻底恢复政治名誉，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傅雷翻译的作品，共30余种，主要为法国文学作品。其中巴尔扎克占15种：有《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记》（译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罗曼·罗兰4种：即《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伏尔泰4种：《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2种：《嘉尔曼》、《高龙巴》。莫罗阿3种：《伏尔泰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此外还译有苏卜的《夏洛外传》，杜哈曼的《文明》，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顿的《英国绘画》等书。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傅雷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辑录为《傅雷家书》（1981），整理出版后，也为读者所注目。

　　作为翻译家，没有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译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作为一位严慈的父亲，他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傅雷家书》自80年代出版至今，已感动了数百万读者。

　　《傅雷家书》出版十八年来，五次重版，十九次重印，发行已达一百多万册，曾荣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1986年)，足以证明这本小书影响之大，《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不聪明”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

　　21、唐弢（1913—1992）原名唐端毅，曾用笔名风子、晦庵、韦长、仇如山、桑天等，1913年3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今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畈里塘村）。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鲁迅研究家和文学史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唐弢初中时家贫辍学，入上海邮局作拣信生，开始业余写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业余创作，以散文和杂文为主，其风格接近鲁迅，并因此与鲁迅结识。1933年起发表散文、杂文，后结识鲁迅。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坚持抗日文化运动，参加初版《鲁迅全集》编校。又支持《鲁迅风》周刊，编辑《文艺界丛刊》，兼任中学教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回邮局，与柯灵合编《周报》，参加反迫害、反内战、反饥饿民主运动。民进创始时期会员。（四十四人之一）《周报》被禁，转编《文汇报·笔会》。新中国成立后，致力鲁迅著作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坚持杂文、散文创作，历任复旦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新地》、《文艺月报》副主编等。1950年民进一大时，与郑振铎、傅雷一起退出民进。195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78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1992年1月4日唐弢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

　　22、顾颉刚（1893—1980），名诵坤，字铭坚，号颉（jié）刚，江苏苏州人。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留北大图书馆任助教做编目工作。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主要论著有《古史辨》、《崔东壁遗书》、《当代中国史学》、《汉代学术史略》等。

　　23、吴文藻(1901-1985)，江苏江阴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进中央常委。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其夫人是著名作家冰心。

　　

　　吴文藻于1917年考入清华学堂，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他毅然加入并积极书写爱国反帝宣传品。五四运动后，他阅读了大量孙中山、廖仲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从而奠定了吴文藻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1923年赴美国留学，进入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在美国，吴文藻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之中。先后学习了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统计学、人口学、逻辑学、伦理学、生物学、化学等众多的课程，并且还挤出时间学习了法文和德文。获学士学位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继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后又开始了博士论文的准备，他的导师是美国取缔毒品运动方面的专家张伯伦，1928年年末他完成了学业，取得了博士学位并荣获了校方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

　　1929年6月与冰心(谢婉莹)结婚，任燕京大学教授。 著名学者费孝通、林耀华、黄华节、瞿同祖、黄迪、李有义、陈永龄均曾师从吴文藻先生。当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设有“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原先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有感于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脱节，他到任后就亲自为每一门课都编写了中文教材，并且每年都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1933年，他担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这一职务的获得给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主张的他带来了更多便利。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北京沦陷，他流亡云南，1938年在云南大学任教，1939年创立社会学系，并建立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站。1940年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对边疆民族的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1946年，赴日本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在此期间，吴文藻广泛考察了日本的全面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放弃美国耶鲁大学的聘请，满怀爱国热忱，于1951年与冰心一起回国。1953年任民族学院教授、研究部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1956年7月，吴文藻和冰心一起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58年4月，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12月，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此后他从事内部文字工作，其著作大部分没有发表，即使发表了也不署名，从1959到1966年期间，吴文藻与费孝通(已先被划为右派)共同校订了少数民族史志的三套丛书，为中宣部提供了西方社会学新书名著，为《辞海》第一版民族类词目撰写的释文，还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1971年，为了准备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之行，他和冰心以及费孝通等8人，被从下放劳动的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共同翻译校订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以及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

　　1979年他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1980年被聘为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 他于1985年9月24日病逝，根据他的遗嘱，没有进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冰心遵照他的遗嘱把三万元存款捐给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所，作为社会民族学研究生的奖学金。

　　主要著作有《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中国少数民族情况》、《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现代法国社会学》、《德国系统社会学》、《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能》、《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况》、《社会学与现代化》等。

　　第四篇  参政议政篇

　　1、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民进发言人连续两次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拥护，并号召全体会员提高警惕，为坚决镇压反革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斗争。 5月，马叙伦在《当前的情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毫不容情地严厉地镇压一切反革命，否则就是对人民的不仁，对人民事业的不仁。他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民主党派责无旁贷的任务。

　　2、马叙伦根据《共同纲领》，具体阐述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总任务。他指出，为了实行新教育，“我们对于旧教育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提出了“全国教育的制度，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师资等等，都要求一个彻底的，同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和解决”的任务。

　　3、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与钱俊瑞、韦悫、曾昭抡三位副部长一起主持了改造旧教育、开创人民教育的伟大事业。 1949年12月至1950年9月，马叙伦先后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第一次中等教育会议、第一次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会议、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和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还召开了社会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业余教育会议，举办了全国初等教育展览会。

　　4、随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在全国各地的贯彻落实，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一批新型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民族学院和工农速成中学兴建起来，一批工农干部及优秀产业工人被选拔到学校深造，开办了大量工人补习学校，开展了全国规模的识字和扫盲运动，加强师资培训，解决师资缺乏的困难，发展中等技术教育，以适应经济建设的急需。

　　5、马叙伦特别关心学生的健康问题，他看到一份反映学生健康水准有所下降的报告后及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旋即手书“健康第一”，两次致函马叙伦，指出“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 马叙伦参加了1951年7月召开的专门讨论学生健康的政务院政务会议，这次会议发布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

　　6、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经过全国普选，民进有16人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他们是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徐伯昕、林汉达、车向忱、杨东莼、吴若安、雷洁琼、赵朴初、严景耀、许崇清、冯宾符、杨石先、陆渊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根本意志和共同愿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的大团结。民进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员，继续参加了国家政权的工作，马叙伦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并继任国家高等教育部部长；王绍鏊出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财政部副部长。10月，周建人被任命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还有不少民进同志参加了地方政权和政府的工作。

　　7、民进总部于1956年2月9日召开了中央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和贯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的决议》，《决议》下发之后，各地分会认真贯彻执行。上海市委会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代课教师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及时整理出《关于代课教师的问题和意见》，经总部转送国家教育部。教育部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反映的情况是应该注意的”，要求有关司局“迅速设法解决”。这事在上海的代课教师中引起很大反响。

　　8、民进三大以后，民进领导人还多次参加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有关教育、妇女、世界和平、宗教等方面的活动。许广平、谢冰心、雷洁琼、赵朴初及冯宾符、方明、古楳等同志曾分别到日本、印度、锡兰、苏联、古巴及东欧国家进行访问，开展友好活动，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加强中国与这些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9、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民进中央候补委员、太原玻璃厂工程师王幸生，民进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科学技术出版社副总编贾祖璋，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1960年6月，车向忱、吴若安、何炳麟、刘震华、杨明书、李楚材、刘佩琪、薛正、林耀华、张弦、张正芳、张淑贞、康明德、汪润泽、郑天挺、陈秀夫、刘公铎、杨一南等18位同志光荣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大会。

　　10、1981年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期间，徐伯昕、吴贻芳、史念海、李霁野、张明养、叶至善、徐楚波、郑效洵、马力可、霍懋征、葛志成、方明、巫宝三、张景宁、叶圣陶、雷洁琼、柯灵等17位委员向大会提交了《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的提案。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正式批准每年的９月10日为教师节。从此，庆祝教师节成为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一法定节日的诞生，凝聚了民进多年呼吁和争取的辛劳。

　　11、1980年3月，中共中央提议要制订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4月7日，民进中常会作出决定，在全会开展一次为制定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献计献策的群众运动（简称“双献”）。决定下达后，各级组织立即认真贯彻。仅4个多月的时间里，全会累计召开座谈会、讨论会230余次，提出建议2100多条，写出书面材料340余份。经进一步综合整理，民进中央正式提出了《对中小学和师范教育的建议》和《关于会员对教育计划、教育体制建议的综合报告》两个文件，于10月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两个文件均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称赞。

