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榻上，有人来告诉我：“评议会议决，许你请假一年。”我说：“我援评议会议决教授请假规程，教授满五年可以休息半年，得支全薪，休息一年，得支半薪，我到暑假，已满五年，我为生活关系，请假半年，怎样会给我一年呢？优待我？怕你听错了。”他又打听了一下，再来告诉我；“没有错，问过出席会议的某系主任，他说：胡适之先生拿出一张字条，说；‘马先生请假一年’，就通过了。”我再请人打听一下，果然不错，我就提出了质问，蒋校长没法答复，只说；“仍送一年的薪水好了。”我说：“不行，决没有我请半年假，反而给我一年的，除非有理由。”这样一来，自然逼得我提出辞职书了。原来，他们给我一年的意思，是想叫我离开北大，因为北大的教授，还是每年送一次聘书的，如果我请假半年，假满仍就回校，因我和北大的历史关系，不容易不继续聘我的。

　　我提出了辞职书，就有一个听我课的女生（万仲寅）来说：“女同学已决议向学校当局质问，必须挽留先生。”我说；“谢谢你们：不必，我向来‘言出事随’，挽留也不留的。”接着，男生方面也来请我绝对不可辞职，各校学生会也来请我“打销辞意”，我都谢了他们；“不要把我这件事，弄得这样严重。胡先生呢，许有不满意我的地方；（注２）蒋先生和我有交情，我不愿叫他为难。”

　　蒋校长派秘书长退回我的辞职书，我不受，他自己来了，“道歉”一番；谈到适之，他也承认对我有不满，不过为着要我加增教课，我不答应；原来这时定了一个新例，教授每周至少担任八小时；我呢，只担任五小时，教的只有两门科目；但是历来已久了；从“六三”受伤后，身体总未复原，所以学校也优待不计；蒋校长提了这话，我就回答他说；“别人不提，你是从‘五四’来都晓得的，我替学校出过多少力，蔡先生曾在给我的信上说过北大赖我给他维持住的话（这封信为着保存师友们的手迹一直存着，日军侵犯杭州，有人把我的箱箧都打开了，我现在还不曾回去过杭州，不晓得遗失了没有？），我对你也帮助得不少（当然是为公的），我的身体，还未大好，难道不可以原谅些？”他只是把聘书再三地留下而去，我也终究退还了聘书，就回杭州。

　　这年秋末，我逛了一次四川。我怎样会有“雅兴”和“资斧”，去逛四川？原来，四川从辛亥革命以后，一直是“川人治川”，虽然他的内部也不够和好，但是对外还能团结，所以蒋介石用了很大力量，才把他的军队和平地进入四川。当然，这对四川的老军阀是一种压迫。当时赞办四川军务的是刘湘，刘湘在四川军阀中说起来，。比较是好一些的，可是他也不能例外，要保持他的地位，抵抗蒋介石的压迫。蒋介石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义，是反蒋的很好资料。这时，我们抗日救国阵营方面，自然也该利用这种机会；国民党三民主义联合会的王昆仑曾偷偷地去过成都，见过刘湘。这时，刘湘的财政厅长刘航琛因公到京（南京），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和王昆仑是同学。王昆仑是反蒋的；这时，他和许宝驹、周一志、郭春涛等有一个小组织，正在做反蒋抗日的工作；因此，他就和刘航琛密商一番，要想说动刘湘，联络各方来扩大反蒋抗日的力量，逼使蒋介石对日抗战。这时，中国共产党正号召全国抗日，我们就作了决定，要人到四川去，因为我是年辈较长并且在社会上也较有地位，他们就要我向四川走一趟。

　　十月十一日，我离开了我的衰老多病的母亲，从杭州起身，经过南京，绕到北京（那时北京叫做北平），和许德珩等商洽一番，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和许德珩、杨秀峰，邢西萍、张申府、程希孟等也有一个小组织，这个组织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运动的目标的，所以，我在南京和王昆仑讨论未来政治路线的时候，我探王昆仑的意见，他爽快地答复我是“红”的，我才决意走四川。

　　在津浦路车上同行的是一位桐城人，姓尹名寿松号秀峰，他在清末就担任奉天交涉使衙门的工作，后来又帮张作霖办外交，这时，他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委员会办事。他告诉我许多外交上的情形，还告诉我“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经过，他就是管这件事的。我要求他把协定抄给我一份。我到北京的第二日，就去访他，他就给了我一份“何梅协定”。看了真叫我“怒发冲冠”，这哪里是协定，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向蒋介石下的一道命令，里面把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蓝衣社”指出来，要他解散（自然是指就地的），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竟甘心恭顺到这个田地。后来，我把这份协定抄本送给了刘湘。

