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潮流涌入兰溪，在中共兰溪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兰溪开展工农运动，童友三所在的崇文小学成立了水亭区祠堂脚村党支部和祠堂脚村农民协会，村农民协会罢免了原崇文小学大地主校长童跃松的职务，由农民协会直接管理学校，童友三为校长。同年10月，童友三与其他7名老师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成立崇文小学党支部，学校与党支部结合在一起，既教学，又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2月起，中共兰溪县委机关从女埠小学移至崇文小学，崇文小学成为掩护革命活动的红色小学。省委浙西特派员卓兰芳经常到小学指导兰溪农民开展革命斗争，县委宣传部长胡如登亲自来学校帮助组织崇文话剧团，向社会开展反封建宣传，发动水亭区雇农开展以增加工资为内容的罢工斗争。童友三和学校老师到各村宣传鼓动，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童友三在中共兰溪县委的领导下，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开展地下斗争。
中共地下党在兰溪永昌区后陆村发动农民暴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严重关注。1928年5月12日早晨，浙江省防军一百余人分三路包围了童友三所在的祠堂脚村，冲进童友三与农会骨干家里搜查。因事先做好了应变的准备工作，敌人一无所获，童友三等16位学校教师和农会会员被捕关入兰溪监狱，经审问无果，将童友三等三位党员老师关押至浙江陆军监狱，审讯判刑。8月，童友三被关入“浙江反省院”，在两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童友三不屈不挠，参加了由地下党宋侃如、薛暮桥领导的狱中斗争，表现出共产党人英勇的气概。
由于兰溪崇文小学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彻底的破坏，1931年1月，童友三由家人出资“保释”出狱后，就在杭州找工作，他先后在杭州裕成小学、太庙巷小学、湖州中学附小当过教师，并当过兰溪政府教育科视导员、江苏宝应县政府会计。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以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动员全省民众参加抗战，创造新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保卫浙江，收复沦陷土地，争取最后胜利，并下令各县成立战时政治工作队。1938年1月，兰溪县成立浙江省第一个政治工作队，进行声势浩大抗日文化宣传。童友三感到第二次革命大潮已经来临，找到兰溪地下党，参加了政治工作队的活动，教唱抗日歌曲，公开发表演讲，在农民夜校教书识字。4月，童友三移居永康，经地下党介绍，参加了永康政治工作队工作，担任工作队干事、副队长 。10月，童友三离开永康政治工作队，在遂昌县担任政府教育科长。1939年初，经云和县政府教育科长、时任《东南日报》副刊主编的地下党员陈向平介绍，童友三重新入党。
1939年夏，全国出现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童友三结束遂昌教育科工作再回永康家居住，失去了与地下党的联系。1939年至1941年他先后在浙西儿童教养团、兰溪县立简易师范当过教员。1942年赴重庆，经友人介绍，童友三先担任行政院经检队干事，后在浙江省政府驻渝办事处任助理秘书。在渝期间，童友三在地下党员冯雪峰的领导下，以公开职业为掩护进行进步活动；并就读于陶行知、李公朴主办的重庆社会大学经济系，1944年毕业。1946年10月童友三回到杭州，在恩师罗迪先的介绍下，进了杭州市教育局当督学，后调任总务科长。
童友三二次入党，与中共地下党结下深厚的感情。自1939年底与党失去了正式联系后，童友三就一直为找党组织而奔波忙碌，每到一地，工作安置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党。但是，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共产党为保存力量，严守组织秘密，不能公开活动，找党实在不易。在重庆，他结识了母校浙江第一师范的学长、上海地下党领导冯雪峰，向冯雪峰倾吐出希望正式回到党组织的请求，冯雪峰也曾答应适时帮他解决，但现时“不急毋躁”。尽管童友三还没有得到党派人来直接领导，但能接触到党组织，心里也就比较踏实了。
童友三四处找党的消息传入中共金华特委，1948年金华特委派大革命时期的兰溪县委书记邵溥慈特地到杭州与童友三联系。鉴于1939年后童友三与党失去联系等原因，金华地下党要童友三再重新入党，以前的一段党籍等审查清楚后再作决定。邵溥慈说这样可以早点归队，过组织生活。找党找了整整九年的童友三，眼见日夜盼望的亲人，激动万分，他紧紧拉着邵溥慈的手，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但是，童友三感到怨呀：我被迫离开浙江，失去组织的联系，但我没有一刻停止找党，在重庆时好不容易找到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继续为党工作，可今天怎么又要我重新入党呢？于是，童友三向邵溥慈提出不中断党籍的要求，邵溥慈无权个人决定，说回金华向组织汇报。后因金华特委的工作精力全力放在策划迎解放的大事上，没有时间为童友三政审，童友三的党籍问题就此被搁了下来。