　　12、1981年l0月，叶圣陶副主席针对当时社会上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发表了《我呼吁》的文章，呼吁有关部门要端正教育思想，全社会各有关方面要采取“比说话更有效的措施”，把中学生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重压下解救出来，让他们全面健康地发展。叶圣陶副主席的文章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政府的重视，在当年11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政府总理在工作报告中肯定了叶圣陶的意见，要求“各有关方面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切实加以改正”。

　　13、各级组织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作出了努力。1981年初，河北完县发生殴打小学教师事件，民进获悉后，立即致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呼吁有关方面严肃处理打人凶手。1983年5月，四川重庆长寿县发生女教师被毒打和污辱的严重事件，周建人主席、叶圣陶副主席得知后，立即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有关方面严肃处理。周建人同时致函《光明日报》，公开揭露这一事件，呼吁全社会尊重教师合法权益，维护宪法尊严，要求有关当局对凶手绳之以法，以平民愤。民进领导人的这一举动，履行了民主监督的职责，推动了事件严肃公正的查处，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4、1982年民进成立了以雷洁琼为组长的知识分子工作小组，广泛调研听取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情况和意见建议。同年9月，民进中央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呈送了《民进中央关于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继续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几点建议》，提出了16条可操作的具体建议。

　　15、1986年，民进就起草了《教师法（草案）》，送交有关部门，之后又广泛征求会内外教师的意见，不断修改充实。这一做法得到了广大教师的热情支持，也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对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教师法》起了促进作用。

　　16、1989年3月初，民进中央发动各地组织对《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情况开展调研，并组织人员深入江西、北京、天津进行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切实贯彻<义务教育法>，加强基础教育的几点建议》。3月29日，中共中央复函民进中央，称赞民进对推进教育工作发展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17、1989年4月，雷洁琼主席提议，在全会开展“尊师重教一元钱奉献”、建立“尊师重教基金”的活动。这一倡议得到了广大会员和所联系群众的积极支持，在不长的时间里即募集到10万余元。民进中央成立了以雷洁琼为理事长的尊师重教基金理事会，用这笔资金开展尊师重教活动。这是民进的一个创举。

　　18、为了总结参政议政经验，进一步推动参政议政工作的发展，1994年5月，民进中央在长沙召开了参政议政工作研讨会。雷洁琼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各地同志交流了经验，探讨了今后参政议政的方向和任务。会议认为，民进参政议政的主要方面还是教育文化出版，这是民进优势所在，但也要努力拓宽参政议政的新领域。

　　19、1994年，因北京王府井大街改扩建工程，使全国最大的书店----王府井新华书店出现了“存留未决”的问题，一时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社会热点。雷洁琼和民进中央的九位副主席一起，于当年11月2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们呼吁》的联名文章，表达对王府井新华书店和首都文化市场以及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关注。文章刊出后，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首都其他报纸纷纷转载。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在书店原址附近建造新的王府井新华书店，且面积大幅度扩大。

　　20、1998年以来贯彻“巩固老阵地、开拓新领域”的工作方针，采取的四项措施是明确工作方针，健全工作机构；个人与组织、中央与地方、会内与会外结合的工作方法；充分重视专家和骨干人士的作用；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的对口联系。

　　21、选准切入点，确定需要逐步深入或与其他方面有关联的课题开展系列性的调研，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民进中央高度重视长江水患防治问题，与长江沿岸各省级组织对长江的综合治理和开发利用开展调查研究。1999年1月，在武汉召开“民进长江中上游水患综合治理座谈会”，这样对一个专题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全面研讨在我会历史上是第一次。武汉座谈会提供了很多好的研究成果，也使我会认识到，治理长江水患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各区域、各流段有各自的不同情况，治理的方法和手段也各不相同，从我会实际力量出发，重点选择了三个不同的地段，即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对其中突出的问题进行研讨。在长江上游，主要是对长江上游沙土流失治理问题开展调研；在长江中游，则是针对由众多湖泊、沼泽、河流、水库、水田组成的特有的生态系统----湿地，提出了湿地保护的课题，作为长江水患综合治理系统工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长江下游，主要针对先行发展的较富裕地区在重视保护环境的同时，应强化对已污染的土壤、水等资源进行修复、治理的问题进行调研。

　　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1999年开始，民进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建立长江流域性管理体制、在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区推广种植西蒙得木、长江中游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长江下游环境保护与修复等。关于建立长江防洪新体系、西部大开发中“三农”问题、促进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等多份建议，对于加强长江流域治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起到了推动作用，得到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和采纳。对长江流域的重视和关注，是我会开拓新领域的一次重要尝试。

　　22、推进国家确定“节约资源”基本国策。1998年，在张怀西副主席的主持下，民进中央组织部分地方组织和会内外专家开展专题调研并形成《关于把“节约资源”确定为基本国策的建议》，于同年11月报送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99年6月复函民进中央，认为“民进中央的《建议》很好，十分重要”，“中共中央感谢民进中央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关心和支持”，并告之，江泽民总书记已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口的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而确定的基本国策”，今后国家将进一步从战略上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坚持不懈地搞好节约、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工作。

　　23、为加强对全会参政议政工作的领导，2002年10月，经报请中央编制委员会批准，民进中央将议政调研部更名为参政议政部，进一步充实了工作干部，健全了工作机制。

　　24、进入新世纪以来，为进一步理顺个人与组织、中央与地方、会内与会外的关系，会中央提出了“三个结合”的工作方法：一是个人与组织相结合，充分调动个人与组织的两种积极性，即调动广大会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组织的整体优势，在个人积极参与的基础上，由组织荟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精英人才，集中他们的智慧，在参政议政方面提出有见地、有质量的意见建议。二是中央与地方、省委会与地市相结合，即中央的、省级的专题调研可以和相关的省、地市联手，或者地方有好的选题，中央和省级组织参加一起调研。三是会内会外相结合，即在充分重视发挥会内专家作用的同时，还可以借助会外专家学者的力量，邀请与我们关系密切、又有共同志向的“民进之友”一起参加调研和论证工作。这样做既能提升我们参政议政的质量和水平，又能扩大民进的影响。

　　25、在2002年全国政协大会民革、民进联组讨论会上，民进组委员蔡述明（时任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就湿地保护等问题发了言，参加讨论的李鹏同志十分感兴趣，对湿地是“地球之肾”的提法给予肯定。

　　26、2001年4月民进中央下发《关于加强我会信息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共同努力，把我会信息工作提高到新水平。从1998年至2002年，仅民进中央就向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和有关方面提供社情民意信息2000余条，内容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中央领导了解真实情况提供重要信息。1998年4月，民进中央及时反映新发布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中遗漏中发【1989】14号文件的问题。民进中央还就加强省市政府机构改革的检查监督、教育督导机构应直属政府独立设置、尽快解决松桃县灾民安置问题、湖南益阳地区逃废债务的情况、关于城市信用社改制为商业银行、完善粮食流通体制、适当调整“西气东输”工程规划、退耕还林、组建国家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工程中心、城市信用社公共积累归属等问题报送了信息，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

　　民进中央的信息工作受到全国政协的多次表彰，1999-2002年连续四年获得一等奖。2001年6月，民进中央领导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交流了信息工作经验。我会许多省级组织的信息工作也分别在本地获得表彰和奖励。民进信息工作，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信息来源不断扩大，信息质量不断提高，从2003年至2007年，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向会中央反映信息5000余条，会中央向全国政协提供社情民意信息2000余条，内容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中央领导了解真实情况提供了重要信息。2003年9月，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会上民进中央荣获“全国政协信息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27、从2003年至2007年，我会各级组织就“文化建设”、“教育改革与发展”、“出版体制改革”、“节约资源”、“环境保护”、“三农问题”、“星火西进”、“长江保护与发展”、“生态家园富民计划”、“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十大参政议政课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偏远贫困山区和民族地区，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8、民进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在履职之初就充分意识到，参政议政工作走出去，借助社会资源和力量，是克服会内资源不足，尽快提高我会参政议政水平及成果质量的有效途径，提出了“集智聚力”开展参政议政工作的思想。“集智聚力”的实质是群众观点、群众立场和群众工作方法，关系到能否真正坚持民进“立会为公，参政为民”的立会宗旨。五年来，全会认真贯彻“集智聚力”开展参政议政工作的思想，从加强参政议政能力的体制机制创新中迸发活力，集智聚力参政议政成为全会的积极共识，集智聚力开展参政议政工作的基本工作格局已经形成。

