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队在街头巷尾，三五成群，高举白布旗子，写上“山东问题”等等口号，背了板凳，站在上面，向老百姓演讲。起初大家理会不了，经他们“锲而不舍”，终究唤起了群众的觉悟。军阀政府的领袖徐世昌不能不理睬了，据说，他听了三个卖国贼里面一个叫做陆宗舆的话，居然下毒手了，把一群一群的大小学生（那时中学生也响应了）捉来，送到北河沿北大第三院（法学院），把他们当囚犯似地关着，把北大三角形的三座校舍，都用兵围着，校舍门外排列了帐篷，真有“连营七百里”的样子。

　　那时，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会，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由北大教职员会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也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后来康先生因心脏病死了，我就改任主席，沈士远（也是北大教授）任书记，我因此和北京教育界发生了紧密的关系。长长地十几年里，教育、革命、抗战虽则说不上是我领导着，我也不客气地承认我是关系人里面重要的一个。那时，由教职员会联合会向政府说话，所有披露的文字，都出于我的手里，我倒得了机会，习会和人打笔墨官司的一套，直到我最后离开北平（我在二十五年夏天最后离开北大，那时北京已改名北平了），如果编一册“代言集”，材料倒也不少吧。

　　关在北大第三院的学生们，整日水不到口，饭不入肚。教联会的各校代表得了消息，设法送茶送饭，都不许进去。直到第三日舆论起了反响，学生的家族也和政府打麻烦了，一辈军阀政府的官僚，还读过些四书五经，舆论倒很注意的，所以茶饭也得送进去了。

　　教联会推举了八位代表，要进去看看这些被幽禁的大小朋友，起初照例不许，不想恼了一位汇文大学的代表（汇大是燕京大学的前身）美国人博晨光，他竞大踏步朝里走，我也戤着他的牌头，冲了进去。那些武装同志，对于“洋大人”是不敢得罪的，和我也不为难了，只拦阻了其他六位。我们到了里面，大小朋友们自然好象见了亲人一样，个个跑过来，要说不说，只表示着一种形容不来的感情。终究我是中国人，被他们格外亲热，博晨光也就此走了。但是我刚说了一句安慰的话，倒惹动了他们的反对，他们却要求我演说。我想在这种“武装同志”监视底下，好说什么话？却又不能不允许他们的要求，一时心灵起来，想这些“武装同志”“来自田间”，“目不识丁”，我只要“咬文嚼字”，他们是不会懂的，因此，有恃无恐，很安详而慷慨地把外边消息隐约告诉了他们，再鼓励了他们一番，赢得他们个个拍掌，我才转了“词锋”，劝告他们各自回家（这是监视的“武装同志”嘱咐过的），他们却回答我一句；“宁死也不回去。”

　　这样三日，自然有人向政府说，这样的办法不妙，徐世昌也识风头，就解围了。这时，教育总长范源廉辞职离京，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我们教联会代表头二十个，死缠住了他，好象讨债的，他也只得“挂冠而去”，来了一个和教育界太无渊源的傅岳芬，也了不下这个风潮。可是，风声早已传遍了国内国外，学联会派了代表向上海广州进发，全国大中学生都响应了。“五四运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为外交问题，在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底下，改成了一个时代意识，被青年首先接收去了。因此，上海教育界的人们和工商界的知识份子发起了拿罢市做后盾的要求罢免三个卖国贼，才把徐世昌吓倒了，给三个卖国贼做些假面子，准许他们辞职，才算结束。我呢，在这次大风潮里，接触了官僚的作风，也算得些不需要的常识，我的办事也相当老练起来了。因为从“五四运动”开始后到结束，教联会是我主持着。

　　有一件事情，可算“五四运动”里的插曲吧。在风潮高长的时候，我是每日从早晨八时到晚六时，有时直到八时以后，都在沙滩北大第一院（文学院）三楼临街中间一间教员休息室呆守着，为了保持各方的接触。有一日，我已回家晚饭，忽然得到电话，是休息室工友打来，叫我去开会。我想，有什么会？向来有会，我总事前接洽的，这是什么会？但是不好不去。到了第一院问起工友，他只对我说；“东屋里开会啦，有人在签名啦”，我过东屋去一卷，长桌上摆了一本簿子，写着：“北大迁往上海，老师同学愿去的请签名。”（原文记不清了，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员学生签上几个名宇，我还记得有“五四运动”的“巨子”北大同学博斯年、罗家伦的大名。我想，这真怪事！是什么人的主张？我便退口休息室，且看动静。一忽儿刘文典先生来了，他说：“开会？”我说：“不知道，不过你可以往东屋里看一看。”他听我的话有点蹊跷，一看便来问我：“你看怎样？”我说；“我们不是要奋斗？奋斗要在黑暗里的。”他转身便走。第二日，他来告诉我：“昨晚我把你说的话告诉了独秀，他说：‘你的话很对。’他已把傅斯年、罗家伦叫去训了一顿。”果然，这件事算就此不提了。

