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袁世凯想做皇帝，还有一段外交上的关系。上面提到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还不算什么，实际怂恿袁世凯做皇帝的是英国公使朱尔典。那时，英国和日本虽则结了英日同盟，但是对中国的权利竞争，日本是不放松的。日本为对付英国起见，却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二十一条固然是“乘势要挟”，另外还正式向袁世凯提出了反对他做皇帝的警告，蔡锷的能够安然回南，也得日本一些帮助。

　　在这年穿夹衣的时候（大概上半年），我和我的妻子去逛天坛，忽然遇到两人：一个“风姿 丽”，秀眼“虬须”，衣服整齐华美；一个瘦黑短小，乡气十足。那个“风姿 丽”的急急地走来，向我口称老师，我记不起他的名姓，面孔也并不很熟。他便自己说是从前两广方言学堂学生廖容，我觉得对的，是有这个学生。他又把那个乡气十足的介绍给我，叫他向我行礼，说是他的弟弟廖毅。我很注意了一下，怎样弟兄两个相差得这么多？廖容问明我的住处就分手了。

　　过了不久，他们来访我了，礼貌非常恭敬。廖容说他在总统府任顾问，住在西门外什么胡同惠州郡馆，请教我该读些什么书。据他说，愿意研究历史，晓得国家兴亡的道理。他的弟弟和他一样，也要多读书。我很奇怪他们竟这样好学。后来我去回看他们，一进住屋，便见四面皆是“史部”的书籍。廖容便问我读书的方法，我问他有什么志向，他说：国家没有大定，想求点“应世之学”。我很称赞他一番。他后来又来看我，方说出他离开方言学堂，是为了要推翻清朝，便入了洪门，洪门就是俗叫三点会的。他们以后常常来看我，问些国家事怎样办？到了这时（四年冬），我问廖容：“袁世凯要做皇帝了，你怎样？”廖容说：“回广东去。”我说：“光是回广东？”廖容便说：“老师想怎么办？”我问他。“你从前的旧部还在？不能再起兵讨逆？”廖容说：“可以的。”我说：“你回去就能召集？”他说：“只须三日就召集了。”我很诧异，这样容易？我问他，他说：“我往各人家里送一名片，我回家的信息就传遍了，他们自会得来的。我穿草鞋，三日便可走遍。”我就叮嘱一番。后来我回南了，果然得到廖容从广东来信，要我写一篇讨袁的文宇。我用“骈体”写了一篇“檄文”寄去，他曾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后来晓得他曾纠集七营的兵，随同西南各军讨逆。

　　这年的下半年（四年），北京大学请我在文学院担任教课。那时，章炳麟先生被袁世凯软禁在北平东四牌楼的钱粮胡同，住宅是前清小贵族的遗产，着实堂皇。可是除他本身以外，一概由警察总监吴炳湘包办。大门口呼么喝二的便衣警察五六个，算是他宅子里的门房。可是“上房”里只有一个听差，还带司厨。客人呢，起初只许两个人进去，一个是清史馆纂修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是章先生的弟子；别一个我忘记了。后来马裕藻、钱玄同、吴承仕和我都陆续可以进去了。我有时在北大上课后去看看他，有时我星期日去看他，一谈就是一天。有时他还要我吃了晚饭走。说起吃饭，可笑了，四盘一汤，菜不算坏。他呢，照例只吃在他面前的两盘菜，这倒不可笑，只是饭碗，筷子，汤匙都是银的，这是他吩咐的，因为他怕袁世凯下毒药，叫他死得不明不自。他根据了《洗冤录》的话，银子可以验毒的，所以这样。可是热气腾腾的饭拿不上手，汤喝不进口，我拿陪他吃饭，当作一件苦差了。