　　29、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建议书是政党协商的重要形式。2013、2014两年间，民进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建议书42份，不但数量上有大幅增长，质量也较高，建议内容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其中，关于加快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土壤生态综合治理、完善国家治疆方略、涉港涉台工作情况等20多份建议书，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批示，指示率和批复率均有较大幅度提高。在民进中央报送的《关于积极稳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建议》、《建立人才新机制 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的建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均作出重要批示，认为民进中央所提意见和建议针对性强，值得重视和研究，并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

　　30、为配合新机制的有效运行，民进中央开设了网上参政议政平台，面向各省级组织参政议政部门、民进中央各专委会、参政议政特邀研究员，利用信息化手段整合会内外参政议政资源，并将参政议政网上平台用户范围，由29个省级组织扩大至263个市级组织。目前，民进每年产生的提案素材稿中，来自地方组织和会外资源的已占总量的60%以上。

　　31、民进十一大报告指出，十大以来，民进参政议政成果涉及改革发展中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主要形成了八个系列。这八个系列分别围绕：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安全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加大统筹力度，推进城镇化发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人为本，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

　　32、民进十大来，围绕“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河北沿海地区的发展、云南桥头堡战略的实施、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打造、湖北大别山革命老区与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等提出建议，并实际推动了《中原经济区发展规划》、《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出台。

　　33、民进十大以来，民进围绕“加大统筹力度，推进城镇化发展”，开展持续而深入的调研，递进式地提出了要将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工业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完善引导性政策，修订发展规划，形成整体推进格局的建议。

　　34、民进十大以来，民进围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提出了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师资均衡发展，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等建议，为重大教育问题的决策提供参考。关于调整农村中小学校布局的建议得到教育部的采纳，切实推动了有关文件的出台。

　　35、民进十大以来，民进围绕“以人为本，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要完善奖励措施，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建议，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得以体现。提出了《关于加快批复实施<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的建议》，推动国务院批准这个规划。提出了重视环境教育立法问题的建议，促成了《宁夏环境教育条例》的出台，该地成为全国第一个开展环境教育地方立法工作的省份，开创了我国环境教育立法的先河。

　　36、民进十大以来，民进着重搭建工作平台，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同组建“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与上海社科院成立合作中心，与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建立合作关系，使民进在经济形势和社会建设的分析与对策研究方面有了稳固的“智库”。

　　37、民进十一大以来，参政议政成果丰硕。在坚守教育情怀方面，多次呼吁中共中央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并围绕加强教育立法、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对《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教育领域的行动纲领提出意见建议，推动国务院出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职业教育改革助推制造业发展”为主题，开展年度重点考察调研；在全国政协大会先后作关于教育公平和“从农民工大国到技工大国”的大会发言；就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交一系列提案，参与主办全国政协“重视特殊教育”“办好学前教育”双周协商座谈会；中国教师发展论坛、基础教育改革座谈会已成为民进的特色品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38、民进十一大以来，参政议政成果丰硕。在助力文化强国方面，以“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主题，开展年度重点考察调研；关注传统文化的传承，参与主办全国政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双周协商座谈会；关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表述，相关建议纳入修订后的《教育法》；关注文化走出去，围绕发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报送建议，参与主办北京国际出版论坛，推动国家外文局成立中国翻译研究院。

　　39、民进十一大以来，参政议政成果丰硕。在聚焦经济建设方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挖掘消费潜力、防范金融风险、提高实体企业盈利水平、激发科技进步新动力、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加强我国域外研究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推进农村扶贫供给侧改革”为主题开展年度重点考察调研，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和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开展专题调研，助力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

　　40、民进十一大以来，参政议政成果丰硕。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呼吁扭转传统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破坏的趋势，就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出具体建议，在全国政协大会作关于节水优先的大会发言。围绕“区域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创新”开展年度重点考察调研，以“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修复长江生态环境”为主题，举办长江保护与发展论坛，扩大了民进又一特色品牌的社会影响。

　　41、民进十一大以来，民主监督有新作为。受中共中央委托，以推动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为重心，对湖南省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专项民主监督。将认识统一到坚持和完善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政治立场上来，先后以“贫困人口精准识别、精准脱贫”“扶贫资金精准使用”为主题开展了17次调研，范围涉及湖南省14个市州的29个贫困县和50个贫困村，设立2个县级监测点，26个村级观察窗口，动态观察扶贫工作进展。向湖南省委、省政府及时反馈情况、提出整改意见，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调研报告，就完善扶贫政策提出建议，对湖南改进脱贫工作和国家科学决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制度建设的宝贵经验。

　　42、民进十一大以来，民主监督有新作为。受国务院领导委托，组织专家对国家统编基础教育“语、史、德”教材进行审读，向国务院及相关部门提交了6.5万字的修改意见，受到高度重视和认真采纳。

　　43、民进十一大以来，民主监督有新作为。围绕法治中国建设，提出要建立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的联动机制、完善群众有序参与立法的工作机制等建议；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座谈会上，针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出具体建议；多次指出公安执法规范化的必要性，敦促加快公安工作法治化进程。围绕从严治党和政府治理能力，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强巡视制度的协调性、设计科学的容错机制、强化对“关键少数”的监督等建议，向中央纪委报送关于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建议，连续两年围绕政府诚信问题在全国政协大会作大会发言，呼吁以诚信政府引领诚信中国、以政务诚信引导社会预期。

　　44、十二届全国政协期间，民进作大会口头发言13次，提交党派提案191件，民进组提案53件，民进界政协委员提交提案1710件，31件党派提案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办理提案，20件党派及委员提案被评为十二届全国政协优秀提案。2017年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民进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建设的提案”,入选“全国政协成立70年来100件有影响力重要提案”。

　　45、2018年，民进中央就宪法部分内容修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政府工作等重大议题和重大人事事项，提出了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机构改革应加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适应“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切实支持实体经济、打造新型劳动者大军，遵循创新活动规律、增强创新能力，加强财政投入和绩效管理、精准脱贫提质增效、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等一系列意见和建议。

　　46、2018年，民进在政协大会上就《发挥中等职业教育_在脱贫攻坚中的特殊作用》作了口头发言，引起广泛关注。《关于构建产业扶贫“新生态”的提案》等被列为重点办理提案。

　　2018年，民进中央承办全国政协“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双周协商座谈会。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强化国家概念采用科学表述的建议被报送有关部委，得到推动落实。

　　2018年，民进中央重点围绕教育扶贫与工作作风问题，在湖南开展监督调研，在广泛深入调研基础上，向湖南省反馈监督意见，向中共中央报送年度脱贫攻坚民主监督报告和有关建议。

　　2018年，民进中央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为年度重点课题，赴四川、湖南、河北3省的9个乡镇和14个村，实地考察了乡村治理的组织运行，以及乡村教育服务和文化服务情况，统筹5个省级组织同步开展调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强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振兴的建议》《关于提高教育治理水平，推动乡村教育振兴的建议》《关于推进农村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建议》。

　　47、2019年，民进中央8件提案入选全国政协成立以来100件有影响力重要提案。　这8件提案分别是马叙伦提交的《请政府明定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10月10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案》（1949年），王历畊等54人提交的《大力宣传和提倡迟婚与计划生育的若干提案》（1957年），周建人等157人提交的《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普及教育以利四化建设案》（1980年），徐伯昕、叶圣陶、雷洁琼、方明、徐楚波等18人提交的《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1981年），蒋家祥等2人提交的《关于尽快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法律定位并制定国歌法的提案》（1995年），民进中央提交的《关于尽快制定民办教育法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提案》（1997年）、《关于加大统筹力度稳步推进中小城镇建设的提案》（2010年）和《关于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建设的提案》（2017年）。

　　48、2019年，按照中共中央“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的建议，开展年度重点考察调研，聚焦教育和文化服务业“放管服”改革，赴陕西、湖北进行实地调研。 