　　但是五四风潮虽告结束，蔡先生却回了绍兴，不肯再做北大的校长。因此，各大学的校长也不敢“复职”。各方又费了一番心思，教育部和校长团、教联会、学联会都派代表南下挽留，蔡先生还不肯回校，终究由校长方面挽留蔡先生的代表汤尔和替他出上一个主意，叫他的学生正在江苏教育会办事的蒋梦麟做代表，替他回校办事。可是，蒋梦麟先生在北大里毫无根瓣，拿什么资格来替蔡先生代办校长的职务？北大里原有几位怕江苏教育会来抢北大的，便放了空气；可是，蒋梦麟先生已经到了北京。假定不让他来做代表，连蔡先生也不回来了，仍就妨碍了大局，又是我在里面疏通疏通。幸而蒋梦麟先生很识相，在某晚出席教职员会上很谦虚地说：“蔡先生派他来代捺捺印子的，一切请各位主持。”因此，大家也没有怎样他，只得在评议会上通过了聘他做教授，担任总务长，从此蔡先生离开学校的时候，蒋梦麟先生就代理校长了。

　　评议会是北大首先倡办的，也就是教授治校的计划，凡是学校的大事，都得经过评议会，尤其是聘任教授和预算两项。聘任教授有一个聘任委员会，经委员会审查，评议会通过，校长也无法干涉。教授治校的精神就在这里。表面看来，校长只有“无为而治”，什么权力好象都被剥削了；但是，北大在连续几年风波动荡里面，能够不被吞没，全靠了他，后来北京师大等校也仿行了。我算不断地被任为评议员，直到十五年张作霖据北京，我离开北大。

　　“五四运动”后安稳不到一年，北京大小各校教职员因挨不起饿，发起了一次“索薪”运动。这时，因五四的经验，大家都晓得组织的重要了。运动开始，便组织了“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联合会”，除了私立各校以外，大、中、小几十个学校都联合了，声势自然不小。我呢，又被举做了主席。这时，我真要红得发紫，因为我兼任高师、医专的教员，所以，不但北大教职员会是我主席，高师、医专也硬把我推上主席，因此，我办事很有把握，而学生联合会又有了紧密的连系。政府觉得很讨厌，就用分化手段来对付我们，把京师学务局管辖的中小学分化了出去，我们也用一点手段，对付政府当局。当时的政府当局还晓得老夫子不好过于得罪的，对于我们的要求，三件敷衍两件，我们也将就了事，算没有把一个团体公然崩溃，我也得了一个教训。

