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云里
景云里十七号
印有鲁迅姓名的足印
多伦路是上海一条长仅五百多米的“L”型小路，因众多文化名人曾在此居住而被誉为“文化名人街”。沿着多伦路行走到中段，可以看到一条小小的青石板路，路的尽头矗立着一块灰色牌坊，上面印着斑驳的字迹“景云里”。青石板路上烙下了一双双名人的足迹，把人们引向尘封许久的历史深处。鲁迅、叶圣陶、茅盾、冯雪峰、柔石等文学家曾在此比邻而居，故景云里又有历史文化名里之称。当年，这里属于越界筑路区，特殊的政治生态提供了隐蔽和庇护的空间。此外，商务印书馆、良友图书公司、中华艺术大学、大江书铺、内山书店等大批中外文化机构，以及当时的时尚去处公啡咖啡馆、新雅茶室等都在此附近，共同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
景云里，是建于1925年的石库门里弄住宅，正门位于横浜路35弄，弄内有砖木结构三层住宅32幢，清水灰砖外墙嵌有红色砖带，青色平瓦覆盖坡顶。景云里曾经是鲁迅在上海的第一个住所，他在弄内23号、18号、17号居住过。
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来到上海，先在共和旅馆暂住数日。旅店不是长久居住之处，恰巧当时周建人住在景云里10号，弄内还有余房可赁。于是鲁迅结缘景云里，至1930年5月搬离，共2年7个月。在这里，鲁迅与许广平建立了小家庭，迎来了儿子周海婴的诞生。许广平曾云“景云深处是吾家”。
初到景云里，鲁迅夫妇入住景云里二弄末尾23号，但“声喧嘈闹，颇以为苦”，静夜深思的鲁迅常常“掷笔长叹，无可奈何”。于是在次年9月，鲁迅约周建人全家一同移居到弄内18号。不久又租下隔壁17号，并在17、18号之间，打通一木门，为图两家往来方便，就从18号出入。在景云里期间，鲁迅笔耕不辍，主编了《朝花》《文艺研究》《萌芽》《奔流》等刊物，出版了《朝花夕拾》《而已集》等文集。他不仅用文化来唤起民众，还以文化来团结民众。
毛泽东曾指出：“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这段时期，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表示早就向往到“革命斗争的漩涡”中去“造一条战线”。他主动发挥自己的影响，为党的文化统战服务。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济难会（后更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积极参与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引领左翼文化运动。
在景云里的这段时期，作为鲁迅的亲属，周建人和许广平常为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提供通信联络和掩护工作。他们在鲁迅身边耳濡目染，受鲁迅影响很大，这也为他们今后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景云里曾经名人云集，除了鲁迅、周建人一家，还有叶圣陶、茅盾、冯雪峰、陈望道等一批文化名人，在此创作、编刊，领导和组织革命文学活动。
1927年5月，叶圣陶入住景云里11号，直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迁出此处。与叶圣陶为邻的是茅盾。1927年8月，沈雁冰（茅盾）因遭当局通缉，由武汉返沪，叶圣陶替他租下了隔壁11号（甲），他蛰居在此的十个月里，开始用“茅盾”的名字隐居写作。叶圣陶在景云里创作了著名的《倪焕之》，茅盾则写下了《幻灭》。
茅盾东渡日本后，房子空了出来。1929年2月，冯雪峰搬进茅盾家三楼，直到1930年5月。冯雪峰参与了筹备左联和起草左联纲领，后任左联党团书记，在维护鲁迅和文化战线团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景云里4号则是陈望道与汪馥泉主办的大江书铺旧址。1928年9月书店开业后，出版了大量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上海成为推动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在景云里，这些文学巨匠与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鲁迅的亲密战友。鲁迅也身体力行，团结文艺界进步人士，始终坚守在革命文化阵地的前沿。鲁迅搬出23号后，让年轻的柔石住了进去，还经常自己出钱，帮助青年作者刊印作品。叶圣陶在编《小说月报》时，很多作者是需要预付稿费的，但鲁迅却将他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赠予叶圣陶发表，并书写：“聊印数书，以贻同气，可谓相濡以沫，殊可哀也。”后来叶圣陶提到鲁迅引用庄子的“相濡以沫”，他写道：“鲁迅先生引用这句话，为的是他所处的环境正是一片干地，没有一滴水。他又见和他同在的人所处的是相同的环境，于是自然而然记起这句话。”也许就是在当时相同的环境中，使得这些文坛老友相濡以沫、惺惺相惜，在黑暗中共同战斗。
如今，景云里的这些名人旧居大多已成为民居。为了再现这些尘封的记忆，在景云里13号设立了“鲁迅与文化名人”陈列展，向人们展示了鲁迅居住在景云里期间的生活和重要活动，以及他与文化名人之间的往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景云里的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