　　第五篇  社会服务篇

　　1、1960年7月25日至9月6日，民进在京召开了长达40多天的五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会议通过了《决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全会各级组织的主要任务还是贯彻服务与改造的方针，推动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推动会员积极参加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教学改革运动，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

　　2、民进会员大部分是文教工作者，其中尤以中小学教师为多。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他们以本职工作为立足点，努力探索，勇于实践，在平凡的岗位上，为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3、工作在科研、科技、医疗等岗位上的民进成员，同样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积极奉献力量。著名化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杨石先带领一班人，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研制出了一批新型农药，填补了国内空白，为农业增产丰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地矿专家王鸿祯、岳希新，农业专家黄敬芳，物理专家金建中、肖健、汪德熙，化学专家蔡镏生、刘复光，机械专家吴学蔺，医学专家刘震华、左克明、刘天香，经济学家巫宝三等都在各自的本职岗位上做出了显著成绩，为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4、1982年7月，民进领导人就廖承志同志致蒋经国先生的信发表意见，诚挚希望蒋经国先生当机立断，捐弃前嫌，以民族利益为重，从速实现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合作。这些都表现了民进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立场和诚挚愿望。

　　5、为增进两岸人民以及大陆与海外同胞的感情交流和共识，民进积极开展了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谊活动。在1981年3月召开的三省四市工作座谈会上，会中央专门研讨了三胞工作。会后，各级组织都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通过举行联欢会、座谈会、茶话会等形式，加强与三胞的联系，积极宣传我国政府对台、对港澳的方针政策，鼓励和推动有三胞关系的会员与海外亲友联系，传递亲情乡音，沟通情况，增进了解。

　　6、1981年10月，民进中央宴请了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柳亚子先生长子柳无忌教授和蔡元培先生次子蔡伯龄博士。1982年举行了“迎春节，忆亲人”茶话会。对回大陆探亲观光的三胞亲友，民进会员都热情接待，向他们介绍祖国的巨大变化和亲人的幸福生活，使他们增进对祖国的了解和信任。对接待有困难的会员，民进组织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各地还组织了一批有影响的稿件，如“访问陈布雷的女儿陈绣”、“ 吴贻芳北京会弟子”等，经新闻单位采用后，在海外产生了较好的影响。福建沿海地区的民进组织，还根据当地的特点，与有关部门一起制作宣传品，空飘过海，传递乡音。

　　7、1980年起，民进的工作开始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立足本职，做好岗位工作，是民进会员为四化建设服务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针对十年动乱给广大知识分子造成的对现代知识的空缺和业务上的荒疏，各级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各种以提高会员及所联系知识分子岗位工作业务水平为目的的讲座和专业培训。1980年9月，天津市委会举办了“小学语文骨干教师进修班”和“小学行政干部进修班”，都十分成功，参加的同志在业务知识、教学能力、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收获。民进中央及时进行了宣传，各地组织纷纷学习仿效，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创新。至1983年6月，全会各级组织共举办有关教育、出版、文史、医卫、科技等方面的讲座和报告会880余次，听众达33.6万余人次。

　　8、1980年12月20日，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民进首次“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各地向大会选送的典型经验材料166篇，近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在会上交流了各自的先进经验，有22人在大会作了经验介绍，会议期间还举办了科研成果和先进事迹图片展览。中共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对这次会议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出席了开幕式并向大会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央统战部为这次会议举行了招待会，乌兰夫部长，刘澜涛、平杰三副部长等出席并分别作了重要讲话。

　　9、1981年4月，国家进行粉碎“四人帮”以后首次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评选工作。经过严格评选，民进肖健、金建中、申泮文、汪德熙、杨石先、陈荣悌、蔡镏生、王鸿祯、岳希新、吴学蔺、张沛霖等11名会员，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2年2月，在“全国千名优秀体育教师奖”评选活动中，民进有10人荣获“全国优秀体育教师金质奖章”。至1983年6月，民进会员中获得各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的达3000余人次，占会员总数的20%。

　　10、民进在社会力量办学方面起步很早，开创了许多“第一”的记录：1979年2月到1980年6月，沈阳市委会举办了各种有关教育的报告和讲座，是我会社会力量办学的第一次。1980年1月，上海徐汇区委会组建“民进徐汇区文化补习学校”，这是我会地方组织创办的民办文化补习学校的第一所。1980年11月，山西省一些民进会员和省会部分老中医发起筹办、太原市委会主办的山西中医业余大学，这是我会地方组织创办的业余职业大学的第一所。1981年4月，苏州市委会与苏州教育学会联合创办苏州业余美术专科学校，这是我会地方组织创办的专科学校的第一所。1981年6月，会中央组织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等地著名校长和教师赴陕西、宁夏、甘肃等地进行讲学和培训活动，这是我会智力支边活动启动后的第一次。1981年11月，上海市川沙县民进直属支部创办川沙县民进业余中学，这是我会地方组织创办的民办业余中学的第一所。这些可贵的“第一”的记录，是开拓者坚强的足迹。

　　11、1981年6月，在中央统战部和教育部的支持下，民进中央首次组织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5位老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到陕西的延安、西安，宁夏的银川、石嘴山，甘肃的兰州等地进行讲学，并与当地同行一起交流经验。这是民主党派开展智力支边、讲学交流活动的首举。之后，民进又组织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特级教师霍懋征等赴内蒙进行教学经验介绍，受到当地教育界的热烈欢迎。不久，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河北、浙江等地方也相继开展了这一活动。仅一年多时间，这些地方组织先后到30多个边远中小城市进行了讲学活动，作学术、业务知识报告230余次，听众逾16万人次。

　　12、自1984年至1987年的4年内，民进中央单独或会同有关单位一起举办了各种专业系列讲座10余类120多场次，如教育要“三个面向”系列讲座（14讲）、文化双周讲座（10讲）、幼儿园教学专题讲座（15讲）、教育心理学讲座（4讲）、编辑业务知识讲座（连办三年，共45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书育人”系列讲座（10讲），以及科技编辑进修班、中国书法视觉心理教学研究讲座等。这些讲座具有连续性、系统性的特点和培训班的性质，有助于提高广大会员和会外中青年相关人群的思想和业务素质，收效十分显著。

　　13、1985年5月，民进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来自教育、文化、出版、科技等各条战线的148位同志出席，27人作了大会发言。另有各地送来的142份先进材料参加了书面交流。同年l0月，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为四化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表彰大会。叶圣陶、赵朴初、雷洁琼、陈舜礼、葛志成等民进领导出席了大会，雷洁琼兼任民进代表团团长。民进有36名先进个人，9个先进集体出席了大会。余国琮（天津）、刘运来（江西）、张秀媛（山西）、林承璋（福建）、邢籁（黑龙江）等5位同志在大会作了发言。

　　14、1989年4月，民进中央设立了社会服务部，该部是我会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重要机构。

　　15、1989年以来，按照中央智力支边扶贫协调小组的统一安排，我会各级组织纷纷组织专家学者和科技人员，深入到13个边远省份的40多个贫困地区开展智力支边和扶贫工作。1990年5月，民进中央参加由国家科委牵头组织的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联合推动星火计划、科技扶贫”实验工作，民进中央承担了贵州省黔西南州实验区的芭蕉芋综合开发项目的论证工作。1990年，四川省委会被国家和省民委授予“民族团结先进集体”的称号。1991年10月，国家科委主办的“七五”全国星火计划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表彰了1769名星火功臣和329个先进集体，在这个表彰大会上，民进中央得到了国家科委的高度评价。1992年10月，民进中央开展了评选表彰办学先进集体的活动，有20所学校荣获“民进全国办学先进集体”的称号，17所学校受到“办学育人成果显著”的表彰。

　　16、1993年12月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召开“全国智力支边扶贫经验交流暨先进表彰会”，我会有9个先进集体、10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1994年9月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民进云南省委会被评为先进集体，广西会员杨永兴同志被评为先进个人；1996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上，我会有12位先进个人和5个先进集体受到表彰；1997年8月贵州省举行第三次智力支边工作经验交流暨表彰会，我会有3个组织被授予先进集体，2人被授予先进个人。

