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小学快毕业了，父亲想起了我的升学问题，写了篇随笔《做了父亲》。他开头说，自信不至于把没有儿女看作人生的缺憾，可是真个没有的话，“也许会感到非常寂寞、非常惆怅吧”。不是一般的寂寞惆怅，而是非常的，可见父亲是非常爱我们儿女的。他接着说，做了父母，即使不是教育家，也得负起教育儿女的责任。可是自己还在学习试验之中，怎么能把立身处世的道理预先规定好了，教给子女呢？那么把子女交给学校去教育吧，可是像个模样的学校实在太少。自己没有什么可教给子女的，学校教育又未必有多大作用，看来只有让儿女凭自己的心思和能力，去应付一切了。做父母的至多只能诱导儿女，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锻炼应付一切的心思和能力。可是怎样诱导呢？我父亲又感到茫然。说到这儿，他突然蹦出一句：“对于儿女也有我的希望……一句话而已，希望他们胜似我。”他还希望做父母的都跟他一样，为了社会的不断进步，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胜过自己。他希望子女身体比他强壮，心灵比他明澈。最后一条，不要像他那样专干笔墨的事，至少能够站在人前宣告：“凭我们的劳力，产生了切实有用的东西，这里就是！”
刊物的编辑者都是提前过日子的。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中旬发排明年《妇女杂志》第一期特大号。我父亲把才写得的《做了父亲》编了进去。对妇女读者来说，当然不及《做了母亲》来得亲切，然而题目改不得，因为是父亲自己和读者谈心。《妇女杂志》出版了十几年，主编换来换去都是男的，可以说是大大的失策，商务当局是不会考虑到这一层的，不知怎么放出风声来，说《妇女杂志》明年将由留美的某女博士主编。我父亲一打听，还真有其事，说已经启程返国。我父亲好人做到兜底，索性把明年的第二期也编得了。为了向读者交代，加上了一则“启事”，然后向商务辞职。用行动来表明，年底离开商务，是他早就打定的主意。
父亲自一九三一年一月起，和我母亲一同进开明，是跟夏先生、章先生商量妥的，包括薪俸。父亲说开明的标准低，他一个人不能特殊：我母亲在编辑部做些杂事，月薪五十元，跟发行部的店员一个样就足够了；他就拿一百五吧，加在一起二百元，跟他一个人在商务一个样，一点不吃亏。父亲说“开明老朋友多，共同做事，兴趣好些”，其实只说了一半。他还念念不忘十年以前，在甪直跟我母亲一同早出晚归的情趣。所不同的是得乘十来分钟公共汽车，因为开明的编辑部那时在兆丰路。晚上回来在北四川路底下车，还可以顺便买些糕饼糖果回家，至美、至诚两个在门口等着呢。
父亲的事妥了，没想到就轮到我了。我小学就将毕业，得到父亲同意，和三四个小朋友去报考了中华职业学校。录取名单登在报纸上，我的名字还在头里。父亲说取了就好，要我好好考虑选读哪一科。铮子公公却不同意，说我在录取名单上名次这样高，可见学业是不错的，将来不读大学岂不可惜，主张让我去考以升学率高出了名的省立苏州中学。母亲望子成龙，同意她二姑母的主张。一票对两票，父亲没法坚持，只好默认。铮子公公也不等我参加毕业典礼，跟小朋友告个别，就把我带回苏州，亲自去草桥给我报名。准考证的编号已经八百出头了，铮子公公说最多取两百人吧，叫我好好准备。我可从没有临时抱过佛脚，心里想，考不中也好，赶快回上海，进中华职业学校还来得及。
初中入学考试那时只考国文、算术两门。考试那天恰好下雪，作文考题是《初雪》，虽然不是我自己要做的题目，话可有得写的。我从“睁开眼睛，看到窗外大亮，直怪自己睡过了考试时间”开头，直写到“坐在考场里，还不时看看窗外，只盼望雪越下越大”结束，总共有近千字吧。过两天来看榜，我的名字居然在上头。也许是那篇作文考卷起了作用，恰巧碰上了喜欢散文的阅卷先生。铮子公公雇了两辆车，带着我的铺盖到草桥替我交了各种费用，我就成为寄宿生，须得在寒窗下过封闭的生活了。看老师们的脸，好像都不想和我亲近。好在星期六下午可以去卫前街铮子公公家，星期日吃完晚饭再没精打采地返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