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前二十七年（前清光绪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这是用新历推算的日子），我生在杭州府下羊市街金刚寺巷口一所朝西的、还是太平天国战争后仅留下来的古老宅子（太平天国时是一所当铺，铺名“元吉”）中。我的家庭历史是这样的，我家原在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胜武乡车家弄。高祖是一位农夫，名叫应凤。曾祖双名秀明，从绍兴到杭州，学做鞋子，是个工人，后来自己开起店来了，又是商人，才算入了杭州府仁和县籍。祖父呢，名文华，宇焕卿，“三考出身”，正路功名，在前情做京官二十多年就过世了。我的父亲字献臣，名叫琛书；当然承继书香，但只做得一个县学生员。

　　我五岁（实际不足四岁）那年的春天，有一天，我的父亲在内客堂中间摆了一张四方桌子，靠外一边缚上一幅红呢桌帷，桌子上摆了一到香炉烛台，为着给我“破蒙”，要拜孔夫子。给我破蒙的老师是头年（前清光绪十四年）浙江乡试第一名举人、俗叫解元的山阴王会澧先生，这就可以晓得父亲对我的期望了。

　　王先生到了，簇新的礼服，映出他那样风神丽的仪貌。更从他的谈笑里，显着他的得意。因为他正要上北京去会试，似乎指顾间“连中三元”可以操券而得。

　　我的父亲自然也穿着礼服，先请王先生拜孔夫子，随后自己也拜，随后便叫我拜。我拜得真神气，王先生称赞了一番，父亲便向王先生行托付礼，彼此互拜了一回，随后父亲叫我拜老师。

　　破蒙开始了，撤了香炉烛台，摆上朱笔砚台。一本罗泽南的《小学韵语》，是浙江官书局刻的大板，官堆纸印得雪白，铺在桌子左边。一个绿色花绸子做的书包，是四方的绸子，把三面向里搭起，再缝住了，便成了袋子，一面不把的角上，用黑色绸子挖了一个“如意”，镶在上面，又安上一条红布带子。书包里面放着一块木板，大小和书包差不多，板的一面，四边刻着古式花样，无非“双鱼吉庆”、“笔锭如意”一类，中间直刻四个大字，如“福缘善庆”一类，这块木板的用意怎样？或者是古代的“页”，为儿童学书用的（一般用的是板上用白缮粉涂着，可以写字）；或者不过为书包质软，借此村得硬些，以便儿童装书。

　　王先生当然衣冠端正，伊然人师地坐在上首，我就坐在左边。王先生指着《小学韵语》开首四句；“小学之道，诲尔童蒙（这句或者有些错误，记不真了）。蒙以养正，是曰圣功”叫我随他的声音念。教不到三遍，我就自己会念了。我的父亲自然笑开了脸，王先生也向父亲叫“恭喜”。

　　以后就是父亲教我了，当然继续读完这本《小学韵语》。读书以外，只有写描朱宇。我一写就很合式，父亲更是欢喜。

　　可是我家的生活，要靠父亲每月薪水收入维持的，所以父亲也不能准时地继续教我。后来几年，父亲因为我的两位堂兄要读书，请了一位萧山某先生来家，我也跟着读“大学之道”了。后来又换了一位塘栖劳先生。后来请不起先生了，把我送到邻居一位张先生家。张先生有学生十几个人，聚在一间小屋子里，真是一阵一阵老鸦叫个不休，好在我也不过随口乱叫，张先生也不过只要学生背诵得出，就算了事。

　　在张先生家读书的那年，我已十岁了，可是我还不过读到下《孟》（《孟子》三卷，下《盂》就是下卷），而且也不晓得里面说些什么，但是我的写字算写得相当好了。

　　这年十二月十二日（自然是旧历）下午，我的大祸临头了。这时我刚刚在那里叫“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我家一个老做妈妈来对我说；“履官（是我的小名），少奶奶（我的母亲）叫偌回去。”我早晓得父亲这几日病势沉重，听了，就把书包拿起，向先生作了一揖回家了。走入父亲房里，在父亲床前对面坐下，只看着父亲。父亲叫我的母亲拿长生果给我吃，我接着就不觉眼中要滚下泪来，正举起手来要向眼上揩，父亲便朝里睡了，大约也不忍看我。这夜子时（十一点多钟），父亲就撇下了我们母子兄妹四个过世了。

