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北方出了义和团的事件，欧美日本八国联军攻人北京，皇太后皇帝都向西安逃跑了。那时杭州有三份上海报纸，是《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但是我们书塾里只教员室有报看，我们哪里敢进去。这位陈老先生却常常把时事告诉我们。一日，他把我叫得去，告诉我联军进了北京，皇帝走了。我好象天向我头上压下来了，就号啕大哭。他老却不响，直待我哭得太伤心了，他才对我说：“你不要哭，慢慢对你说。”我听他的说话，好象基督徒相信《圣经》一样，晓得他老必定有个道理的，也就止了泪。他老说：“你去息息罢。”我内心还是凄凉得很，也没有话说，就退出了。

　　后来他老并不怎样特别地告诉我什么，但是、我们从他老讲历史里说到六朝五代和宋明亡国的事，我们不知不觉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了。他老又叫我们在课外看《天演论》、《法意》，和《黄书》、《伯牙琴》。《明夷待访录》一类的书，我们又不知不觉懂得须要革命了。因此我们考试文里也大变了色彩。

　　我在二班里，也是半年就和全班的同学一起升了头班。可是我苦了，因为他们的算学都是学微积了，而我连三角也学不好。英文也连造句还咯哩咯嗒，改学日文，又讨厌他总是鬼话。不过我在历史、国文、掌故（这门功课有些特别，大概等于现在的政治学、经济学里的概论，而又只限于中国历史以内，并且没有教本，只在《九通》里面自己摸索）方面的成绩，除了汤尔和、杜士珍两位同学外，我总超过其他同学们，所以保持了在头班的地位。

　　我在头班半年不到，和汤杜两位同学的成绩又超过了其他同学，忽然把我们三个加了一个特班生的头衔，却仍在头班里读书，这是在前清光绪二十七年上半年。下半年书塾里又出新花样了，加设师范生六名。备班学生一班，备班取来的都是象现在初小一二年级的学生。师范生呢，并非另开一班，也不增加教育科目，就是给我和汤杜两位同学，和还有周继善、叶诚然、龚寿康三位同学（都是头班生）加了一个职务，叫我们去教备班学失，不过不算正式教员，所以特立这个名目。

　　我们在备班里，一面是教师地位，一面还是同学地位。我们对于这班里的小兄弟，真是看得和自己的兄弟一样。而我们的教法，不但用了陈老先生教我们的方法：“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我们和他们真“德漠克拉西”。我们有时设了一个问题，反而自己退下讲台来坐在学生位子上，请他们里面自动要说话的上去互相质问辩难。所以他们也和我们亲热得要死。他们里面有一个杨崇英，是书塾总理的孙子，不过十二三岁，先和我在新四班里同学，他后来告退了，这时重复进来，他每次能够佩侃而谈。还有一个傅孟，也是了不得的。

　　这时，我们书塾里还没有体操，我们到求是书院里去看了一番，“不胜欣慕之至”，就由高级同学发起向总理（就是校长）上书，请求增加体操科目。起初总理以为这是不需要的，后来终究被我们的“绝妙好词”感动了，增加了体操。我对这事，倒大感兴趣，翻杠子、荡秋千，居然第二手。

　　我们又发起组织同学了，一个现在学生会似的组织，由我们几个高级同学来领导，虽则形式上很不完全，精神上倒很团结。我们几个人常常晚上到年级较低的同学宿舍里集合他们，作演讲、辩论，很似现在的座谈会。

　　照例，每年端午、中秋、年底三个时间，要由杭州府、钱塘县、仁和县轮流来考试。他们拿了卷子回去，评定了次第，五名以前都有奖金。有一回轮到钱塘县，知县黄大华先生，倒是一个有学问的，可是他偏闯了一个乱子。他随意把我们升降了，头班的降到三班，四班的升到二班，平日成绩好的偏偏都落入次等。我们大哄起来，好在校方并不依照他的评定办理，我们却大家都不愿意接受他的奖金。说也可笑，一共也不过五六十块钱（银元），我们却要办一个藏书楼了。汤尔和会刻图章，他就牺牲了石头一方，刻了”皆大欢喜楼藏书”七个字，捺在买来的一些当时新出的课本书籍上。那时杭州出了一份线装书式的白话报，其实都是求是、养正两校的教员的作品。我们就定了几份，供给同学看看。

　　这时，我的十七岁光阴过完了，养正书塾也改为杭州府中学堂，我们六个师范生都要在明年（光绪二十八年）暑假毕业。校方预定派我和汤杜到日本去留学，我们约定去学陆军，学了回来就好革命。（后来汤尔和曾去日本，一度进成城学校。）可是将要毕业的前两个月，却给我们一个留学计划的根本打击。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同学们合理的思想发展了，我们组织起来了，对于校方古典式的一切会表示不满。在历史上，学生一进了校门，除了工友们以外，都是师长，尤其是在四十多年前，师字是和天地君亲成了联系的，杭州人家家里往往供着一块天地君宗师的牌位，便可以晓得师字的尊严，所以书塾里的职员，人人自以为师，个个自以为长。我们塾里一位“学正”先生（类似现在的总务主任），真很神气，大家就把他做了攻击的对象，但是平常对他还是礼貌不衰。