　　被群众誉为“孔繁森式的好医生”的浙江医科大学教授陶祥洛、被誉为“老黄牛”的山东烟台市体校校长陈文卿、身残志坚的辽宁锦州市青年女画家秦百兰、被群众誉为“平民市长”的安徽合肥市副市长朱维芳、顽强与病魔作斗争的安徽马鞍山市女教师胡平平、在“生物化学分子工程学科”取得国际领先成果的天津大学教授何志敏、被评为全国扶贫先进个人的马恩正等一大批民进会员，成为社会服务工作的先进典型。

　　17、山西的马恩正是这些先进人物的杰出代表。自1980年以来，马恩正全身心地投入科技扶贫事业，走遍了山西乃至内蒙、河北、山东等7省区200多个县的贫穷山村，现场教学、现场咨询56次（期）、受训农民l万人次以上，免费散发6万份科技资料，创办8所植物医院，热心为贫困地区的果农服务，帮助吉县果农消灭果树病害，并培养出优良苹果品种，使贫穷和荒远的山村摆脱了贫穷，走上了富裕之路。由于他的突出表现，马恩正于1993年被评为全国扶贫先进个人、太原市科技功臣。

　　18、1993年6月，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民进为经济建设服务工作研讨会，我会各省、市、自治区地方组织的有关领导和一些业务单位的负责同志共98人参加会议。至1997年我会在社会服务方面，集中开展了为社会办学、定点扶贫、协助制定地区性的经济发展规划、咨询服务、尊师重教、搞好“三引进”、智力支边扶贫、海外联谊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1997年11月，为配合党和政府实施下岗人员再就业工程，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中华职教社共同倡导旨在为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的“同心工程”。推动民办学校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开展培训工作，深受下岗职工的欢迎，据不完全统计，从1997年开始到2001年底，各级地方组织及所属会员共举办各种培训班284期，培训46766人次，培训后上岗29572人次。

　　20、1998年5月，许嘉璐、张怀西赴黔西南考察，在地处深山的安龙县德卧镇大水井村发现金银花种植是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好项目，当即指示要认真加以研究，会中央此后开始支持安龙县德卧中学开展了金银花种植试验，并多次与国家林业局有关领导商讨此项目。《人民政协报》2003年8月29日以“石漠绽放致富花--民进中央在黔西南地区以生态项目金银花种植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纪实”为题，对此项活动作了专门报道。

　　21、为了支持河北滦平县早日摆脱贫困，会中央从1998年开始，帮助滦平县引进三个玉米优良品种，建设蔬菜大棚，培养实用农业技术人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联系北京3家医院与滦平结成对口医院并开展医生培训，多方支持滦平县医疗卫生事业。在北京市教委大力支持下，促成北京市西城区、石景山区十余所中小学与滦平县中小学结成“姊妹学校”，为滦平县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达标贡献了力量；联系由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北京市昌平农职校牵头的四所学校，协助培训滦平县职业高中学生。尤其是在支持滦平县教育发展中，明确发展职业教育要坚持“校乡联合、扶贫兴校”、“教育架金桥、走科教兴乡之路”的智力扶贫方向，并在平坊乡进行“科教兴乡”示范的实验，在付营子乡中心学校开展科技示范推广，使学校成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中心，带动全乡农民脱贫致富、初步达到小康标准的经验。

　　《人民政协报》、《中国教育报》对这两个典型进行了报道：“民进中央力求通过一乡一村的示范作用，不仅使滦平县的教育扶贫工作更扎实，更有成效。而且通过滦平县职教中心的探索，为我国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找出一条兴旺之路。”

　　22、1998年民进八大以后围绕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会不断创新，开展了以星火西进、青年星火西进、城乡少年手拉手助学活动走进西部、百名优秀教师西部行、百企西进、引资西进为主题的“六个西进”活动。

　　23、我会的支边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98年10月，国家民委开展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民进浙江省委会获得“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称号，民进会员、鞍山市政协副秘书长王革同志获得“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1999年，民进四川省委会被国务院授予“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称号。会中央重点支持的黔西南州安龙县德卧中学，被国家农业部批准为“全国百万工程农科教一体化实验基地”。

　　24、1998年至2002年，教育、引导、支持、鼓励民营企业界会员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成为这一时期我会社会服务工作的一个新领域。我会按照“团结、引导、服务、支持”的方针，倡导民营企业界会员做有坚定政治信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做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秀建设者、在市场经济建设中不断取胜的建设者，做懂得市场经济规律知识和现代化企业管理水平的与时俱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建设者，做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参加社会公益事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做道德高尚、品行优秀、商德诚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努力促进我会民营企业界会员提高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

　　25、2002年，民进中央创建“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的交流平台，迄今已举办17届，先后就地域特色文化、学科领域文化、民俗文化等议题交流研讨，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中华文化传播。此外还多次举办“海峡两岸中学校长教育论坛”、“海峡两岸企业发展与合作论坛”等规模较大的对台活动。

　　26、2003年7月，民进中央作出决定，授予在抗击“非典”斗争中表现突出的114名会员“优秀民进会员”称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王广发、天津市科委副主任兼市防治“非典”科技攻关专项组副组长何志敏、辽宁省辽阳市副市长姜军、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邓宗全、上海上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裁邓莹、浙江省浙医二院ICU室主治医生李立斌、郑州市儿童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沈照波、广州美术学院民进支部主任贾云、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陕西西安华海医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孝林等，成为我会抗击“非典”斗争的先进典型。

　　27、2003年以来，会中央积极探索以实施“生态家园富民计划”项目为载体开展科教扶贫工作，会中央主动争取农业部支持，支持吉林、辽宁、江西、广西、陕西、甘肃等省民进组织参加，进一步在实践中探索生态与富民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延安民进的舍饲养殖扶贫项目、山西民进的种植业扶贫项目、广西民进的生态能源文明小康村建设、四川民进的“进康合作”项目，都取得了富民和生态、社会、政治等多重效益。

　　28、2010年5月在京召开的民进全国社会服务工作会议，2011年1月颁发的《民进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社会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了社会服务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在总结经验基础上，严隽琪明确提出民进开展社会服务工作要坚持“政治性、公益性、务实性”三原则。

　　29、2009年9月，民进中央于正式启动了“同心．彩虹行动”，这是一项发挥民进教育资源优势，发动民进各级组织及广大会员参与，通过结对帮扶，组织专家到贵州金沙县开展讲座、示范教学、教学教研活动，选派金沙中小学校长、教师赴发达地区进行中短期挂职、培训、进修，开展长期交流与合作等方式，以帮助金沙县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育素质为主要内容的智力支边工程，是全会参与推动毕节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30、探索开展微公益活动，提升社会服务新实效。2013年4月20日发生四川雅安地震和2014年8月3日发生云南鲁甸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后，民进中央集全会之力发起捐款，积极支援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在做好社会服务常规工作的同时，微公益活动在此时引起了民进中央的重视。微公益是民进的传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就在全会倡导“一元钱基金”，开展“尊师重教一元钱奉献活动”。民进中央围绕社区服务和微公益，努力挖掘全会以服务地方、服务社区、服务身边人为主题的“微公益”活动典型，总结思考可在全会推广的项目和工作模式，着力发挥各级组织枢纽作用，以项目为载体，扩大基层会员参与面，努力提升服务社会实效，形成全会社会服务工作整体发展的新局面。推动开明慈善基金会积极探索符合民进实际和群众需求的项目，为开展社会服务提供支持；推动开明画院以日常办公地点为活动基地，探索书画进社区等公益活动新模式；积极了解省级组织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的情况，倡导各级组织开展社区服务和微公益活动。一批微公益项目，如倡议捐献年收入或各种资源的1%用于促进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1%工程”等，得到广大会员的认可；基层组织和会员走进社区、学校和军营等开展微公益活动的工作模式，在实践中逐渐形成；教育咨询、文化服务、法律咨询、查体义诊、公益助学、认捐图书等各类社区公益活动和微公益主题活动，在实践中不断涌现。

　　31、2013年12月，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首次在台北举行，严隽琪率团出席研讨会并讲话，来自海峡两岸20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华传统文化与社区建设”的主题进行了交流研讨。此次赴台举办研讨会，是一次文化之旅，亦是一次亲情之旅，期间严隽琪还会见了台湾众多知名人士和新朋故知，参观了佛光山、慈济功德会等机构，双方共话亲情、乡情和友情，增进了彼此间的互知互信和情感的交流交融，扩大了研讨会在岛内的影响，在更大范围内增进了台湾同胞的民族文化认同。