　　父亲在日，我已没有幸运好好地读书，何况父亲过去了。但是我的母亲呢，偏偏要从他老十个指头底下养活我们的生命，还要叫我承继祖父的“书香”，并且对我说：“你爸爸没有得志，是他一生的恨事，你要替你爸爸争争气。”所以请了一位父亲的学生孙先生来教我们兄弟读书，但是也不过和张先生一样。

　　我十一岁的冬天，母亲给父亲办葬事，父亲的好友汤颐琐先生从苏州来会葬，便带了我回苏州。明年，杨先生就馆到温州去了，却请了一位刘先生来教我。这位刘先生单名叫题，是苏州阊门外一位医生（自然是中医），所以订明是早来晚归的。他老真会教书，每日早晨九点来钟，我和一个邻舍胡姓的同学到了馆里，他老个别的替我们上新书，温旧书，新旧书都要能够背诵得热了，再替我们讲解。我虽则懂不得文法，却能了解书上说些什么。他老又叫我们写大字小字。末了是“对课”。这件事情，象是现在的造句子一类的意思，为做文的起码练习。那时做文，都是预备将来考试中秀才举人的，因为那时考试要做“五言八韵”的诗，诗是要讲对子的，所以从小就要来讲柳眼、挑腮、飞絮、游丝、青云、赤日、乱头风、长脚雨、红板路、白门潮，由一个字起到五个字，五个字能对，就成了一韵诗。譬如先生出个“一团蝴蝶梦”，我们对个“几处鹧鸪声”，便是写落花的一韵好诗了。

　　我当时只能对到三个字，但是他老出口，我就对上了。我那位同学天资比不上我，什么都落后，但是他后来也赶上我了。我们在三个钟头里把功课都做完了，他老真喜得要死，每日不到午时（十二点钟），他老便回去行医了。我们也觉得这个先生真奇怪，尤其是我，向来一窍不通，一忽儿觉得读书很有意思了。

　　可是不幸的事又临到我的头上，不到三个月，汤先生从温州来信接家眷了，刘先生自然不去，我却跟了姨子（就是扬先生的夫人，是我母亲的盟妹）到温州。汤先生是有名的学者，俞曲园先生的学生，诗文都做得好。他老原想自己教我的，但是他老文酒应酬太忙了，每晚归来，已是“鱼更再鸣”，就没工夫教我了，却叫我读《诗经》、《书经》。我觉得咯哩咯嗒，读都读不上口，哪里还记得上心，了解更谈不上了。但是三五日里，汤先生要我背诵一回，我真叫苦了，因为真是背诵不上几句。这样一年。母亲惦记我了。叫我的叔父来接我回杭州。

　　我十三岁的正月间（旧历）回到杭州，母亲已替我请好了一位张先生，教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读书。功课是和在苏州一样的，但是我依然得不到读书的味道。不到一年，我的家境也决不能够请生了，就进了一个“宗文义塾”，在“智斋”里从胡诵清先生读书。那时一斋里的学生，程度高的文章满篇，低的还只是背诵对课，我当然在低的方面，但是我却私下向同学里的会做诗的学做五言“试帖诗”（试帖诗是应考试用的），自然做不成功，我也觉不得读书的味道。

　　一年以后，母亲因我的身体不好，叫我回家（原来住在塾里的），在同巷的李伯伯家，从一位萧山人鲁六僧先生读书。还不是老方子的一贴药，仍旧叫我感不到兴趣，只是写字算越写得好了，因为我的父亲是书法有名的，所以大家也夸奖我。这年是中华民国前十三年（前清光绪二十五年），就是“戊戌政变”的后一年，李家请的鲁先生换了一位范成佐先生。范先生的教书，法子还是一样，可是活泼些，有一回事，却叫我大感兴趣。我有一个姓洪的同学，天资也和我仿佛，我们对背诵，往往要争先到先生面前，我坐得近先生些，当然容易先到，这一回，他乘我不备，早离了他的位子，但是我的眼快，便同时抢到先生面前了，因此他和我都背诵起来。范先生左右为难了，但是他老心里明白，我是后离座位的，他老就出题目了，叫我们都停止背诵，由他老挑出书里一句来，叫我们接着往下背诵。他老先对那位同学说：“你先背。”分明是照顾他的意思。他老就从《论语》里挑出一句：“不占而巳矣”，那位同学却背不出。他老又向我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我立刻接上去背诵了。那位同学自然只得捧了书走，气得几乎下泪，我却一面背诵，一面很得意的向那位同学笑。

