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员东归，说这也难那也难，全都是实话。单身人总比较好办一些，求亲托友，陆续走了。像开明书店这样的档次，飞机票也不是绝对弄不到，颇有些书稿和纸型，就是化整为零，托乘飞机而行李不多的朋友带到上海去的。范老太公急于登程，因雪村先生一再催他回上海，商量渝沪两地开明合并的事。他花了高价，冒称招商局某船上会计的父亲，于十月中旬乘这条轮船先走了。彬然先生和惠民兄乘了木船，于十一月下旬下的船。至诚的“远游”计划，看来是暂时搁浅了。我们一家又成了七个人，决定随开明的复员大队东归。父亲回上海后写了篇《我坐了木船》，书生气十足，颇有点傲气，数说他成功的喜悦。复员大队由卢芷芬兄带队，副手是章士敭兄。他们俩都是开明的分店经理，伯祥先生的女婿。我和至诚帮不了他们多少忙，没受过他们那样的生活历练。一路跟船老板打交道，我们看来是非常恼火的，他们耐着性子磨，事无大小，都能一一对付过去，还不伤感情。
《中学生》和《开明少年》都在刊物上公布，明年的一月号改在上海出版。已经向读者许诺了，就应该兑现。一月号的稿子已经在十一月底寄出了；二月号的也有了大半，动身前寄上海；剩下的打算在船上编齐，到汉口就航寄。还有《国文月刊》，佩弦先生来信说已谈妥，明年交开明编辑出版。我父亲立即向许多教国文的朋友写信约稿，请他们稿成后立即投邮，寄上海开明郭绍虞先生。《英文月刊》是五月创刊的，已经移到上海编印了。四种杂志，只有这一种用不着我父亲操心。上了船，“大江东去浪千叠。趁西风，驾着这小舟一叶！”总可以挺起胸，松一口气了。
我父亲的日记，最先发表的是题作《东归江行日记》的，从重庆到上海那一段。在发表之前的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父亲老眼昏花，居然写了篇一千二百来字的小记。读者诸君如果有兴趣，可以先看《我坐了木船》，然后看小记和日记，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五开头，共四十七天。
记得船老板姓杨，带着个十七八岁的儿子当帮手。他共有三条船，租给我们的一大一小是新船，另一艘小的有点儿旧了，运国际救济会的药品，有一名青年押运。听说到了汉口，船工们就散伙，船当作木料卖了。所以船的工和料不相应，木料笨重，工艺粗糙。船上的驾长是有执照的。他侧着身子站在尾舱前的一条横板上，上半身高于中舱的船篷，一只手紧扶舵把，一只手跟船头上那位扳桡的打手势，过滩时涛声如吼，喊是喊不应的。那一天进瞿塘峡，扳桡的双臂抱住装在船头的一支又粗又长的大桡，看着船尾驾长的手势，对准了大如马的滟滪堆才一点，说时迟那时快，船在雪花翻滚似的急流中转了半个圈，就绕过了这块险不可测的礁石，淌进了两岸壁立、水流如泻的长江三峡头一峡。由此可见驾长的岗位确是最佳选择，站在那儿，前头的航路和船的航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船上的驾长姓李，五十来岁了，眼球上有一层淡淡的白蒙，是长期受风雨折磨留下的痕迹，不论风里雨里，他总是不眨眼睛。
这支东归复员的队伍共五十余人，最先上船的是我们家七个，可见东归之心切。没想到在临江门码头泊了三个夜晚，到廿八日午前，船才起锚，这时上船也还不晚。母亲后悔也晚了，父亲难得有这样脱空身子的日子，尤其夜定人静之后，听着船底下汩汩的江水，看着山间半轮明月，舍不得阖上眼睛，虽说在三峡中，与世隔绝却跟在海上漂泊一个样。“旧政协”终于开成了，我们是到了宜昌才知道的，过峡的日记上因而也没有提起。我们年轻人就替船工划桨，学他们喊着一声声“邪许”协调动作。我才知道下水是不用拉纤的，因为人跑得不如水流快。又知道“川江号子”只在拉着纤过险滩的时候才用得着。领唱的一声崩云裂石的呼唤，激起众人荡气回肠的应和。谁不想跟随这力的行列，也痛痛快快呼一口气。
