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岚
北京西路与陕西北路的交界处，有一座建于1926年的仿文艺复兴时期的欧式花园住宅。透过围栏的空隙可以看到园内古木蓊郁，青藤逶迤。这里曾是香港首富何东的住宅，如今坐落着中国第一家出版工具书的专业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为采访余岚，笔者走进了这座静谧的花园。在这里的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办公室里，余岚非常投入地从事着出版人的工作。从选题策划开始，沟通、案头、整合、营销等一系列工作全都要涉足。一个真正出版人的职业特点，天然决定了她不仅是一个文化人，需要有坚守书香、传承文化的信念理想，而且也应该是一个职业经理人，需要有运筹资源、博弈市场的本领。
在这间办公室里，一个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的大书柜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我总是习惯把将自己编辑的书往书架上放，但是又觉得没有一本书真正属于自己。”望着鲜有空隙的大书架，余岚的表情有些复杂。这也许是真正的出版人共有的感触和境界：出版人，或许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者。然而一个有时代意识的出版人，一个站在历史文化潮头的出版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出版人，他们能开创新的风尚，能影响一个时代，尽管是为他人作嫁衣。
“一本书主义”
近日，由余岚担任责任编辑的名为《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在图书出版界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在这本书里，作者以丰富、准确的第一手资料，详尽地描述了“文革”期间上海市的人口状况、红卫兵串联、破四旧、计划生育、婚姻状况、粮食供应、群众报刊、毛泽东塑像、深挖洞等方面的情况，为读者提供了一幅这一特定时期上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画面。
余岚在为该书撰写评论时提到这部书的特殊价值：“这是惟一一套关于‘文革’时社会生活的书，与以往此类著作不同，该书没有把对‘文革’的研究停留在宏观的政治层面，而是把视野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底层，使‘文革’的研究不仅有政治运动的框架，也有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的血肉。”这篇题为《非常时期上海人的正常生活》的文章于6月初在《凤凰网》读书频道上首先刊载，随后被多家网站转载，余岚和该书作者也接受了多家平面媒体的采访，上了《东方早报》、《羊城晚报》、《大众日报》等平面媒体的重要版面。这套书在上海的几大标志性书店都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
在大量的出版资源里挖掘出有社会效益和市场价值的选题，并将之做成精品力作，是余岚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从她参与编辑的书作及获得的奖项上便可见一斑。自1986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出版社以来，她参与编辑了近千种图书，其中《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文物定级图典（一、二、三级品）》、《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上下）、《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上海大辞典》分别荣获了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上海图书奖一等奖、上海图书奖二等奖等多项国家级、地区级荣誉，《上海大辞典》还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
在出版社，余岚的勤奋是出了名的。每天总是几个最早来单位、最后几个离开单位中的一位。她告诉笔者，作为责任编辑，特别是大型工具书的领头人，除了勤奋外，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本书主义”。这个“一本书主义”不完全等同于中国现代女作家丁玲提出的“一本书主义”。后者的大意是指一个作家必须写一部立得住、传得下去的书，要有一本足以支撑自己的书，即“作品不能光图数量而忽视质量”之意。而余岚所说的“一本书主义”主要是指一个编辑在统筹一部工具书时既要有全局观，又要有局部的平衡，既要避免主要条目的缺失，又要注重每一个细节，本着“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辞海精神，做到“一本书，一个人，一个评价”。在这个基础上，争取出版一本代表编辑最高水平或者出版社最高水平，具有文化传承价值，能“提到某本书想到某个编辑，提到某本书想到某个出版社”的标志性图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主要出版工具书以及文艺类、社科类图书。担任出版社副总编后，余岚分管的是社科类图书的出版，这个部分占据了三分二的图书出版选题，出书总量最大，但是利润相对较薄，因此出版压力很重。“现在我上班主要做事务性的事，下班回家做责任编辑，偶尔写写短平快的小文章，往往是一鼓作气做完，很难沉下心来……”对此，余岚戏谑道：“这下我离心无旁骛的学者型编辑真的是越来越远了。”她告诉笔者，原先传统意义上的编辑是身在象牙塔里的专家，颇有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清高，而现在的编辑，案头工作只是占据了很小一部分，在选题策划、作者沟通、后期营销等方面倒是要花大力气，只有这样全方位的投入，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出版人。
请柯老作序