　　32、开明慈善基金会作为民进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一个重要平台，加入中国慈善联合总会，建立四川雅安抗震救灾基金、河南民进刘文现教育基金、民进重庆小桔灯教育基金、广东同心．筑梦基金、广西同心．圆梦基金、山东民进齐鲁公益基金以及学大集团个性化教育基金等7个专项基金，不断扩大基金会的规模和影响力，不断完善工作制度，在提升我会社会服务工作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3、在长期开展社会服务的实践中民进认识到，社会服务是民进参与和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履职平台，是宣传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窗口，是团结各界公益力量、共同建设和谐社会的纽带，也是继承和发扬民进优良传统、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全会坚持社会服务的政治性、公益性、务实性原则，讲政治大局、讲特色优势、讲群众观念、讲开拓创新，坚持社会服务品牌项目和微公益并重，坚持智与力、智与资的结合，社会服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为促进国家发展与社会和谐作出了新贡献。

　　34、民进十一大以来，社会服务取得实效。在聚力脱贫攻坚方面，坚持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的理念，持续参与毕节试验区建设，扎实推进会中央对口黔西南州安龙县的定点扶贫，主动服务湖南脱贫攻坚，服务新疆等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发展。

　　35、民进十一大以来，以教育、医卫帮扶为重点，中央与地方组织联动，会内与会外力量合作，协调发达地区先进学校、医院参与对口共建，组织专家学者千余人次进行考察调研、开展智力咨询，资助用于改善教学、医疗条件的资金物资折合人民币5710余万元，举办培训班150余期，培训教师和医务人员2万余人次；推进产业扶贫，积极帮助引进农业科技扶贫资金和项目，支持企业界会员直接参与当地经济建设，总投资达149亿多元；推进生态扶贫，参与石漠化区域治理，继续援建农户水窖和学校水窖，农户直接受益人口1827人，惠及34所学校近2.4万名学生。

　　36、民进十一大以来，社会服务品牌项目的社会影响不断提升。“同心?彩虹行动”深入推进，持续举办教师培训班、新疆少数民族校长培训班、贫困家庭女生职业教育“彩虹班”“同心助学”等活动，为当地引入先进教学理念和优质教育资源，体现了民进的界别特色和优势；“服务就在身边，人人可以参与”的微公益理念深入人心，广大会员积极参与扶危济困、抗灾救灾、助学助教、文化下乡、送医送教等公益活动;“春联万家”影响力持续扩大，全国参与会员3397人次，为各地群众手书春联28万幅；“书香彩虹”活动捐赠图书120余万册；四川雅安、云南鲁甸地震灾害发生后，全会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救援，累计捐款486万元，用于灾区学校重建。

　　37、民进十一大以来，社会服务工作注重发挥平台作用。开明慈善基金会筹集资金6600万元，成立9个专项基金，投入3000余万元，用于会内重点公益项目；开明画院先后举办全国性书画展40余场次，指导地方组织成立96家画院，创建了江西篁岭、广东东莞写生创作基地；支持26个省级组织成立企业家联谊会，每年召开联席会议，举办民进企业家培训班，参训会员近700人次，起到了增强企业界会员社会责任感的作用。

　　38、民进十一大以来，港澳台联谊不断拓展。发挥民进界别特色，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纽带，继续举办多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以高端知识分子为对象，搭建小规模高层次的学术对话平台，举办四届“两岸学者共话”论坛，深化与台湾社科界的联系；推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地区基础教育领域的交流往来向纵深发展，举办两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基础教育交流活动”；探索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形式，引导会员为台湾青年到大陆实习提供帮助，支持举办海峡两岸青年企业家创新发展与经济合作圆桌会议。加强同台湾有关社会组织和团体的交流交往，接待台湾民意代表交流参访团、台湾中华文化研习营、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台湾旅游协会参访团等来访25批次，约800人次；组团赴台湾和香港访问9次，通过学术文化交流等形式，做增信释疑的工作；围绕推进两岸文化交流、深化两岸出版合作、香港国情教育等问题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

　　近年来，民进中央继续深化与台湾社科界的联系，曾举办的“两岸学者共话”论坛包括：社会学、世界史和教育学。

　　39、2018年，民进中央以“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教师队伍建设”为主题，举办中国教师发展论坛；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主题，举办长江保护与发展论坛，持续提升民进的社会影响力。

　　2018年，民进中央开展“书香彩虹——安龙行动”图书捐赠活动，覆盖安龙县幼儿园和小学设立“开明书屋”。

　　2018年，民进中央宣传和践行微公益理念，174家地方组织、开明画院和书画院联合举办了511场“春联万家”活动，参与会员5070余人次，为群众书写春联17万余副。

　　40、2019年，民进中央创办民进开明文化研讨会、开明出版传媒论坛，分别聚焦推动文化服务业、出版传媒业的高质量发展；以“教师教育振兴与师范院校的使命”为主题，举办中国教师发展论坛。

　　41、2019年，民进中央参与消费扶贫，帮助搭建电商平台，发起“我为扶贫下一单”活动，实现销售额上千万元。

　　42、2019年，民进中央以“中小学实践教育课程与评价”为主题，举办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基础教育交流活动；以“数字化时代出版传媒业的现状与未来”为主题，举办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两岸出版合作和版权贸易交流活动。

　　第六篇  自身建设篇

　　1、最初，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由两部份民主力量组成。一部分是以马叙伦所联系的从事文化、出版、教育等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另一部分是以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以《周报》和《民主》两个刊物为阵地，马叙伦周围汇聚了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傅雷、严景耀、董秋斯、罗稷南及郭沫若、柳亚子、宦乡、夏衍等一大批民主人士。王绍鏊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以工商界人士的身份开展工作，联系了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赵朴初、林汉达、梅达君、曹鸿翥、朱绍文等一大批民主人士。这两部分民主力量首次聚会的地点是北京西路的广和居楼上，后来又转移到八仙桥青年会礼堂。1945年12月中旬发表在《民主》周刊第12期上的《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公开表明了这两部分民主力量的合作。

　　2、建立和健全地方组织。1947年7月前民进不设地方组织。在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的直接领导下，1948年8月25日，港九分会在香港柯布连道8号3楼（华南救济会）举行成立大会。这是民进在全国首先建立的地方组织。1949年4月2日，总部理事会议同意分会提议，决定改港九分会为华南分会。1949年6月19日，经总部批准，民进上海分会正式成立，谢仁冰出任主任理事，赵朴初为副主任理事。1950年9月10日,北京分会成立。到1956年8月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全国共有上海、北京、广州、杭州、天津、沈阳6个分会和广西、陕西、武汉、南京、旅大、抚顺、苏州等7个分会筹委会。

　　3、1950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民进总部召开三届中央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研究讨论组织发展问题。会议作出了《关于发展与巩固组织的决议》，指出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民进担负了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使命，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以适当的发展组织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决议》确定，民进要在原有的进步团结的基础上，掌握有重点、有条件、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原则，采取质量并重、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组织，发展对象为进步的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及工商界人士(着重有知识分子成分的工商业者)，重点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作者。同时提出发展对象“必须是拥护《共同纲领》、愿为其实现而奋斗，在现阶段中并须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为贯彻此政策而奋斗。”

　　4、1962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广州的一次会上，毅然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中共对知识分子阶级状况的基本估计，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陈毅副总理更在会上宣布：给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随后，周总理在当年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宣布了这一科学论断，重申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5、1983年11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协调下，各民主党派中央主要负责人就各党派的组织发展问题在京举行座谈会，达成共识，并以《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形式由各民主党派中央分别下达各自的地方组织贯彻实施。《纪要》的主要精神是：近几年来各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为健全和巩固组织，以利今后更健康地发展，各民主党派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坚持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适当放慢发展步子；发展新成员必须注意质量，发展对象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各党派发展成员和新建组织必须坚持重点分工，坚持大中城市为主，坚持中上层人士为主的原则等。

