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由民进中央主办的2020开明文化论坛在山西大同开幕，该论坛是民进中央以举办专题性、研究性论坛的方式，把履行资政建言职责与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的第一次尝试。论坛的主题之一是“回望：北魏文化与民族融合”，来自全国各地区的十余位专家学者从文明融合、图像证史、丝路文化交流、河陇地域文化、都城建设等角度展示了北魏历史文化和民族融合的最新研究成果。
聚焦北魏历史和文化
北魏平城是当时世界上的国际化大都市，一些学者从多个角度提出应重新认识北魏历史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北魏都城平城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中心，拥有最先进的技术水平，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都城建筑是北魏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学界对此有很多关注。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维坤的《让文化遗产讲述历史智慧——关于北魏从平城迁徙洛阳城的前世今生》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展示了北魏洛阳城的特征，指出北魏洛阳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科学研究价值。山西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名誉院长、云冈文化生态研究院特聘教授屈盛瑞的《鲜卑匠人对都城建设及中心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推动》指出，鲜卑人和汉族匠人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都城的繁荣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深入考察北魏历史遗迹，挖掘北魏文化内涵，对于保护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作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肖爱民的《试析代北魏的君主继承制度——由行国变为城国的君主继承制度个案研究》，认为代、北魏（公元398年改国号“代”为“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由行国转变为城国的例子，其君主继承制度的变化具有典型意义。这种由行国向城国的转变不仅是拓跋鲜卑国家统治制度的转变，同时也是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的交融。
文化交流和传播是北魏文化萦绕不去的主题。在本次论坛中，多位学者从这一角度进行了讨论。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高人雄的《河陇地域文化对北魏文化的深厚影响》提出河陇地区自汉魏以来形成的士族文化，历西晋十六国继续壮大，孕育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北魏文坛主张文章致用，文风趋向质朴。在治学方面推崇儒学，重视史志著述。治学态度秉承史家求实与精审的精神。凡此种种，与西北河陇学术风气关系密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金龙在《北魏文化与中华文明》中也指出，来自凉州的昙曜和师贤在文成帝兴复佛法后成为北魏全境的佛教领袖。罽宾王族出身的沙门师贤是文成帝兴复佛法后的第一任道人统。云冈石窟最初的开凿，主其事者即为昙曜，足见凉州佛教对北魏佛教影响之大。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杜成辉的《北魏平城的佛塔》认为，北魏是中国石雕的黄金时代，云冈石窟为5世纪世界佛教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佛塔则是云冈石窟中重要的佛教建筑。天安元年（466）雕造于平城的九级“曹天度造千佛石塔”，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塔。目前对于唐辽宋金佛塔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对于北魏佛塔的研究较少，研究北魏佛塔可为研究后代佛塔的传承演变提供参考。北魏歌诗艺术在中国歌诗艺术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兰州财经大学李向阳以《木兰辞》为中心从北朝乐府诗看文化的传播和融合，认为北朝乐府诗歌气质贞刚，在传播中受到南方文学的影响，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风格，可以《木兰辞》为代表。《木兰辞》从女性视角切入，巧妙地展示了木兰的儿女柔情。从而不但为本诗注入了恒久的生命力，也为读者带来了新鲜的阅读体验，才使得其流传千秋，弥久弥新。《木兰辞》的成功，在意象层面是因为能够选择典型的游牧文化和农业文明的意象，和谐共处于一首诗歌之中而不冲突；在叙事层面则在于能够把宏大的主题与细节的描写恰当把握，在视角层面，能够在惯于展示男性生活的世界中巧妙地切入女性视角。
交通道路对于文化交流起着基础性作用，学界对此也有很多关注。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崔红芬的《从邯郸地区遗存北齐石刻经看丝路文化交流》，从邯郸地区遗存的北齐石刻经、藏经入手，根据石刻经翻译流传情况及译经僧等探讨了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对于文化交流的影响。他指出，邯郸地区北齐石刻经的保存，既反映了不同民族对文化的需求和文化本身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也体现了丝绸之路通畅不仅给不同地域僧人往来提供了交通方便，促进东西南北僧人间友好交流和相互影响，而且也见证了丝路对于文化传播的深远影响。山西大学副校长，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生态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杭侃通过考察武乡良侯店石窟、祁县子洪镇石窟既有云冈石窟的因素，也受到洛阳地区石窟寺的影响，认为这充分反映了交通要道在佛教艺术传播上的重要性。