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诚回了上海，“远游”的事只好往后拖了。他调到了出版部，在唐锡光先生手下工作。出版部有个纸型库，每副纸型和一本样书，用牛皮纸包成一包，堆在旧书架上。至诚专找二十年来停印的样书阅读。如果样书已遗失，他索性读纸型。锡光先生知道他是干不长的，听之任之。有一回叶以群先生组织文化界的青年去苏北参观，至诚也跟去了，一个来月转了不少地方，回来说没有不满意的，受到了同志式的接待。有一天，保长找上门来关照，说叶家有个叫至诚是及龄壮丁；政府规定上海试行募兵制，如招募不足，则抽及龄壮丁补足；如今正办理申请手续，预作招募不足之准备。一家人不知道怎么应付。过了两天，保长来交底了，说若要申请缓征，只需交一笔优待费，优待所谓自愿应募的志愿兵。原来这样，什么征兵募兵，仍旧是买壮丁。保长如此起劲，只为能喝几滴余沥。至诚打听到高中以上学生在免征之列，就去上海戏剧学校报了名。校长熊佛西先生，还有几位老师，我父亲都认得，办个入学手续当然没有问题。明社演出《少年游》，就借剧校的舞台，导演请的就是至诚的老师。同学中有个苏北解放区的秘密交通员。至诚跟他关系不差，说可以带他去苏北。父亲母亲都赞成。天已经凉了，母亲和满子给他备了一副新棉胎旧布面的铺盖。在父亲母亲离开上海之前八天，至诚跟那位同学扮作跑单帮的，乘轮船去南通了。
父亲母亲北上，是十二月廿八决定的。日记上记着，十一月二日杜守素先生，十二月十九吴觉农先生，两次转达了中共的邀请，父亲都婉谢了。父亲当时想这样的“远游”非一年半载不可，而他从没有这样长的时间离开过家，怕过不惯。再则，四种国文课本已全面铺开，总得有个人接手才是。廿八日士敭兄从香港带回来口信，说我母亲如果愿意，可以一同走。还说被邀请的还有云彬先生和彬然先生，云彬先生在香港等着同他们一起北上。母亲也能去，父亲当然同意。课本的问题倒解决了，把叔湘先生请进了开明；只是彬然先生一走，《中学生》交给谁呢？于是想到了在《世界知识》的张明养先生，请他来管一段时间再说。开明的各位先生都支持我父亲远游。家里的事也好办。姑母才搬了家，房子很宽舒。让祖母住在姑母家里，我父亲更觉得放心，叮嘱我们孙辈常去探省。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从香港来的交通员李正文先生来探询，父亲把动身的日期告诉了他。七日午前，父亲母亲和彬然先生由芷芬兄、士敭兄陪同，乘轮船离开上海。开明以外的朋友还不知道，这就算保密了。
父亲换了一册新日记本，在封面上题了四个字，“北游日记”，可见他是准备游个一年半载就回来的。开明新建的三层洋楼快完工了，为纪念夏先生，伯祥先生建议唤作“怀夏楼”；父亲写的篆书楼名，已镌石嵌在二楼大厅正墙上了。父亲想，等新政协胜利闭幕，他和我母亲从北平乘火车直奔上海，就可以跟老朋友——如今又添了一位叔湘先生，一同坐在怀夏楼里继续做他的工作了。我也是这样想的。有一天，办公室跟我商量调整住房，让我和满子搬到楼下来住，把二老留下的东西也搬下楼；说昌群先生已答应进开明，去里山搬家眷了，腾出二楼来好让他们家住。我想贺师母和满子这样要好，没问题，答应照办；转过身一想：这可不成，二老回来叫他们住哪儿呢？我闯进经理室，正好只伯祥先生在，就跟他说了。他听了哈哈大笑，说：“小墨呀，你以为圣翁还会回来呀！”我说：“新政协不就讨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吗？讨论完了，不就回来了吗？”伯祥先生不做正面回答，只说：“到时候你看吧。”我忽然开了窍，心想，伯祥先生兴许暗示我：到那个时候，连开明也得整个往北平搬呢。二月中旬，昌群先生夫妇和他们的六个子女到了。满子正好炖得一大锅红烧肉，蒸得两屉馒头，一顿吃得精光，不知他们饱了没有。使人想起了乐山遭炸后，我们一家人避到他们家的情景。
父亲他们是十二日午前到的香港。第二天早上，开明就接到了香港方面来的电报，说他们已安全到达。就在同时，父亲写了封密信给伯祥先生：
诸公均鉴：在台寄一书，想先达览。昨日下午登岸，暂寓旅舍。已晤云少爷，略谈大概，其详须俟晤夏公方知。此行甚安适，无风无浪。长乐公有兴，亦可出此途。乞容翁转告之。在台游三小时，吃一餐饭，市中甚脏，恐以前不若是也。大西瓜大橘子皆甘，啖之称快。刻须外出，匆匆上书，余俟续闻。即颂台安。
弟郢顿首一月十二日上午十时
检查信件的特务如果知道信中的别号指谁，就能破译这封密信。“云少爷”是云彬先生，因为他丰腴飘逸，像个少爷。“夏公”是夏衍，抗战中在桂林就用上了。“长乐公”并非长乐老冯道，而是振铎先生，福建长乐是他的祖籍。容翁是伯祥先生自己起的别号。父亲有个笔名“郢生”，有人问他跟楚国的都城有何瓜葛，他说毫不相干，是把“聖”去掉了“耳”，“陶”字去掉了“匋”，拼起来的。这封密信，原来是请伯祥先生催促振铎先生早日动身去香港，好同一批乘舟北上。振铎先生却迟迟其行，大概为了妥善安顿他收藏的那么多唐三彩陶俑。等到他二月十九赶到香港，还等了近十天，才跟我父亲他们由李正文先生安排，化了装，分成组，秘密登上了一艘挂葡萄牙国旗的有客舱的货轮。李先生叮咛了又叮咛，遇到意外情况如何应对，幸好都没用着。
船于廿八午前起锚。一同北上的廿七人，有好几位民主人士中的老前辈，文化新闻界的老朋友，大家相约于晚餐后或娱乐或讨论，以消磨海途中之长夜。三月一日，我父亲出了个谜语，谜面是“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船赶路”，谜底是“《庄子》篇名一”。云彬先生猜中了，是《知北游》，“知”是知识分子的简称。他要我父亲作一首诗做奖品，并请柳亚老和作。我父亲在深夜里做成了一首七律：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
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
前半首是实话实说，足以证明我父亲认为这回北游只为了讨论“立国规模”。五六两句是抒发当时心情：这样“为山千仞”的大事业，谁都愿意挑上一筐土，自己怎么肯落在后头。自己像小溪似的流归大海，成为“翻身民众”中的一分子了，还有什么个己的要求呢？缺乏才干，囿于所见，只能说这么些了；既然言志，用不着扭捏躲藏。
一月七日到三月十五的日记，曾以《北上日记》为题，在一九八一年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父亲在题记中说：“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绝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什么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三月五日午后抵烟台，船停靠码头已五点半。来迎接的军政人员等候多时，亲切周到而质朴，使人一踏上解放区，就好似进入了想象中的崭新世界。年过半百的人特易激动，一路上颇有些刘姥姥进大观园的谐趣，请读者诸君看我父亲的日记吧。三月十八日，“十时许到北平。候于车站者数十人，中有北平市长叶剑英。此外大半为熟友，皆所谓民主人士，不能一一记其名。唯愈之已十余年不见，且曾有‘海外东坡’之谣传，乍见之际，欢自心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