父亲在开船后的第三天的日记上，记毕船上的辞岁晚会，附记了一笔账，说一九三七年入川，在宜昌过的年，“今越八年而东归，过年未出川境。我生居川盖足八年矣”。我核实了一遍，入川是一月六日乘民主轮发自宜昌，出川是一月十一日乘木船过巫山的小镇碚石，共八年零五天。好像神女在冥冥之中挽留我们，让船触礁。最后那三个夜晚，我们的船队歇在碚石上游南岸的一小片沙滩边，好细听滩声的静喧，好让那半轮上弦月躲在巫峡深谷高处窥探我们。这一回失事，父亲在日记中写得很详尽，我只对修补漏船一段做少许补充。船底的右前侧被礁石撞了个直径约一尺的窟窿，窟窿周边已经活动的木槎用手扳去，不再用凿子加工。另取一块三尺见方一寸来厚的木板，用小斧把木板的一面稍加修整，使它大体能贴着船底；就把木板按在窟窿上，沿边约五寸，钻一圈手指粗的钉孔，深入船底的木板一寸左右。于是用楠竹削成竹钉，绕上棉絮，每个钉孔插一根。然后揭起木板，把一大锅才煮得的江米饭用三四层纱布包成一个大团，塞住漏洞，盖上木板，用钉锤绕着圈子击每一根钉，到全都着实为止，最后削去露出在板面上多余部分。船老板直起身来说：“好了！”连桐油石灰都没用，就说“好了”？可不就好了，就有能耐跟它的同伴一起，把我们驮到汉口了。
杨老板修好船，站起身来才觉得少了个要紧人，那个好充壳子而嘴上无毛的驾长。唤了几声没人应，不是跑了么！他儿子说快追。老板骂他儿子说：“追个球，你朝哪个方向追！他龟儿子也是有中保有执照的。等回去再找他算账也不迟。莫非他不伸出脑壳来，从此不再吃这行饭！”看他老实巴交的，肚子里深沉着呢，做儿子的那位真得随时学着点儿。驾长逃了，老板就自己掌舵。
至诚只心痛他的书。他的两个竹篓砌在舱底，这样安全，他想。不料抢出来时，两个竹篓都已经一半进了水，赶快搬上沙滩，就一块平整的花岗岩把书取出来整理，没着潮的堆在一旁，浸了水的铺成一片，哪一本不是辛辛苦苦收集来的，尤其是大后方土纸本，拎着都能滴下水来。即使晾干了，也成了没法翻动的一个饼子；只有在晾的时候，一页稍干就翻开一页，全晾干了再把它按平。至诚就有这分耐心，在碚石的沙滩上这样晾了一整天；拢了宜昌，又在船篷顶上晾了五个整天。父亲在日记上用“曝书”，那是藏书家露富的雅兴，只在自家的庭院里曝，哪有抬到大江边上来的。到上海把寓所安排定了，至诚把受过水泡的书砑平，包上浅灰蓝色的封面纸。父亲用小楷给每本书的封面和书脊上都写上书名。在碚石出事的那天晚上，恰巧轮到父亲值夜。他从拾掇在花岗岩上的书堆里顺手抽出本《春琴抄》，进舱里凑着有玻璃罩的船灯读起来。要是请哪一位爱作画的朋友画一幅《巫峡夜读图》，他一定乐于应命的。狭长的立幅正好蘸饱浓墨自上到下抹几笔，稍加点缀，画成石壁作背景，只露出一角夜空。山高月小，还只需半轮。在石壁脚下水落石出，确值冬令。船靠在岸边，舱口得稍放大，才好画我父亲斜靠着身子，映着桌上的半支红烛在读书；手边按例得画个酒杯，再添把酒壶。优哉游哉，满舱老小不知哪里去了，鼾声寂静，只剩盈耳江声。
碚石的乡公所实在出人意料，听说有船失事，就派七八个掮土枪的壮士来通宵巡护，还给漏船上的人安顿了住处。三峡中人烟稀少，生产落后，木船遭抢劫是常有的事，或者一向制有保护过往旅客的条例，也未可知，能如此严格执行，着实可贵。那些壮士忽然而来，最后又忽然撤走，我们都未觉察，不知船老板谢了他们一声没有。父亲反觉得有点儿过意不去，让芷芬兄陪着去乡公所道谢，不想反诓了他们一顿村宴，有间壁中心小学的六位男女青年教师作陪。大后方让国民党糟蹋了整整八年，倒在无意之中碰上了这么一小片古风犹存的净土，真叫人难以相信。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两回乘轮船出川，都交代服务员，请他们过碚石之前提醒我一声，让我再望一眼巫峡右岸，至诚“曝书”的那一小片沙滩。