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有大量凉州的居民内附，但他们并没有中断与祖居地之间的联系，北魏内地与边地之间保持有频繁的互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数学和天文学、医药学及化学、地理学和农学取得了突出成绩。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金龙指出，在认识中国古代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方面，《水经注》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科学价值。贾思勰编撰完成了综合性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全面总结了秦汉以来迄于北魏末年北方地区的农业科技知识，对当代及后世的农业生产和农学著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魏财政体制对隋唐财政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陈寅恪等人早已指出了这一点。泉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王万盈的《北魏财政与民族融合论析》则从北魏财政体制变迁角度论述了北魏财政历史地位。他指出，魏晋以来财政体制对北魏的影响是直接的，不仅度支尚书如此，大司农、金部、仓部、左户、右户等相关财政管理机构的演变亦是如此，北魏财政体制的承上作用明显。此外，北魏时期对隋唐财政体制的影响深远，虽然隋唐时期财政管理机构在某些方面有所调整，但主要职能并未发生显著改变。
关注民族融合
北魏政权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地区，民族融合一直是北魏历史研究的重点课题，一些学者围绕北魏民族融合的特点和成效进行了深入阐述。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金龙在《北魏文化与中华文明》中指出，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入主中原的非汉民族政权，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使其统治一直面临着严峻考验，如何处理民族矛盾、协调民族关系是摆在北魏历代统治者面前的重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阶级之间、民众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通婚也非常普遍，血缘和文化的交融使得民族间的隔阂和轸域越来越模糊，尤其是以孝文帝为首的北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高度认同和赞赏，使得汉化改革的实施减少了阻力，最终推动了以鲜卑族为主体的非汉族群融入到汉族之中。
王万盈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洪流中，拓跋鲜卑步步南迁，努力汉化，汉化是主流。但是，在前进的时候也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旋涡——回流。这也说明，北魏民族融合是双向融合，并非一定是“先进”文化征服、融合落后文化，北朝时期的鲜卑化回流就是鲜卑汉化主流上的“回流”。这也说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不仅仅要考虑文化的先进与否，也有考虑彼此参与融合的人口数量、民族心理素质乃至于民族文化的韧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复杂性，才能理解民族融合的双向性，而非单一性。
河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李宝才在《河北在北魏立国前后汉化过程中的影响》中指出，河北以先进的汉文化影响有关少数民族从落后的氏族制、奴隶制社会突进到全新的生产关系，使他们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血液中。而后，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一道创造了包括云冈石窟在内的光辉灿烂的艺术与文化。
中国文物学会会员波音的《北魏：从族群融合走来，向文明融合奔去》认为，北魏政权是跨越草原与华夏区域文明，走向统一的中华文明圈的关键政权，在文明融合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注重图像史研究方法
图像更直观形象地记录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印证、补充文字记录的历史，因而有学者利用图像史研究方法研究北魏历史变迁。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金龙在《北魏文化与中华文明》中指出，“墓葬出图的图像艺术，也是能够反映北魏艺术成就的一个侧面。”山西省北朝研究中心主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庆捷的《图像证史：以北朝民族融合与丝路研究为例》以生动鲜明的图像展现了北朝民族融合与丝绸之路研究的丰富例证，并以不同时间墓葬壁画中帽子的质料和样式的演变为例，就如何利用好图像作了进一步探索。
云冈石窟石雕造像气势恢宏，内容丰富，飞天是其中造型最为生动复杂的一种。大同大学程乃莲的《云冈石窟中飞天造型刍议》认为，云冈石窟现存飞天造像2400余身，其形象多变神韵非凡，形式多样姿态万千，这些精灵以独特的造型，别具一格的雕刻风格，成为石窟整体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冈石窟飞天继承汉代石刻遗风，融进中国绘画意韵，结合民间百戏、歌舞杂技生原型，可以说集佛教、历史、民族、民俗、艺术等特征于一体，深入研究云冈石窟飞天，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本民族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艺术传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大同大学校长冯锋以《从北魏文化与云冈文化研究到云冈学的建构》为题阐述了该校近年来关于北魏文化与云冈文化的各类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对进一步深入研究北魏历史文化，建构好云冈学学科体系的期望。
总之，本次论坛是一次高规格、高层次的北魏文化盛宴，进一步提升了北魏文化的影响力，与会学者提出的新方法和新观点，对于保护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国历史故事，具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