　　6、加强会史和会的光荣传统的教育，是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民进四大后，民进中央陆续编写了《民进简史<解放前部分>》、《民进大事记》、《民进重要历史文献》等书籍供会员学习。1983年11月，民进中央举办了民进会史展览，以400余件实物、图书及有关资料形象地展示了民进走过的历史路程，北京、天津、河北等地都组织会员前来参观。为让全会的同志都能了解会史、接受民进优良传统教育，民进中央还将展览录制成幻灯片送发各地组织放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7、1986年l0月下旬，民进中央执行局在京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发展组织，大力培训干部，充实骨干力量，并切实加强对新会员的团结教育，使他们成为继承民进优良传统，与共产党亲密合作，承担新时期光荣历史使命的新一代。我会坚持“三个为主”的基本原则，即以协商确定的范围和对象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以有代表性的人士为主，至1987年6月，全会共有市县以上组织122个，其中67个是1985年以后改建和创建的，有基层支部2720余个。贯彻《纪要》以来，吸收新会员15000余人，平均年龄47岁左右，他们都是各自所在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和积极分子，不少人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知名度。政治素质好，思想比较活跃，爱护会的组织，热心会的工作，是这些新同志的共同特点。他们给民进增加了新生力量，给工作带来了活力。

　　8、1989年中共中央《意见》颁布后，民进八届五次中常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全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对广大会员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和会史会章的教育，进行民主党派同中共长期合作优良传统的教育，进行时事政治的宣传和教育，通过教育进一步调动全会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的积极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文件下达后，各级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加强全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普遍的做法是通过健全的正常组织生活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少地方组织在方式方法上作了许多新的探索，采取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如一些地方组织开展“我是一个民进会员”、“三爱三为”（即爱党、爱人民、爱民进坚定不移，为党、为人民、为民进多做贡献）的活动；有的地方开展“三爱一敬”（即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民进，敬重老同志）的活动。

　　9、《民进》创刊于1951年5月，是民进中央的机关刊物，由民进中央宣传部负责编辑出版，双月刊，面向全国会员发行，发行量每期5.5万册。《民主》杂志创刊于1989年8月，它是民进在新形势下，为宣传和坚持、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创办的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月刊。

　　10、为了加强对理论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会中央机关于1995年恢复设立了研究室，作为一个具有基础性和综合性的工作机构，主要承担起草领导讲话、负责社会政治信息、参与理论培训、统筹理论研究等四方面的工作任务。会中央研究室的恢复设立，对于加强对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的研究，加强对全会理论研究工作的领导，起到了重要作用。

　　11、1998年2月在京召开的民进十届三次主席会议和十届二次中常会，着重研究了我会如何履行参政党职责、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会议通过的《民进中央关于搞好政治交接、加强自身建设的几点意见》明确指出，政治交接的核心，是把我会老一辈领导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一代一代传下去，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坚持和发展。这个《意见》强调，搞好政治交接的目的是要实现“三个确保”、达到“三个不变”，即确保我会的政治纲领、路线和方针的延续和发展，确保我会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关系的延续和发展，确保我会老一辈领导人的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在新一代领导集体中延续和发展，达到政治方向不变、优良传统不变、优势和特点不变。

　　12、1998年9月，民进中央在京召开民进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明确了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和主要内容，强调宣传思想工作要以政治交接为核心，努力做到“三个共同”，即我们和共产党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价值追求，努力开创宣传思想工作的新局面。

　　14、1999年12月会中央从多方收集的十几种图册、千余帧图片中精选出四百余幅图片，在新办公楼内建立了民进会史展览馆。

　　15、1999年6月，民进全国机关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是我会第一次专门研究我会机关工作的全国性大会。会议认为，机关建设十分重要，机关是行政决策环节上的“参谋部”，行政执行环节上的“指挥部”和“作战部”，行政反馈环节上的“信息部”，沟通领导和广大会员联系的“联络部”和“服务部”。会议指出，加强机关建设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是以强化政治交接为主线，以加强制度化、规范化为基础，以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素质为重点，以改进机关作风和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机关干部队伍，建立一整套履行参政党职能的机制，健全一系列机关工作制度，更好地担负起新形势下机关工作的历史责任。

　　17、民进九大以来，我会组织建设工作围绕我会工作的基本工作思路，认真贯彻落实民进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以政治交接为主线，以建设高素质参政党为目标，重点突出、方法创新，每年都有新亮点、新突破，取得了新的成绩。2003年是全会的“培训年”，针对2002年我会各级领导班子实现整体性换代，有针对性地对各级干部进行培训，帮助新的领导班子成员及时学习多党合作理论和会务工作知识，尽快实现角色转换。2004年是全会的“组织建设年”，全会以基层组织建设为重点，通过广泛调研、专题座谈、表彰交流等形式，了解基层组织状况及存在问题，总结推广基层组织建设经验，明确今后组织建设的重点和方向。2005年和2006年，根据工作任务和队伍建设的实际，全会有针对性地调整了组织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了一大批文化艺术、出版领域的优秀人才，为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能奠定了人才基础。2007年是全会的“换届年”，全会将换届工作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有效结合，与开展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有效结合，在顺利完成新老交替的同时，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都得到加强。

　　18、2003年民进中央决定成立会史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会史工作办公室，设在会中央研究室内，并于2006年制定《民进中央关于加强会史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组织进一步加强对会史工作的领导，坚持正确的会史工作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会史工作部门的职责任务，进一步加强研究队伍和工作队伍两支队伍建设，健全会史工作的机制建设。我会从三个方面着力开展会史工作：一是收集抢救会史资料，会中央编纂了四册《民进会史资料选辑》，整理了1995--2005的大事记，出版了《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叶圣陶》、《赵朴初》和《林汉达》、《吴贻芳》、《郑振铎》等我会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的传略，不少地方组织还编写了地方史志、代表人物传记及工作成果汇编等，积累了大量的会史资料。二是开展宣传学习，民进中央对“民进会史展览”进行了调整，制作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史》图库光盘和幻灯片各一套，编辑出版了《雷洁琼文集（1994——2003）》、《雷洁琼画册》，出版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60周年纪念专辑》，完成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60周年专题片》的摄制工作，和上海市委会一起对民进成立旧址进行了再确认和建设工作，协助有关方面拍摄了电影故事片《叶圣陶在甪直》和电视专题片《雷洁琼》。三是举办各种纪念活动，以民进成立60周年和民进主要创始人、领导人诞辰为契机，通过纪念大会、座谈会、文艺演出、征文、书画展、演讲比赛、先进表彰等多种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纪念活动，在全会形成了学习会史、宣传会史的浓厚氛围。

　　19、中国民主促进会网站于2001年末开始筹建，2002年9月开通试运行，2003年6月29日在会中央机关隆重举行开通仪式，2006年对网站进行了全面改版和技术升级。网站及时报导国内外重大新闻，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事业的最新发展，介绍民进的历史与发展以及参政议政、自身建设的成果和经验。紧密结合形势和中心工作制作近40个专题，为广大会员及时了解国家时事、学习多党合作理论政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设立“同舟时评”、“在线交流”等栏目，对会员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及时交流和引导。各省级组织也纷纷建立网站和网页，与会中央形成网络宣传的合力，并日益成为我会开展、推动和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平台之一。

　　20、重视会员培训和人才推荐，“两支队伍”建设得到新进展。“两支队伍”，一是指后备干部和骨干会员队伍，二是指是专职干部队伍。2003年以来，民进中央高度重视“两支队伍”建设，在队伍的管理、培训、推荐和任用等方面逐步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工作程序，积极营造育才、聚才、用才的良好环境，为我会更好履行参政党职能做好人才储备。会中央建立了后备干部人才库，并实行动态管理和分级管理，建立了从发现选拔、培养锻炼，到管理考核、推荐使用的一整套工作机制，到2006年底，我会后备干部队伍初具规模，中央和省级组织后备干部分别达到350余人和500余人。

　　21、2008年年末，根据会章的规定，民进中央制定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监督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成立中央监督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开始了会内监督的有益创新和尝试。民进中央提出“起好步、把好度、有序推进会内民主”的要求，大力支持中央监督委员会开展工作，中央监督委员会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惩防并举、重在预防的方针，坚持和完善谈心会、述职评议、民主生活会等行之有效的形式，探索增强和扩大各级组织和更多会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会内监督的重点，是中央和省级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以及机关干部遵守会章、履行职责和执行制度的情况，以及机关工作情况；中央监督委员会委员每年列席两次中常会，了解中常会履行职能和全会的工作情况，已成为一项制度；通过与中央常委和会中央机关部门负责人谈话的形式，征求对会中央领导班子和会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建议。同时加大对省级组织监督工作的领导，促进省级组织建立和落实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谈心会、述职和民主评议制度，推动条件成熟的省级组织成立监督委员会。到2012年底，我会已有12个省级组织建立了监督委员会。