一月十二船过新滩，父亲在日记上写得很详尽。又有一滩，父亲没有提起，我也记不得叫什么了，李驾长说比新滩还险，得请个当地的领水帮忙。他让船靠岸，我们问要不要上岸，他说不必，独自上岸去请了个年纪跟他相仿的人上来，两人都站在尾舱前面的横板上。他把指挥权全交给了领水，自己退后一步只瞧着。船一离岸，我们都紧张起来，等平稳地淌了五里多地，以为所谓的险还在前头，船却靠岸了。李驾长恭恭敬敬把领水送上岸去，相揖而别。父亲看着也不问一声，似乎谁也舍不得打开这个闷葫芦。宜昌以下，父亲没再多记景色，好像出了三峡，景色已经看尽。其实不然，荆江那一段，山是没有了，四望开阔无边。有一晚，父亲在船头上站了好一会儿才进舱来。他说：“‘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今夜的景色，杜甫早写过了。”这时候，猎户座正横在中天；江面上，一轮明月曳成了一条闪烁的光带。
宜昌到汉口一段，木船用轮船拖带，至少节省了一个星期。在城陵矶头一次看到日本俘虏，那些嬉皮笑脸的年轻人将来会怎么样呢？他们也在看我们这些勿着唠叨的，涎着笑脸围观他们的胜利者呢！在汉口，我们去看了等待遣返的日本侨民，在被美国飞机炸成平地的旧日租界。他们人数不多，好像仍旧一家一户，住在临时搭的小薄板房里，也有做些小生意的，卖掉不准备带走的衣被家具杂物，卖的豆沙馅点心，还做得那么精致，又那么细腻那么甜。身上穿得单薄了些，但是依旧整洁。街道上也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呀！该不该使有心人感到有点儿可畏呢？
一月三十中午，邵荃麟先生到旅馆来看我父亲，说旧政协开会的详情。他是乘飞机来的，从重庆到汉口才两个小时，我们乘木船却走了一个月有零。当晚，一同在船上生活了一个来月的人，在一家近便的菜馆聚餐，为的散伙，年轻的单身人各找门路，争取早走。剩下我们一家七口，芷芬和汉华一家，士敭和清华一家，唐锡光先生、金世泽先生各一家，还有两位单身女同事。寿康先生从台湾来信，把夫人孩子和岳母托给了开明，这样就成了一支老小二十五人的队伍。芷芬兄跟着惠民兄去运输行打听，说正好有小货轮“丰茂”要去上海，可以搭客。后来才知道，“丰茂”是一艘充当货轮的渔轮。租给我们的所谓“客舱”，原来是后部甲板下三角形的鱼舱，舱顶上盖着块大帆布，没有门窗，有一架结实的木梯可以上下，收拾得还干净，乘二十五人还绰绰有余，就租下了。船长、领航、船工全是朝鲜人，言语不通，有可以用汉文笔谈的。
到得汉口，东归航行才完成了一半，乘上柴油机发动的“丰茂”，看它的航速，大概五六天就可以走完余下的一半了。二月三日，阴历年初二，九时开船，当夜泊九江，第二夜泊安庆，第三夜泊芜湖，第四天傍晚在南京下关抛锚。芷芬兄、士敭兄乘划子上岸，到火车站打听得晚上九点有快车开上海，明晨六点就可以到北站。他们两家决定乘火车完成这最后冲刺，行李铺盖则暂留在船上。母亲也性急，让至诚陪着，跟他们一同先走。剩下的人就不多了。第五天午前，船停在镇江码头的江面上，要卸下桐油二百桶。父亲趁这个空当，独自雇小划子上岸去闲逛；回来时货已卸完，船正起锚，急忙雇小划子回船。两位女同事就没赶上，只好乘火车回上海了。第七天傍晚六点一刻赶到吴淞口。黄浦江六点封港，大家只好把铺盖卷仍旧解开，在船上又耽了一夜。第八天，阴历年初八早六点进黄浦江，八点过横泾浜口，仍停泊于江心。等了好一会儿，望见至诚和表弟江冬，带着开明的胡瑞卿先生找来了，先雇几只小划子把人都接上岸。我雇了两辆三轮车，父亲和祖母乘一辆，满子和三午乘一辆，叫他们先奔霞飞坊。待我回过头来，其余各家也都走了，都归心如箭呀。留下瑞卿先生跟运输行打交道，让他们把大小八十余件行李，全送到福州路开明书店，各家好明后天去认领。我和至诚跟着江冬，乘电车到霞飞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