为什么要“入会”，这是笔者采访时必问的一个问题。当笔者再次抛出这个问题时，余岚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十多年前的故事。
记得那是1999年的春天，由余岚参与担任责任编辑的《上海名人辞典》历经磨难正准备发稿。当时社领导嘱咐要加强对该辞典的后期策划，提出是否能请著名作家柯灵先生为本书作序。柯灵先生的从文经历十分丰富，他写过小说，创作过剧本，涉足过儿童文学，编过报纸副刊……他的作品因为思想深邃独到、境界博大深远、语言炉火纯青而使他拥有无数的读者，尤其是他的散文语言优美而洗练，结构曲折而流畅，是他整个创作中成就最高的。那时柯老已90高龄，前一阶段还在医院昏睡了很久，身体非常虚弱，已很少进行写作。他会不会答应为本书作序呢？他的身体允许吗？
忐忑中，余岚在几日后的一个上午，来到复兴西路上的一幢公寓前，按响了门铃。门铃响了半天，却不见有人应门，难道柯灵夫妇不在家吗？正在诧异间，楼梯上走来了两位老妇人，走在前面的正是柯老的夫人陈国容老师。余岚立即向陈老师说明来意，陈老师不由地面露难色，说柯老为了编纂《柯灵文集》，每天要伏案工作10个小时，恐怕没有时间和精力替《上海名人辞典》作序。
这时偶然的一件小事成全了余岚。原来陈老师早上出门时把钥匙落在了家中，而柯老一则耳聋得紧，二则沉浸在写作之中，根本听不到门铃声。此时陈老师不禁焦急起来，担心老先生一个人在屋里不知会怎么样。余岚站在旁边急在心里，赶紧打电话与当地的居委会联系，帮忙叫来了开锁匠开了门。
陈老师走进内屋把正在埋头写作的柯灵先生请了出来。余岚见柯老精神尚好，来不及虚套，就直接说明来意，详细地向他老人家汇报了《上海名人辞典》的编纂情况以及全书的整体框架，告诉他《上海名人辞典》收入了1840—1998年来在上海这个风云流变的历史大舞台上出现的近三千个最鲜活、最形象的人物，目的就是使读者通过这些人物，从一个侧面了解上海、研究上海的历史，同时了解这些人物各自不同的追求和品格，思辨他们的言行，以把握人生的真正价值。柯老神情专注地倾听介绍，并要过了词目单，仔细地看了起来。他认为编纂一本关于上海名人的辞典是十分必要的，并爽快地答应为本书作序，就是不要催得太急。
随后的日子余岚不敢打电话，也不敢再跑去看他们，生怕两位老人以为她要催稿。2000年1月中旬柯老托人送来了为《上海名人辞典》所做的序，并打招呼，巴金女儿李小林看到序后，准备在《收获》上发表（此序在《收获》以《上海大梦》为题发表）。最后还谦逊地说，此序是否与《上海名人辞典》适合，请定夺。
柯老是在2000年梅雨季节的一个夜晚，化羽成仙，远行去了的。回忆起这段往事，余岚不禁感慨：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作家，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前夕还如此郑重其事地对待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的请求。这正如柯老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文品总是人品的表现，因为文艺是心灵工厂的产品，不可避免地要泄漏灵魂的秘密。”从柯老的为人和他的序中看到了他所流露的是真诚和坦荡，是无瑕的人品和傲然的风骨……
余岚告诉笔者，通过与民进前辈近距离的接触，他们的高风亮节已经让她钦佩不已，同时在出版界和文学界，民进有许多会员都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他们在专业领域的造诣又让她深深折服，于是当他们中有人向她发出“入会”的感召时，她立即欣然接受了。
要有知民度
作为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民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委员会主委、连续两届的静安区政协委员，谈起党派工作和政协工作，余岚提到一个词：知民度。这是民进中央原副主席邓伟志在得知余岚被推举为静安区政协委员时语重心长的告诫，也是她时刻铭记在心的三个字。
余岚告诉笔者，那是一次机缘巧合，让她有了当面聆听邓先生教诲的机会。当时邓先生说，做了政协委员就要有大局观，要立足于本职讲政治，首要的是要有知民度。后来，余岚又读到了邓伟志写的刊登在2002年3月4日《光明日报》上题为《首要的是知民度》文章。文中邓先生提到了“政协委员大多都有知名度。可是，最重要的是要追求‘知民’度。‘知民’是‘为民’的前提。知民之所言，方能为民代言。知民之所呼，方能响应民之所呼，方能为民大声疾呼。”“只有深入实际，只有沉到群众之中，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摸到群众跳动的脉搏。”
这些实实在在的话是一种鞭策，让余岚在出版业务日臻完善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作为一名党外干部，不仅是统一战线组织的重要成员，更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主体力量，要不断增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真正增强政治把握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为党派增光添彩。余岚连续多年积极参加了民进市委新闻出版专委会的课题调研，在调研中献计献策；认真履行政协委员和党派干部参政议政职责，不断提出为民办实事的提案。余岚递交的《努力营造静安绿化的“多样化”》的提案被评为2005—2006年度静安区政协优秀提案；递交的《关于加大对静安区域内文化创意产业的宣传力度的建议》的提案被评为2010年度静安区政协优秀提案。
在谈到对今后党派工作的建议时，余岚提出民进市委在参政议政工作上是否能进一步“巩固老阵地”，可以仿效有一定知名度和成果的“民进教育论坛”，尝试在一段时间跨度里开辟“民进出版论坛”，这里头大有文章可作，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如，出版业的专业化问题，传统出版业生存空间问题，出版业从业人员培养问题，图书的市场营销问题等等。她提出，中国要培养一批读者群，要增强全民的阅读量，使阅读高于生活。
采访时，笔者发现余岚一直将一句话挂在嘴边，那就是：要热爱党派工作，党派身份没有退休，党派成员不能混同于一般群众，要有进步性，党派才能立足。
（责任编辑：赵天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