　　这时，我对于《论语》《孟子》算能了解他们文法的部分了，就请范先生教我做八股文。吚晤吚晤地读了几篇“程文”（就是模范文），却爱上了俞曲园先生《课孙草》里“子路宿于石门”一章的一篇，因为有这样四句：“草草杯盘，席上之残肴未撤，荧荧灯火，室中之旧榻犹存。”觉得描写得有趣（这是用王安石的妹子作的诗改作的），就也学做八股文了。可是只做到起股，就不懂往下怎样做了。

　　头一年秋季，一夜，明月在天，我从外面回家，遇到有人慌张得很，担了泥菩萨搬家。我很奇怪，听人家说，原来康有为学了外国人，要开学堂，清朝皇帝听了康有为的话，要废佛教，拿天下庙宇来办学堂，所以那些尼姑先着了急，趁夜里这样赶来带菩萨逃难。我在那时，耳里早经听着“康梁变法”的话，晓得变法是为什么。那时杭州已有了一个“求是书院”，是新式教育机关（后来的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都是从它改的，现在的浙江大学也设立在它的遗址），我却还没有晓得。

　　这年夏天，才听说杭州办了一个“养正书塾”，是外国学堂的样子。还晓得我父亲的一位盟友宋浪之先生（也是俞曲园先生的学生）在这里面教书，我就向母亲说明了，要进这个书塾，母亲自然没有不答应的。

　　其实，这种书院、书塾却是不中不外不今不古，不过不得不叫他们做新式教育机关。养正书塾的程度。可以说是现在的初小二三年到高中的混合体。我进去的时候，里面有二班三班四班三个班头，二班学生不过六七个人，都会做满篇的文章，年纪也都在二十左右了。我呢，人学考试仍就是背诵一回书，因我还不懂做策论文，把我和同时过去和我一样程度的同学凑了一班，叫做新四班。

　　我在新四班里和萧山三个姓韩的同学算是一班的“翘楚”，其实不过能做一百来字长的策论。我在半年将完时候，星期做文，一连考上了七次第一，第二第三就是二个姓韩的同学。不到年终考试，我和两个姓韩的同学便升入老四班了。我在老四班里不过一两个月，国文第一又往往轮到我的头上了，所以这年年终考试的结果，我就升到三班。

　　我升到三班时候，只有一个算学教员赵望杏先生，是在四班里就教我们算学的，可是我对算学总是格格不人，一部《笔算数学》，做到命分就弄不清楚。好在那时还没有物理化学等科目，有的不过是历史地理英文。历史地理都无教科书，也是那时还没有编得出来，所以我们读的历史，是整部的《御批通鉴辑览》，地理是《水道提纲》，我对地理简直无从入门。英文呢，我对发音来得不准，而且很蔑视外国文，所以英文教员魏沖叔先生用尽方法引诱我。年考的时候，我的试卷稍稍象样，他老竟给我奖金。但是我总觉得这是鬼话，我一生的吃亏却在这里。

　　这时三班的历史教员是刚刚请来的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陈介石先生（名叫黻宸），他老的古文也做得好，我们当初并不晓得，只当是一位布衣布鞋的乡下老先生。他老一口温州话，我们初初也真懂不得，可是我占便宜了，因为我到过温州，虽则我在温州住了将近一年，实在没有和温州人正式接触，不过听听邻舍人家讲话，有了些印象，所以陈先生说出来，我倒觉得和“他乡遇故知”一样。我听了他老对历史上的议论，很感兴趣。他老因为言语不通，总是用笔来考问我们。他老不但“循循善诱”，还真懂得“不愤不启，不排不发”的教法。我们经他老几次的启发，没有不五体投地的归依他老了。我在三班里半年终了，又升到二班，便和原在二班的各位同学并驾齐驱了。

（责任编辑：夏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