　　他在这样的生活里，自然痛苦极了。当他第一次被软禁在南下洼龙泉寺的时候，已经绝过一次食，我和黄节先生都写信给袁世凯的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请他向袁世凯说话，恢复他的自由，才由龙泉寺迁移过来，这时他又来这一套了。他绝食的第二日，我才得了信息，一清早由西南城赶到东北城，进了他的卧房，三条棉被裹了他的身体睡着。这是冬天不消说了，北方大家小户，都生火了，他住的房子又高又大，可是连一个白炉子也没有，因为他防袁世凯又用煤气熏死他。因此，我连一件敝裘大衣，也不敢脱，只是身上感觉沉重，两只脚几乎没感觉了，只好在他房里不停的兜圈子，一面走，一面向他种种譬解。他是九流三教无所不通的，寻常言语，休想打动他，幸而我还有几套，忽然谈孔孟，忽然谈老庄，忽然谈佛学，忽然谈理学；谈到理学，他倒感觉兴趣，原来他对这门，以往还缺少深刻的研究，这时他正在用功，所以谈上劲了。但是说到本题——劝他复食，他就另来一套。他说：“全生为上，迫生为下，迫生不如死。”这是《吕氏春秋》里话，他用来说明他绝食的理由，我又用别种话支吾了他，一直说到下午八时，他的精神倒越兴奋了，我的肚子里却咕噜咕噜地叫了。我看准了他不至于坚持了，便告诉他我受不住了，要他陪我吃点东西，他居然答应了。我便做起主人来，叫那位听差兼司厨的进来。好在他本来有侦探的职务的，一晌在房门外伺候着，这天他们这些特务个个心惊肉跳，为了要担责任哩，所以我刚开口，门帘就打起来了。我吩咐他做两碗鸡子儿来，因为饭是赶不及办了，也防章先生饿的时候多了怕不方便。一忽儿两碗鸡子儿搞到他床边，我先递一碗给他，他一口一个，不消一分时便落肚了。我再递那一碗预备我吃的给他，他也不推辞，照样落肚了。我算完了今日的任务，便叫那位听差兼司厨的给他洗面，又吩咐他们好好伺候，就离开了他。走近大门，那几位特务都排着向我恭恭敬敬地说一声谢谢。有一位徐一士先生根据钱玄同先生的说话，记这件事，实在有点不对。我也不用多辩，只把我身经的情形写在这里。

　　此后我更不断地去安慰他，并且去访一位吴炳湘的老乡、参政院参政、桐城派古文名家马其昶先生，想他能够和吴炳湘说几句话，却好马先生正要把他的著作《毛诗考》，托我请章先生批评，我就给他介绍和章先生见面，以后他的“门禁”果然松了许多。

　　这年寒假将近，我和汤尔和、邵裴子都不愿在袁皇帝“辇毂之下”混事，赶在他“登极”以前，我辞了北大和医专的教员，汤尔和辞了医专校长，邵裴子辞了财政部的主事，都离了北京。那时北京和上海的某报把我们辞职离京，当做特别的事情登了出来，我们本来都是光蛋，无乡可归，这样一来，只好借光上海的租界了。我住在卡德路祥福里，恰巧对门往的是我的破蒙老师王解元的姊夫杨霞丞先生（杨先生在辛亥年做云南提法使；云南光复的前一日，总督李经羲叫他进衙门去，对他说：“吾辈在位，事急惟有一死。”一忽儿李夫人着人把李经羲叫了进去，好久不出来，后来听差的出来说：“请杨大人回去吧，我家大人出城去了。”杨先生回到自己的衙门，家口已不知去向，这是杨先生亲口告诉的），因此，晓得王老师也在上海，还住在相近的善昌里，二十多年不见的师生竟得见面了。

　　王老师的大哥哥叫王会日，后改名一个焕字，别字辅丞，是一个前清的工部郎中。他和他的大哥哥都和大刀王五有交情。王五是著名的镖师，北道儿上绿林中人奉他做领袖的，由此可见他们弟兄的气概了。我十一岁的时候，正是他们死了母亲，我渡钱塘江去悼丧。那时正是前清光绪二十一年（甲午后一年），他们在家里吃饭，桌上都铺了白布，也可见他们“维新”得早了：那位辅丞先生和一个满洲人寿山有交情，寿山很贫，王先生常常照应他。寿山做了黑龙江将军，就把王先生“奏调”同去（奏调是向皇帝说明被批准的），一切都托付王先生替他办。不想庚子义和团的事变，寿山也要尽除黑龙江的中外教士和外国商人，王先生和他大争一番，竟被他杀死。

　　王老师由举人拣选知县（俗叫大挑知县），分发河南，他虽则做了两任官，但是不会弄钱，却会用钱，结果，亏空了官款，被袁世凯下令查抄家产。可是，他那时已无产可抄，躲避在上海，身边算有一件青铜器，倒是被金石家“著录”过的，但也不过值得八百上千吧，其余有点书画，如他的老乡赵之谦的手笔一类，后来由我介绍一位朋友辛亥革命时候攻打南京的炮兵统领徐朔（徐绍帧部下）给他代为销售度日。不久他死了，我也窘得不能帮助，还是请徐朔帮助他的后事。