　　到了十年春天，大家又不耐饥了，而且实在没法维持了，而且也觉得政府对于教育满不在意，只是做它妆点门面的工具。因此，除索薪以外，还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并且拒绝了他们敷衍的办法，罢课相持，直到六月三日：那时，教育部长早已没有人敢做，由一位教育厅长马邻翼升任次长，代理部务，这位马先生忒大意了，不但毫无预备，冒冒然来就职，而且对几十个老夫子的代表礼貌不周，已经引起了反感，他又大胆地答应了发还积欠薪金，他并不晓得积欠薪金总数有七八十万，政府是无法筹措的，而且他并不先查一查，各校教职员一再地辞职在先，才后“索欠”的，他不经过慰留，便许发清“积欠”，这样，便激动了大家必须叫他立刻发清，自然是办不到的；同时国务院秘书长郭则 也不会应付，早为教职员所不满；所以到了这日（六月三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上年分手的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地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三五千人，都齐集在教育部内外，请马代部长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马先生倒并不推辞，可是，总统府早已关了新华门（总统府大门），布置了队伍，在门外迎接我们，我们一到，就被拦阻，就被枪击。我是以八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的身分，和联合会书记李守常（大钊）先生走在教职员学生前头。我和几个同事都被打得头青脸肿（沈士远先生也是被打的一个），徐世昌还要非法惩办我们，我们受伤的住在首善医院，被他派下等特务看守住了卧室。但是，人家劝他不可大意了，教书先生惹不得的，何况实在是政府对不起他们，他才走向法律路上，说我毁坏他的名誉（这是他要法律解决，法官说：“无罪可附，只有这样的一个罪名还可以办”），向法院起诉，前清皇帝载 曾告章炳麟先生到上海会审公堂，这番我被大总统告到法院，也可入了“同书”。结果，我们固然白挨了打（首善医院的医药费倒是教育部担负的），他也失败了，因为我已设法迁人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我要谢谢一位徐鸿宝先生，他是替我设法，而且护送我到医院的），法院没法“传案”，而且各校教职员说：“要‘传案’大家都到！”后来因暑假已过，非开学不可，由各大学校长等和教育部商量，拉了两位做过国务总理的，一位汪大燮先生，一位孙宝琦先生，一位做过教育总长的张一麟先生，还有一位是清朝广西布政使、辛亥革命时反正、做了广西都督的王之祥先生出来转圆，他们三位先到医院来慰问，才后法院派了法官，便衣私入医院，用谈话式问了一问，就算了案。

　　六三事件的规模，不下于“五四运动”。它也是有革命意义的运动，而且“事闻中外”，受到国内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也给我们正式的援助，北京军阀政府的威信就此一落千丈。后来徐世昌又被他的部下一逼，溜之大吉地下台了。

　　我这次受伤，虽不曾流血，血却瘀积在脑上，时时发病，并且神经衰弱的旧病又发了（这因上年为教育经费问题每日开会，有一日，从午前八时起直到午后八时没有五分钟停止说话的，散会后在中央公园里吃饭，一下子跌倒了，以后就犯了这病），日夜不得睡眠，医治了几个月，还没有大好，因此请假口到杭州休息一下。不想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上年因学生施存统（就是施复亮先生）做了一篇叫《非孝》的文章，闹成一次大风潮，校长经亨颐因此离校，接替他的姜琦，是一位教育家。但是，那时一师学生自治会做了学校的主体，校长“动辄得咎’，姜椅干不下去，借要往美国的理由，坚决辞职；一师这个学校，是浙江惟一前进的，一般的人尽管有“食指动”的，却不敢去惹他，急坏了教育厅长夏敬观先生，晓得我回杭州，就托我的朋友诸宗元先生再三再回地要求我去担任，终究在有条件的底下接受了。

　　我虽则做过头二十年的教员，却不是教育家，我没有办学校的经验，我就拿北大教授治校的办法推行到一师，同时仍不去削弱学生自治会的权力，调剂了一下，算得相安无事，到得第二个学期，有一次为一件什么事和学生会代表谈话，有一位代表对我语言失礼，我觉得办教育的失了信仰，只有立刻离开学校，便提出辞职书，可是，学生会也马上推了代表来挽留，只得忍耐一下。

　　杭州教育界分成两系，一系是前进的，一系是保守的（其实是饭碗主义），保守系里有我的老师和学生。自然，我在本省早有地位，又加我在北大地位也不算差，他们晓得我不是他们的俦伴，但是，也晓得我是不容易攻击的，因此，转用柔术进攻，就是从各方面来拉拢，可是，我有我做人的一套法宝，就是“独立而不倚”，他们也没办法，不过他们背着一个教育会，甚至还有一个省议会，都可以替他们出场的、支撑的，我不免有单枪独马的顾虑，我倚靠的只有自己的队伍——学生了。

　　一师的校舍建筑在前清光绪末年，大概是工料的关系，到了这时，屋顶损坏，有坍塌的危险。前任校长提出修理案，省议会总不给他通过，我觉得我怎样担得起这个责任？将来有点问题，就给人们一个攻击的题目，我先招待省议员茶会，希望他们明了情形，给予通过修理案，可是，只到了三个议员，一个是沈玄庐（就是沈剑侯），我晓得他们不来的意思了，我只得用点小手法先得了财政厅应急费三千元，后来还在省议会里正式通过。这件事情给学生晓得我对学校前途还有办法的。但是，我觉得浙江的教育需要改革，要打开这个环境，不是一个中等学校校长的我容易办到的，不过我决定想做一番工夫。