1949年5月，杭州解放，童友三更是欢欣若狂，他想，他再也不用怕寻不到党了。杭州军管会一成立，他马上去军管会诉说他多年来的思念母亲之情。军管会同志很理解童友三的心情，告诉他等杭州大局比较安定的时候，再作调查处理，并将他继续安排到杭州市教育局当编审。
1949年秋季开学，童友三被派去杭州市师范担任附小主任，到校的第一件事，童友三就向学校党支部书记吴蓉提出要求解决组织问题，尽快恢复党籍。书记告诉他，党籍问题可在党校解决，并决定送童友三去党校脱产学习一段时间。
1950年8月，童友三作为浙江省教育界的代表，出席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回杭后，他积极参加了杭州市教育工会的筹备工作，被推选为工会副主席。同时，童友三又被推选为省教育工会筹备组成员，身兼数职，工作紧张而又繁忙。
1951年初，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准备筹建民进杭州市分会，考虑到童友三在教育战线有较高的威望和知名度，工作能力强，为人诚恳热情，很有奉献精神，市委统战部织决定他去筹备民进的具体工作。起先，童友三对民主党派不太清楚，他对杭师附小的党支部书记吴蓉直率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唯一的愿望是早日归队。”经过党组织的耐心劝导，童友三明白了：筹建民进，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与恢复党籍是一致的。他愉快地挑起了党交给他的重任。
4月下旬，童友三与俞子夷、陈礼节、王历耕等同志在杭州大华饭店参加了民进中央常务理事周建人和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联合召开的座谈会，4月28日，他愉快、认真地填写了参加民进的“入会申请表”，由周建人、许广平作为介绍人。9月成立民进杭州市分会筹委会，10月童友三离开了杭州师范附小，担任民进杭州市分会筹委会的专职秘书处长。之后，他相继担任了民进杭州市理事会第一、二、三届理事，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第六届委员，民进浙江省筹委会委员，杭州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政协杭州市第一届常委兼副秘书长，第二、三、四届委员。
2015年6月2日《浙江（杭州）民进组织的建立及其早期活动》一文介绍；1950年4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本会应继续存在并加强工作的决议》。11月19日民进举行三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发展与巩固组织的决议》，确定要在原有的进步团结基础上，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条件下，采取质量并重、稳步前进的方针。关于发展会员的对象，应为进步的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及工商界人士。发展的重心应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作者。1951年8月，民进三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基层组织，加强组织教育，进一步发展组织的决议》《关于建立新分会组织的决议》等文件，决定“本会应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在大中城市发展组织和建立新的分会”。在这个形势下，浙江（杭州）开始发展民进会员筹建组织。1951年4月，民进总部常务理事周建人（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受民进总部委托，来浙江（杭州）发展会员。周建人就发展组织问题与省市统战部门多次交谈，有关部门也推荐了一些人选，选定在省交际处大华饭店的会议室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了浙江省文教厅副厅长俞子夷（俞子夷与民进总部副主席王绍鏊是亲戚，也可能王绍鏊推荐了俞子夷）、杭州市卫生局局长陈礼节、浙江医学院教授、省立杭州医院外科主任王历耕、省立杭州师范学校小学部主任童友三等四同志参加，当场请这四位同志填表入会，成立民进杭州小组筹备组，并指定俞子夷为组长，陈礼节为副组长。会上，四位同志表示：每人物色4—5人，作为发展对象。
至9月中旬，民进总部派常务理事赵朴初、候补理事张纪元到杭州，协助筹建组织。经与统战部协商，9月23日召开了全体会员大会，成立民进杭州市筹备委员会，选举俞子夷、陈礼节、王历耕、童友三、祝其乐、吴江、金怀清等7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俞子夷任主委，陈礼节为副主委。委员们作了分工：王历耕、吴江分别任宣传处正副主任，祝其乐、金怀清分别任组织处正副主任，童友三任秘书处主任（童友三于10月脱产到会担任具体领导工作）。杭州市委统战部和民进上海分会也分别派人参加了成立大会。