　　在我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去和章先生商议倒袁的事，章先生嘱我找张春先生商量。当我最后和他分别的时候，我很为难过，一则我好象是他的护卫，我离开了他，不晓得以后他又怎样；二则他向来送客不出客厅的，这时，他不知不觉下了台阶，看他是不愿意我走开，但是我怕特务们的注意，不得不低了头快快地离开了他。所以我为他做了一首《高阳台》词：

　　烛影摇红，帘波卷翠，小庭斜掩黄昏。独竹雕阑，记曾私语销魂。杨花爱扑桃花面，尽霏霏不管人嗅。更蛾眉暗上窗纱，只是窥人。

　　从前不解生愁处，任灞桥初别，略损啼痕，争道如今，离思乱似春云。银笺欲寄如何寄？纵回文写尽伤春，亲人遥又过天涯，断了鸿鳞。

　　这是我回南后一年（五年）春天写的，那时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可是隔了一个多月，他的信来了，他发信的日子，有邮政局的钢印，是洪宪元年五月三日，我收信的时候，邮政局钢印上没有洪宪元年，仍就是中华民国五年了。这个信封我认为很可宝贵，已送给浙江图书馆或博物馆了，抗战后却不晓得还在？

　　我在上海住了几个月，生活没法维持了，应德闳先生送我三百元早用完了，我把明初板《洪武正韵》一部，谭献过校的《意林》一部和别一部记不起名的托朋友向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卖了十六块“大洋”，也不够付一个月房钱。幸而天气向暖，把在北方必需的几件皮衣，一股儿连箱子交进当铺，得了八十多块钱。终究不是“持久之道”，总算命一不该绝，浙江独立了，莫永贞先生做了财政厅长，龚宝铨把我介绍给他，莫先生马上把我“经师人师”的恭维一番，请我屈就他的秘书，其实我正不得了呢！

　　我因此便搬家回到杭州，住在饮马井巷一所古旧的房子里，这所房子经太平天国的军人住过，楼上房门上还有他们写的什么囗大人囗大人奉命囗囗在此住囗夜字样和秧歌式的小调（并无正确的革命观念），可惜我不曾把它摄个影下来，但是值得记念的吧！天国军队走了，头一个住这所房子的是刻榆园丛书的许益斋先生，他的名是一个增字，别字迈孙。他是一个有名的幕僚，欢喜藏书，校书，还喜刻书，词也填得不错。这位先生在杭州声名不大好，他抽大烟，也喜打牌，他有六七个姨太太，但是他的姨太太可以来去自由，他的人生观，真做到一个达宇，所以一般人都毁他，只有一位“言行不苟”而且为清末有名“循吏”的陈豪先生（陈效第先生的父亲）却和他做朋友，还要好。清末一位达官兼文学家的樊增祥，来到杭州，特地去拜访他，说他是“晋宋间人”。这也算这间房子的历史。

　　这年九月，莫先生要到北京参加财政会议，他问我高兴去北京逛逛？我做他的秘书，自然不能说不高兴，而且我也很恋爱北京，就比他先到了北京，和他同住在白庙胡门的大同公寓。可是整一个月没有见面，我还是逛琉璃厂、跑医专，找汤尔和谈天，那时他和邵裴子都复员了。一天，我的那位陈老师，说起国公里许多浙江同乡（陈老师这时做众议院议员），想叫蔡鹤卿（蔡元培的别字后来改做子民）回来做浙江省长（这时蔡先生在德国），打了电报去，他回电说，回来是可以的，但不愿做官。我就和汤尔和说，北京大学的校长胡仁源有点做不下去，何妨把蔡先生请回来替代他。汤尔和说，这是很好的，但是蔡先生不是办事之才，你可以帮助他？我说，人家恭恭敬敬把我猜得去，完全不拿“僚属”看待我，我现在怎样可以就说辞职？但是我有办法，我们只须把北大内部布置好了，就不使蔡先生为难，以后更无问题了。我想找陈仲甫（就是陈独秀）来做文学院长，是很适当的，理学院长让夏元 担任，声望够的（他是夏曾佑先生的儿子，德国留学生，本是北大的教授，研究相对论），法学院长仍旧不动吧，另外请沈尹默在实际上帮忙。汤尔和连声说好。第二日，他就去和教育总长范源廉说了，范先生正找不到北大校长，开心得了不得，一面打电报请蔡先生回来，一面便向总统黎元洪说明，自然绝无问题的发表了。