　　我看到杭州教育界保守派的几位人物，真正觉得太卑鄙了，怎样可以“激浊扬清’了有一次是教育会推我和一位私立体育学校的校长王先生做代表去见省长；王先生是保守派里的一位健将，而且专门放炮的，还喜出风头的，所以推代表常常有他。这次我和他到了省长公署，一位招待员是我的朋友，很客气地邀进了招待室，我们照例递给了名片，我的名片上向来不写什么什么头衔的（后来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才用了一次头衔，是为火车上的方便，也不用在别处），只告诉他是代表教育会来的，可是，他和我们“寒暄”了，又闲谈，没得谈了，请我们看报，我莫明其妙地等了四五十分钟，耐不住了，请他替我们传达吧，他做手势，表示省长正在睡午觉，我冒火了，我说：“我的学校里有事，不能再等了！”他才急急起身进去通报，居然就来请了。我们见了省长（沈金鉴先生），我便说：“我们是为公事来的，已经在招待处等了四五十分钟了，我们都有职务，以后有事再来，请省长早点接见。”省长倒很客气，说：“我不晓得，他们不该这样。”可是，我看那位王先生好象出了神，我把公事说完了，他也不发一言。

　　不多时（十一年夏天）教育厅长夏先生要辞职了，那时，厅里一位秘书许宝驹先生，是北大毕业的（却并未听过我的讲），杭州第一中学校长黄人望先生，是我北大的同事，又是我介绍给夏先生的，我们商量，要改革浙江的教育，应该和厅长是一条路的人，夏先生走了，后来的是谁？和得找？他们两位就主张我们自己来。因此，许先生就到北京和蔡元培先生和教育界几位浙江同乡讨论了一下，他们都觉得是对的，恰好那时一位教育次长全绍青，是北大同事李大钊先生的朋友，经大家把我提出来做继任的预备，请李先生介绍一下，不想马上就发表了；那时，各省都有督办军事的武官，可是文官都要得他的同意，往往他不同意，就不得到任，督办浙江军务的是卢永祥，他比较算好的，我呢，有倔强的脾气，总不理会这一套，可是，我不得不先去见一见省长，省长是领过我的教的，非常客气。但嘱我须得去见一见督办，我只得照例“衙参”了一次，卢督办却也客气，我就到任了，同官自然也不得不去访谒一次，此后就都没有特别见面了。照例，新官上任，僚属要更动一番，而且上司还要推荐些人，叫你不敢不用，我是定了主意不敷衍的，且喜督办、省长都不交下一张条子，后来听说，有人去找省长的“八行”，沈先生对他说：“别处我可替你出信，马厅长那里我出信也无用的。”他竟不给一封“八行书”，当时经过宣传。我便清爽得多。

　　不凑巧，浙江起了大风灾，十一个省立中学，十一个师范学校的校舍，多半遭灾，墙坍屋倒，雪片的告急文书望厅里飞来，我觉得这是件棘手的事情，因为必须经过省议会才有办法。不想那位教育次长全先生，他以为自已是医生，不懂办教育，却找了他的同行汤尔和去替代他。一转眼国务院改组，教育总长王宠惠任国务总理，汤尔和升了总长，他便不经我的同意，发表了我署教育次长，而且浙江教育厅长放了一位张宗祥，是我的朋友。这时，我正要带了视学亲到各县视察教育，弄得尴尬得很；因为汤尔和相信他和我的交情可以不必征求同意，我一定会去帮助他的，而我呢，因为和北京教育界的关系也不得不去，希望更有作为，更不得不去，张宗样已急急来上任了，我不得不让他，但是，我晓得改革浙江教育的希望，是没有了，因为张先生不是担得起这种责任的人。我在依照我预定的计划，巡视了萧山、绍兴两县，就算给浙江乃至全国开了一个教育厅长不专在公事房看报告的风气，我就到北平就教育次长的职了。

　　我在教育部，大概不过四个月，总算承各校旧同事的情，没有“素薪”的风潮，但也办不了什么事，一件中等教育“三三制”的改革，我也不过随同“画带”；因为这个制度是黄炎培先生们研究好了，汤尔和赞成，我只觉得旧的四二制是有弊的，也需改革罢了。（待续）

（责任编辑：夏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