1951年9月23日，民进杭州市筹备委员会成立合影
前排左起：潘志徵、胡成放、赵朴初、张纪元、王民力（统战部科长）、陈礼节
二排左起：祝其乐、任铭善、梁文标、计克敏、金怀青、刘天香、童友三
三排左起：（左一和左二姓名不详）、李庆昌、杨继昌、董振舜、刘世达、纽增琳、王历耕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杭州民进的会务活动日趋正常，1952年12月28日，杭州民进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宣告民进杭州市分会正式成立，选出由俞子夷、陈礼节、祝其乐、童友三、吴江、金亮、王历耕、刘天香、任铭善、金海观、计克敏、李云仙、蔡模等13人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在第一次理事会上，推选俞子夷为主任理事，陈礼节、祝其乐为副主任理事，童友三为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具体领导会务。
1956年10月26日，根据民进中央（56）总字第154号通知，同意成立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12月15日民进浙江省筹委会正式成立。
主任委员 ：俞子夷 副主任委员 ：陈礼节 秘书长： 金海观 委员：丁绛霞 刘天香 任铭善 余文光 陈礼节 金海观 俞子夷 俞易晋 祝其乐 许钦文 童友三
1952至1966年杭州民进在此办公，1982年又搬回此处。
1956年12年25日民进中央电报指示，同意省筹委会的要求，增加郑晓沧同志为省筹委会委员，至此筹委人数为12人。
童友三到了统战系统后，没有忘记找党，他不止一次地用书面和口头的形式提出要求解决党组织的问题，以遂平生心愿。同时在统战部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动员和介绍了教育界大批知名人士参加民进，还花了很大的精力，通过各方面关系，租借到当时的仁和路25号小院作为民进机关的办公用房。
1957年7月，整风运动开始。作为民进省市委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的童友三响应号召，带头鸣放，向党提了一些善意的意见。不料在3个月后的反右斗争中，童友三的“善言”成为反党的证据，受到批判，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从此，童友三被撤职降薪，在民进机关干些勤杂工之类的活。
1966年开始，童友三更是大难临头，他的头上又冠上三顶大帽子：大右派、大叛徒、老反革命。蹲牛棚，遭批斗，过着非人的生活。在身处逆境、深受迫害的情况下，童友三仍坚信党，坚信人民，他完全自信：“留得青山在，才有报党时，我还是能为党继续工作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彻底摘掉了戴在童友三头上21年的右派大帽子，撤销1959年8月30日杭州市委五人小组《关于童友三案的批复》，“文革”中的一切不实之词统统推倒，不实材料全部销毁，恢复一切政治待遇。1980年7月，童友三同志写下了一首《玉楼春》：“玉楼日丽春风座，四化红心千万颗。”“统战政策耀湖山，湖上红花方似火。”表达他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大好形势欢欣鼓舞的心情。
1984年下半年，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对童友三的党籍问题进行严格地审查，查明：童友三关在杭州陆军监狱和浙江反省院期间，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在伪浙江省政府驻渝办事处任助理秘书期间，亦无有损于革命事业的行为；童友三的历史是清楚的。1985年3月14日，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浙组批〔1985〕17号批复：“经省委同意，恢复童友三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27年10月算起。”至此，童友三一生的夙愿终于实现。
尽管正名的时间晚了一些，但童友三浑身舒畅，他又填词作诗，抒发他心中的无限感怀。1986年后，年逾83岁的童友三终因年老体弱，卧病不起，在病床上，童友三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统战工作和民进的工作，对实行“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充满信心。晚年他还被聘为兰溪市“李渔研究会”和“永康市文联”、“陈亮研究会”、“冯雪峰研究会”等文化团体顾问。
1987年11月8日，长期患病的童友三，医治无效，不幸逝世。11月16日，童友三同志告别会在杭州殡仪馆隆重举行。民进中央发来唁电：“惊悉童友三同志不幸逝世。童老对创建浙江省和杭州市民进组织成绩卓著，他的逝世是我会的损失，特致电表示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