　　22、2008年以来，民进中央从“人才强会”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重点加强“三支队伍”建设，即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参政议政骨干人才队伍、热心会务的专职干部队伍，努力培养一支政治素质高、代表性强、结构合理、数量充足、体现民进特色的代表性人士队伍。

　　23、2008年以来，民进中央把机关建设作为参政党一项长期的素质工程来抓，以贯彻执行公务员法为遵循，按照严隽琪提出的建设“阳光、高效、规范、和谐”的高素质参政党机关的目标，罗富和提出的“以和谐为目标加强文化建设，以规范为目标加强制度建设，以高效为目标加强能力建设，以严谨为目标加强作风建设”的工作思路，以提高机关组织协调能力为重点，以创建先进机关为抓手，以坚持以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推动机关建设取得可喜的进步。

　　24、为了深入推进新形势下的政治交接，严隽琪在2008年12月15日举行的民进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上，首次鲜明提出了要在全会增强“三个认同”的政治理念，即：一是增强“道路认同”，就是要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二是增强“目标认同”，就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三是增强“文化认同”，就是要加强党派自身的文化建设，形成价值理念的共识，以优秀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和民进的优良传统增强全体会员爱国爱会的情感，并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多做贡献。

　　25、2010年10月召开的民进中常会上完整提出了“有思有行、集智聚力，顺势而为、开拓创新”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四个互相促进”的工作要求，即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会中央工作和地方组织工作、自身建设和履行职能、实际工作与理论研究的互相促进。“十六字工作方针”和“四个互相促进”思想的提出，是全会对高素质参政党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27、民进十大以来，民进扎实推进理论学习，坚持和完善中心组学习制度，发挥会中央中心组对全会学习的指导和领学作用，并通过专题报告、主题论坛、征文比赛、有奖征答等多种形式，组织广大会员积极参与学习。2013年，印发《民进中央关于推进学习型参政党建设的意见》，对建设学习型参政党作出部署。

　　28、民进十大以来，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和理性思考。会中央成立了参政党理论研究会，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合作建立了参政党建设理论研究中心，推动省级组织成立参政党理论研究会，促进理论研究水平与工作能力的同步提升。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课题招标、专题研讨、理论征文等方式，围绕会员关切和参政党建设中有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应用理论研究，主动地、有针对性地释疑解惑，努力为推进政治交接、加强民进自身建设和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能提供理论支撑。

　　29、民进十一大以来，全会自觉从执政党全面加强党建中汲取经验，按照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要求，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完善制度、改进作风，积极稳妥推进会内监督，自身建设再上新台阶。

　　30、民进十一大以来，队伍建设取得积极成果。坚持人才强会战略，持续加大培训力度，举办培训班14期，实现省、市级组织领导班子培训全覆盖，省级组织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培训全覆盖；向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推荐学员100余人次，鼓励各级组织开展分级培训，提高培训实效。加大推荐力度，推荐优秀人才担任实职领导职务，向有关部委推荐特约人员，向社团组织推荐任职人选；在做好对外推荐的同时，积极拓展会内成长空间，鼓励骨干会员在专门委员会中充分发挥作用。注重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代表性强、公认度高”的选人原则，选好人、选准人，圆满完成各省级组织换届。各级领导加强同代表人士的联系和互动，召开不同界别和领域的骨干会员座谈会，关注高校、科研机构、新的社会阶层、非公经济和青年等会员群体的利益关切和思想动态。组织发展工作坚持质量与数量并重，将参政议政所需人才作为会员发展的重点，为我会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能奠定基础。努力建设专职干部队伍，通过培训、轮岗、挂职锻炼等形式提升干部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31、截至2018年底，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有市县级组织329个，基层委员会308个，总支450个，支部8004个，小组108个，会员17万余人，平均年龄51.7岁。全会成员中有各级人大代表2847人，各级政协委员13716人，其中全国人大代表58人，全国政协委员81人；在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979人。

　　32、民进十一大以来，基层组织活力显现。制定2015-2017三年行动计划，领导班子成员坚持联系基层，听取意见建议，及时发现和肯定基层组织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帮助反映和促进解决基层组织建设中的突出问题。认真抓基层组织班子建设，首次举办基层组织负责人培训班。提倡结合重大形势任务开展“主题支部生活”，引导基层规范组织制度、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式，把组织活动与履行职能相结合、与自身学习工作的需求相结合、与会员特长相结合、与宣传民进相结合。大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表彰宣传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在网站和会刊设立专栏提供交流平台，编辑出版《民进基层组织活动案例选编》和《基层民进》《民进支部》专刊，用基层经验推动基层工作。

　　33、民进十一大以来，制度机制不断完善。坚持以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为重点，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我会自身特点、有利于促进全会工作规范化和科学化运行的制度。着力加强领导班子和机关的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明确领导班子成员的岗位责任、议事规则、工作程序；领导班子学习、谈心、述职和联系基层及会员的制度不断完善；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以身作则，讲政治、讲规矩、讲团结，树立群众观念、集体观念和民主观念。通过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作风建设和文化建设，机关建设向着“阳光、高效、规范、和谐”的目标取得新进步。“集智聚力”的工作机制不断健全与推进，建立和完善了以加大中央和地方联合调研力度为重点的课题调研机制、以加强专业论证和分析为重点的提案形成机制、以扩大奖励范围为重点的成果奖励机制，以建立课题库和专家库为重点改版网上参政议政平台、以强化工作保障力度为重点深入推动专门委员会工作，调动了更多有参政议政能力和愿望的会员“双岗立功”。有效利用会外资源，在深化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合作的同时，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建立合作关系，注重发挥民进中央参政议政特邀研究员队伍开放性、高端性、灵活性的特点，多措并举提升建言献策的质量和水平。

　　34、民进十一大以来，会内监督有序推进。中央监督委员会通过列席有关会议、个别谈话、专项监督检查、问题线索办理等方式，重点对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遵守会章、执行制度、履行职能、改进作风情况和机关工作实施监督，认真妥善处理涉及会员的来信来访，监督工作取得实效。推动和帮助29个省级组织全覆盖成立监督机构、制定监督制度，会内监督体系初步形成。

　　35、民进十一大以来，在学习实践活动中，中央领导集体的各位成员都深入地方基层，分赴遍及29个省市的70个联系点，以专题讲座、座谈交流、参加支部生活和看望老会员等“规定动作”，以及旨在加强与基层会员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自选动作”，和会员一起学习；在全会广泛开展“我身边的先进”宣讲活动，大力宣传“伟大出于平凡，先进就在身边”的理念，激励和引导会员在本职岗位和履行参政党职能中“双岗立功”，宣讲场次近500场，宣讲人次逾千，听讲人数近3万，营造了讲先进、学先进、做先进的浓厚氛围。

　　36、民进十一大以来，以重大纪念活动、会史教育和宣传为重点，学习、继承和弘扬民进优良传统。重大纪念活动包括：庆祝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改革开放、“五一口号”发布、民进成立、“六二三”下关事件等。

　　37、民进十一大以来，我会充分发挥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修订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编辑出版年鉴、大事记、历史图册、人物传记、会史资料选辑等，广泛开展“口述会史”工作，规范和推动会史教育基地建设，举办我会老一辈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的纪念活动。从2008年开始，会中央每年编撰年鉴并全文发布在会中央网站上。新版简史的起止时间是1945-2007。办我会老一辈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的纪念活动的规定是，已故主席诞辰逢十，已故名誉主席、副主席逢五十、一百周年举办纪念座谈会。

　　38、民进十一大以来，我会巩固和拓展宣传思想工作阵地，提升《民主》杂志、民进网站整体水平，开通“民进网”微信公众号、“开明视点”微信服务号，生动展现民进人、民进事、民进情，形成了网络宣传新局面。

　　39、2018年，会中央制定了《民进中央规章制度建设五年规划（2018-2022年）》，制定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规章制度制定条例（草案）》。

　　40、2019年全会年度工作主题是基层组织建设。2020年全会年度工作主题是履职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