　　我在北京住了一个月，觉得老是闲逛，兴趣索然，便留了一封信给莫先生，径回杭州。刚过阴历的年，忽然来了两位远客，就是廖容兄弟，他们倒地便拜，我们聚了寒暄，谈了一番讨袁的经过，他们便告辞，仍旧往北京读书去了。我也得了蔡先生电报，叫我回北大担任教授，我才向莫先生请假，先到北京看上一看，后来终于辞去浙江财政厅秘书任北大教授了。

　　廖容兄弟晓得我又到北京，仍不断地来和我谈，谈的也更深了。廖容以为看中国情形，仍须有从草莽起来的，才可平定，因此想出居庸关走沙漠，结纳马贼，树成势力。但是关外没有满洲、蒙古有力的人介绍，不很方便。他们就靠着他们的叔父和前清湖北按察使梁鼎芬是要好朋友，这时梁鼎芬是宗社党的领袖，他们便由梁鼎芬交结了前清陕甘总督升允。张勋复辟运动，他们事前晓得。了，来告诉我，请我早早避开。我正要趁暑假回南，果然我离开北京，东华门的事情就发作了。他们得升允的介绍，到满洲蒙古各处王公那里，一度和白俄谢米诺夫也有往来，所以他们到处毫无阻拦，有时仍入关来，必来拜我，商榷方略，廖容文秀不改，廖毅却完全象蒙古人了。我留他们吃饭，廖毅一下子八碗落肚，还说可以再吃。他们谈起和马贼决斗，有声有色，连我也把在广州长堤跑马的兴子引起来了。从十一年以后，他们竟不复来，后几年忽然在北京报纸上见到奉天破获宗社党，有廖毅的名字，巳被张作霖杀了。廖容究竟怎样，到今还未晓得，但他们决不是想替满洲爱新觉罗氏复兴社稷。那是我很晓得的。

　　我在北大仍取教书不问别事的态度，因为一则我晓得自己没有办事的才能，在医专的时候，还兼办文书；但是，极平常的一件公事，我还不能办得“恰到好处”，时时要汤尔和修改，觉得经过他改以后，就情理都合，因此，我便看得事真不易办，也就不愿再问别事了。二则我从元年起，就决心做学术上的工作，便研究中国的文字，要写一部《说文解字六书分纂》，——后来改了“体例”，叫做《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这时兴趣正是浓厚，又加我在北大担任着老庄哲学的科目，感觉到庄周的学说和佛学太相象了，便要参考一下佛学，所以也没有时间去问别事。

　　可是，事情找上我了，“平地一声雷”的“五四运动”在我埋头写书的时候爆发了。这是八年五月四日；我完全没有得到一些消息，突然听到各大学的学生会集在天安门，要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绝日本对胶济铁路的要求。还一条长蛇阵式子直向赵家楼找卖国贼，赵家楼是外交总长曹汝霖住宅所在的地方，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曹家，听到消息都逃避了。他们扑了个空，有人冒火了，便演成一出火烧赵家楼。因此。被认为现行犯的许多学生如许德珩、蔡海观等都被捕了，这样事态使扩大了，各大学都成了怠课状态。

　　在学生和政府相持的状态底下，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张小小便条，说什么“民亦劳止，讫可小休”，“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径离开北京上天津了，失掉一个学生和政府中间的“第三方面”，事情更难办了。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先生一天把“传单”塞满了他的西眼上两口袋，跑上城南大世界最高的楼上，把传单雪片地往下散，因此，陈先生也被捉将官里去。

　　这时，北京各公私立的大学（那时，国立的除北大称大学以外，如法政、医学、工业、农业，都是专门学校，还有男女两个高师，一个明年便改做专门学校的美术，当时称做八校，此外如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汇文大学等都是私立的）的校长无形的成了一个集团，各校教职员也各自组织起来了，学生自更不必说。

　　到了五月快要过完，没有解决的希望，学生就想罢课。教职员方面怕一罢课学生就散了，而且正近放暑假的时候了，因此劝告学生，学生方面也有“持重”的，所以头一次开会没有通过。但是，他们想了分组游行演讲的办法，终究在五月底宣告罢课，教育园地里成了“遏密八音”的气象。（待续）

（责任编辑：夏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