　　二十八年清明时节，西子湖边，山盘翠髻，水皱青丝，柳似舞腰，桃如含笑，怎不逗起我们的春情。向来清明、立夏这些节日是放假的，这年却改了规则。我们向学正先生要求，请向监督（改学堂后，总理也改叫监督）商量，仍旧放假。他说：“不行”，自然大家不高兴。我们几个师范生却有点不师范了，就和几个头二班里的同学请了假，溜到西湖上，赊了几匹马，大家轻衫软策，游山玩水，好不赏心悦目。哪里晓得半路上碰着了学正先生，三名轿夫，一乘快轿，冲到我们马前，来个照面。彼此来不及招呼就过去了。这日晚上，我们就听见这位学正先生在那里和教员们说我们不遵规则，还有形容我们的两句话，是“扇子扬扬，马鞭挥挥”。我们想他也何尝守规则，大家就有了一肚子气。

　　一会儿到立夏节了，当然没有放假的希望，大家倒也不想出去。

　　一日，我们六个师范生正陪着陈老先生吃晚饭。（我们有特别权利在宿舍里开饭，请他老同吃。）忽听到楼下饭厅里那位学正先生的声音很高，还有拍桌子的声音。赶紧叫工友去看，他回来说：“邵师爷同傅少爷、徐少爷相骂，邵师爷坐得轿到监督屋里去哉。”我们赶紧下去一问，方晓得和这位学正先生同桌子吃饭的同学傅振绅（后来改名锐，宇毋退）、王孚，徐景清三位，吃饭时候谈天，被学正先生斥责了，所以争起来。我们晓得学正先生向监督那里一去，这三位同学定被严厉的处分了。向来我和汤杜两同学是被监督特别看待的，这时汤尔和因病睡在隔壁医院里，大家就推我和杜士珍也赶到监督家里去，好替那三位同学说说话。可怜，我们是一盏灯笼两条腿，怎样赶得过学正先生的轿子。半路上就看见“翰林院编修”的灯笼，晓得监督向校里来了，又急忙回身就赶。赶到了校里，只见全校的同学已布满在监督办公室外面院子里，好些教员都在监督办公室外面君子堂里，监督准备开除三位同学的学籍了。

　　我们几个高年级的同学都急了，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请总教习（陈老先生）来救救他们，就把陈老先生请来。他老一听要开除学生，便“怒发冲冠”，一口气跑进监督办公室，正碰着监督手拿朱笔要写开除条子（那时开除学生要监督亲笔用银朱写条子的）。他老迫不及待地向监督说；“不能！不能！”监督只是不理会，他老更急得喊：“先生，先生不能，不能！”监督才慢慢地说；“本监督自有权衡，该教习无得干预。’他老的“无明火”自然烧起来了。便说；“那末我辞职罢！”这句话方说出他老的口，这时我们也混在“君子堂”里，所以听得明白，便吓得往院子宣布，总教习辞职了。就有潮涌似的声音，“陈先生辞职，我们也走！”大家聚起来商量办法，一面凑出钱来租一所房子，预备暂时安顿身子，一面做了一篇呈文，直到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当时称为三大宪）那边去控告这位学正先生。第二天早是大家向孔子牌位行礼而别。这样一来，校方就用分化我们的手段，用感情来抽回一小部分，我们六个师范生除了汤尔和在病外，也都被开除了。可是监督写条子，不用朱笔而用墨笔，“以示优异”。后来我们还听得监督写开除我们的条子，还流了泪说：“我手里只造就了这几个人，偏还在我手里开除他们。”

　　说到我的革命思想，是发生在十六岁。那时，我读了王夫之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明季稗史》里面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一类的书，有了民族民权两种观念的轮廓，”这年又碰上了义和团的事变，八国联军冲破了北京，就峻深了我的民族观念，又读了些盂德斯鸠的《法意》、卢梭《民的论》的译本，和李提摩泰的《泰西新史揽要》（十三年，我代理教育部部务，后藏班禅喇嘛来北京，我去访问他的时候，遇见了李提摩奉先生，他已七十岁左右了。一口很好的中国官话。但陆丹林先生告诉我李提摩泰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七日死在伦敦，享年七十四岁。怕我遇到的是另一个李提摩泰。）一类的书，不知不觉地非要打倒满洲政权，建立民主国家不可，并且就想找同志了。

　　在同学里，和汤尔和、杜士珍也基于这点上拜了把子，还想向求是书院里找同志。当时求是书院里有蒋尊簋、蒋百里、史久光、李斐然、周承菼、许寿裳，钱家治等一辈，我们就想联络一起。后来二蒋和史、李、周五位都往日本学陆军，我们三杰（这是当时外面称我和汤杜的，因为我们在养正书塾里是特班生，同学就把我们和周继善、叶诚然、龚寿康联起来，又称六君子，这是他们给我们开玩笑的。那时距离“戊戌政变”不过两年，所以他们这样叫我们。）也决意待毕业后往日本学陆军，不想巴望得可以达目的时候，竟为了抱不平，帮同学，被学校除名了。

（责任编辑：夏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