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祯院士作为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家，盛名享誉国内外。在一个春日的午后，笔者有幸到王鸿老的家中采访，目睹了他的风采。王鸿老待人谦和，衣着朴素，谈吐幽默风趣，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综合创新 硕果累累
走入王鸿老的书房，只见三面墙都摆放着书柜，大部分的书籍为中文或英文版的地质学著作。由于书柜已经满了，许多书被整齐地堆放在书柜的顶部和窗台上。当问起王鸿老是什么原因使他对地质学产生兴趣时，王鸿老回忆，他在北平（今北京）上中学时，看到了当时由胡适和丁文江等创办的有名的《独立评论》杂志。丁文江是地质学家，这令他十分钦佩，萌发了“科学救国”之志。他于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上世纪40年代在英国留学时，正值剑桥大学地球科学发展鼎盛之际，他受到青年学者跨学科相互交流的优良学风的影响，注意地质各学科和学派的学术成果和作风，丰富了自己的地质知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方向。
王鸿老认为，地质学的学科特点是全球性、历史性和实践性，应该将三者结合考虑。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于上世纪50年代初步酝酿，于80年代初期，提出了地球历史发展的阶段论观点，形成了以地质构造为中心，以古生物、地层和沉积古地理为主要内容的学术研究途径。在地层古生物和古地理方面，他建立了四射珊瑚的系统分类体系和演化阶段；提出了以年代地层和岩石地层为主的地层分类观点；将沉积与构造背景相结合，区别不同的古地理格局与古构造框架，并主编出版了《中国古地理图集》；区分了中国盆地的不同类型及其构造发展特征；提出了层序地层的分类级别体系及其与天文周期之间的可能联系。在大地构造和全球构造方面，提出了构造名词体系和中国及全球基底构造单元和构造阶段的划分；提出了以泛大陆为准的大陆聚散周期和地球史上不同类别和不同级别的节律及其可能的天文控制因素；进行了全球古大陆再造研究，提出了地球演化中可能曾发生阶段性有限膨胀的设想，由此形成了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历史发展相结合的地球史观。在地质学史方面，他提倡以地质学科史和学科思想史为重点，以求“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多年来，王鸿老发表论文等230余篇，出版专著、图集等20余种，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集体，1982）、二等奖（1987、1991），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4），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特别奖（1996）。
王鸿老从事的是地质学的基础研究，能得到的经费不多。他强调的是先进的学术思想，有限的学术目标和明确的学术途径。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倡综合研究和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在组织科研项目时，十分重视团结，依靠多学科、多兵种的集体协作，用较少的经费做出了较多的成果。
教学相长 桃李满园
王鸿老一生承担着地质学科研和地质教学工作，并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从教60多年来，他热爱教育事业，富有献身和开拓精神，治学严谨，甘为人梯。在地质教育和人才培育方面，王鸿老认为应重视“德才兼备”，同时又要“不拘一格”。他特别重视发挥青年人思路敏捷、勇于开拓的精神，主张对青年人应当分清主流，不拘细节，既要放手，又要引导，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宽容对待，鼓励他们不受学派羁绊，大胆创新，科学求实。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2001年，他共指导硕士研究生19人，古生物及地层、构造地质和石油地质专业博士研究生23人，博士后5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成为我国地质学领域中的专家、学者或走上领导岗位，为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多的贡献。
在王鸿老看来，教学与科研是相互结合的。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在北京地质学院组织制订教学规划时，在地质类专业中尽量保留了理科地质内容，并倡议青年教师将教学准备与初步的科研相结合，并将部分高级教材的建设纳入科研规划的范围。王鸿老说：“当时我的教学和科研任务都很重，但我都没有放弃，而是把它们结合起来，协调进行。没有好的教材，就不能很好地进行教学，而好的教材只能来源于科研。所以，我认为教学和科研二者并无矛盾。”由于将教学、科研与教材建设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王鸿老在1956年出版了以中国资料为主的《地史学教程》，受到地质界的广泛赞誉，1980年又主编第二版，荣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1988）。
心系国事 参政议政
王鸿祯院士是民进会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政协常务委员。他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地为强国兴邦建言献策。他认为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是一个独有的、伟大的时代创造和创新，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没有的。王鸿老自认一生与地质教育和科研分不开，他在政协中的活动，也主要是在这两个方面。
王鸿老关心着地质教学和地质事业未来的发展，他的政协提案和发言也以这两方面为中心。他认为从上世纪50年代我国学习前苏联，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划分过细，过于重视应用，地质学也不例外。在当时急需建设人才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对的。但长期下去，对学科发展是不利的，对整个科学技术发展也是不利的。地质学是一个整体，科学技术更是一个整体。他认为我国在科技方面，长期以来似乎有两种偏向：一是重应用成效，轻基础理论，二是重前沿尖端，轻基本资料，导致了追求短期效益，影响长期发展。他在第七届政协科技专门委员会讨论中就表达过这些看法。对人才成长和“干部年轻化”的一些具体做法，王鸿老认为不宜人为拔高和执行过死。在第七届政协期间，他针对地矿部门一批成熟的科技骨干离职和下岗的现象写过两个提案，呼吁让他们充分发挥余热。
老骥伏枥 笔耕不辍
在多年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王鸿老一直把“拓宽追远，综合创新”作为自己的治学追求。 他还常常提出下列的铭语，作为自我策励的座右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生命之始，窥造化之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王鸿老常说，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做到科学求实，与时俱进。他在地质科学中的研究领域是广阔的，是不断扩展的，著述是丰富的和多样的。他虽然已年近九旬，健康情况也不好，但他仍笔耕不辍，今年春间还发表了论文，并完成了国外的特约稿件。我们高兴地看到他仍孜孜不倦地工作在地质理论研究的第一线，仍在为我国地质事业和地质科学的发展而不懈努力。
王鸿祯简介：
王鸿祯（1916—2010年），生于山东苍山，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1947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秘书长，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兼副院长，武汉地质学院教授兼院长、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民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民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民主促进会顾问，中国地质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顾问。
（责任编辑：温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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