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郑振铎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版本目录学家、文物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其实，他也是出色的编辑家，仅早年在沪生活期间就曾负责或参与编辑许多报刊，其中社会影响较大的为《儿童世界》《小说月报》和《公理日报》。
精心主编《儿童世界》
1921年春，郑振铎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上海铁路南站当见习站长，但他因酷爱文学而无志于此，不久便经好友茅盾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小学教科书编辑。郑振铎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了解到儿童读物比较匮乏，便建议出版一本新颖的儿童文艺期刊，馆方马上对此表示赞同。于是，他决定将这本期刊定名为《儿童世界》，每周出版一期。
1922年1月，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在上海问世，该刊系32开本，逢周末出版，主要面向10岁左右的孩子。此后，他几乎把全身心都交给孩子们，一切皆设身处地为孩子们着想，以至自己也得了个“大孩子”的雅号。由于他和同仁们的努力，《儿童世界》具有文学性强、儿童味足的鲜明特点，该刊不仅很快就受到内地广大小读者欢迎，还风靡港澳地区，并远销日本、新加坡。
经过郑振铎的精心策划，《儿童世界》图文并茂，编排别致，十分注重适合儿童心理和阅读情趣。每期都有美观的彩色封面，选用的皆为孩子们所熟悉和喜欢的内容，如《小红帽儿的故事》《排排坐吃果果》《小姑娘浇花（小园丁）》等，令小读者一看就着迷。该刊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童话是最重要的文体，同时发表儿童诗、儿童剧本、儿童小说、寓言，也有漫画、儿童歌曲，并提供音乐、美术、科学等方面的知识。郑振铎既是编者又是作者，他译述（即融翻译、创作于一炉）了许多童话，如《花架之下》《竹公主》《安乐王子》《猎犬》《聪明的审判官》等；他同时也独创了不少童话，如《小人国》《七星》等。别的作者、译者还有许地山、叶圣陶、俞平伯、严既澄、王统照、赵景深、谢六逸、周建人、顾颉刚、胡愈之等，他们多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郑振铎也很重视儿童的习作，因而《儿童世界》创刊号登载的《投稿规矩》明确地说：“儿童创作（诗歌、童话、童谣、自由画等）尤极欢迎，唯须是儿童自己的作品，没有经过成人润饰的。”随即，该刊推出“儿童创作”专栏，并在一年中两次发起“儿童创作的募集”，它们可算我国最早的少儿征文活动，激发了孩子们创作的兴趣。
还值得一提，郑振铎把适合儿童阅读的故事同“以画讲故事”的连环画手法相结合，在《儿童世界》推出了一系列长篇连载图画故事。他本人也写了一批图画故事，如《河马幼儿园》《象与猴子》《爱美之笛》等，都生动活泼、轻松愉快；特别是其中的《河马幼儿园》，通过河马夫人开办幼儿园的经历，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小象、小虎、小羊、小兔等动物的各种生活趣事，非常符合幼儿的心理特征与欣赏情趣。这种别开生面的图画故事，堪称我国图画书之发端。
锐意革新《小说月报》
郑振铎曾在北京参与发起创建我国现代著名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而上海商务印书馆是支撑该会的最重要的出版机构。这里的老刊物《小说月报》，原由沈雁冰主编，并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刊物。郑振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后，在完成《儿童世界》的编辑工作之余，一直为《小说月报》出谋划策和代约稿件。
1923年1月，根据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安排，郑振铎接手主编《小说月报》伊始，就积极进行改版，以进一步扩大这份刊物的影响。他所编的第一期杂志，以一个年轻农夫迎着朝阳辛勤耕耘的图案为封面，即充满活力和希望，也暗喻该刊定会“获得丰收”；为促进关于我国古典文学遗产整理的理论探索，专门新辟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栏目。
郑振铎主持《小说月报》笔政时，这份具有权威性的大型文学刊物热心于在“译述西洋各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潮流之趋向”；作者队伍基本包括所有现代新文学作家，他们推出的大量现实主义的学术论文和文艺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郑振铎本人也在《小说月报》发表或连载过许多作品，其中的《文学的统一观》，可算我国第一篇系统阐述广义的比较文学的专论；其中的《文学大纲》，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共80余万字），堪称我国世界文学史课题方面的开山之作。
郑振铎负责《小说月报》期间，编辑部的人员虽少得不能再少（起初只有他一人，过了年余才调来更年轻的徐调孚做助手），但他对所有稿件的处理都极为认真。
同年10月，郑振铎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之女高君箴在上海结婚。从此，高君箴成为郑振铎事业上的好帮手。
1927年春，郑振铎离开申城暂赴欧洲，行前委托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的叶圣陶代为主编《小说月报》。据王伯祥在日记中记载：1928年6月8日下午，郑振铎返回上海；9月3日，他“复任《小说月报》编辑”。郑振铎重新主持《小说月报》后，仍然热忱扶持新人，例如：1928年8月，巴金从法国巴黎寄出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的原稿，郑振铎当时虽与作者素不相识，但觉得作品写得不错，就在1929年第一至四期《小说月报》发表；他在编者的话中说：“曾有好些人来信问巴金是谁，这连我们也不能知道……然这篇《灭亡》却是很可使我们注意的。”
筹资出版《公理日报》
在主编《小说月报》的同时，郑振铎还办过一份报纸。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第二天，申城各报迫于租界当局的淫威，都没有作如实报道，只发了短消息。郑振铎决定发动大家筹集资金，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主编一份报纸，并将它定名《公理日报》。茅盾曾回忆：“《公理日报》之创刊，商务印书馆当权者暗中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此是动用公司的公款的。此外，张菊生、高梦旦、王云五每人亦各捐一百元。”
郑振铎无所畏惧地把《公理日报》编辑部和发行所设在自己的寓所——上海商务印书馆宝山路总厂附近的宝兴西里9号，还动员全家人都参与有关事务。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在此通宵达旦地苦干，根本顾不上休息，他的母亲忙于为大家烧茶煮饭、妻子高君箴做着分发报纸的准备。6月3日天亮前，他们刚从印刷厂运回带着油墨香味的《公理日报》创刊号，弄堂里已挤满闻讯赶来的报贩。一些报贩怕取不到报纸，爬上窗子往里钻，将玻璃都碰碎了。
《公理日报》报头由叶圣陶题写，每期8开4版，社址设于上海天通庵路三丰里。其宗旨是：“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谈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由于它敢说真话，并客观报道事件真相，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社会影响很快超过《申报》《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等大报。
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供职的陈云对《公理日报》热忱支持，积极配合郑振铎开展工作，发动许多青年工人承担了义务卖报的任务。每天，天还未亮，陈云等就带同事们一起来到郑家门口领取报纸；天刚亮，街上便能听到他们叫卖声，有的喊：“《公理日报》，刚刚出版”；有的喊：“《公理日报》，一枚铜板”。6月的上海天气已经比较热，陈云和大家常走得汗流浃背、喊得口干舌燥，但从未退缩。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公理日报》日销量很快猛增至两万份。
然而，由于经费困难，加之印刷厂受威胁不敢再继续承印，《公理日报》于6月24日出至第二十二期被迫停刊。郑振铎在《停刊宣言》中指出：“本报虽只发行了二十多天，但已赢得了数万读者的热烈同情。我们受了许多热心民众的鼓励，觉得我们的工作万不能就此终止，所以我们还想继续做大规模的筹备，预备在将来建立中国健全的言论机关的基础。”
1931年9月，郑振铎去北平燕京大学中文系执教。1934年，他又来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创办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在抗战爆发后，这位文坛巨匠还在极危险艰难的条件下，与许广平等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