　　我这次到四川，是用游览的名义，我的朋友、学生四川人也不少，所以公开地和他们酬酢往来，还由他们导游了成都的名胜，和新都的杨升庵祠堂、宝光寺，又去灌县看了离堆。在成都的时候，学校电台请我说话，我借此做了抗日的宣传。可是，遭到一个困难，就是军官学校成都分校也请我去演讲，这是蒋介石的重要机关，而且是军事机关，不去不好，自然答应去，去了又怎样讲话？考虑了一番，我决定了给他们讲三点：一，军人自身就是民众。二，军人是民众里一部分分工做保护全国民众而研究学习保护技术的。三，武力是民众的，须保护民众。总结到国难严重，民族临危，希望他们负起保护国家的责任。这次听众是全校的学生，据说有四千多人，总算没出什么乱子。

　　我在成都不过和刘湘谈了两次。因为他犯了严重的胃病才好起来，出来见客还要人扶着他走；而我和他毕竟“素昧平生”，自然不好一下子说得深切。他在谈话中还露出许多顾虑。对他们这样的人说话，要了解他们的地位、环境、企图，因势利导才会有效。这当然是须要日子长久，还得见面多。所以，我只能把大势和他本身的利害方面开说一下，他想把我留下帮他的忙，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老母正在病中，所以答应给他找一个帮助他的人，我就仍回北京。可是，我病了，在医院里由许德珩告诉我：中共方面有人要来看我，约的时间是第二日的下午四时，为的是要我到西安去，我准时候着他来，却没有来。等过了时，我出去了，到晚饭回院，工友报告我：‘有一个人来看你，也不留名片就去了”，不晓得是否就是中共朋友。就在这几天内，我得到我的老母病重的电报，急急回了杭州。才晓得我的老母因为受寒而得了肺炎，但已好转；到了十二月十二日消息传来，蒋介石在西安为张学良扣留。十六日晨，得许宝驹电报，叫我去南京，我晓得一定为了西安事情关系很大，要我去商应变的办法。我因为母亲病情好转，暂时离开两日，尚不要紧，便告别母亲，当晚起程。到南京后方知朋友们仍希望我走一趟四川，因蒋介石集团想进兵西安，就在二十一日晨乘飞机入川。二十二日和刘湘的参谋长傅真吾谈了一回，二十三日访问刘湘，知道他已有四项主张的通电发出了。二十五日午前即得蒋介石已被释放的消息，那末我就没什么要事须再留川，可是，我们已把郭春涛介绍给刘湘做顾问，郭春涛有电相告他来的日子，因此，等他到了，又和刘湘一谈把春涛留下，我就回北京。却又得了我母亲病危的电报，急忙回杭。”这时已是二十六年的一月了，不幸的我，竟在这月的二十六日，失去了慈爱的母亲。

　　我失掉了母亲，又感到家国的环境，都使我的心上好象裂了一个创口，除了一个悲字以外，再写不出什么；急急地把母亲安葬好了，想学“云游僧”了；但是，我不但痛恨一辈酒肉和尚，还对什么高僧，都不敬重；因为他们拿“法施”二个字遮盖了他们分利的劣行；假使他们真正本着大乘佛法，应该个个和尚都是社会主义的信徒；所以就是我的朋友象弘一法师，都认他为只是一个自了汉，他的影响，也不过多几个自了汉，这种自了汉，还比不上一个终身服务田地上的农人，反过来，他们却靠农人来养活，否则他们也不能自了。所以我和还有几位朋友象夏丐尊、许炳堃先生的，常常辩论，他们都只好说：“一个人总是要个信仰才有安顿。”（夏先生的话）或者“我的确信仰西方有乐土，临终会有佛来接引了。”（许先生的话）只算我的“法力”敌不过他们，然而我认为他们还没有把“分别我执”破除，“终身学道”，只是被“小我”在耍把戏。

　　我在六月初，因为已给母亲安葬好了，闲着在家不是道理，就带了极支绌的一点旅费，先到了北平，住了一个月，又想转到西北去走走，因为我没有到过西北；不想旅费还未筹到，“七?七”事件发生了，我只得又回到杭州，虹桥事件又发生了，我晓得世界的战事还会因此而起，上海是绝对不安全的，但是，也是相对可以避避乱的。其他的地方，因为我就没有力量，打不起主意了；就从“八?一三”前几日来到上海，直到今日还没有离过上海。

　　杭州的之江大学，迁到上海，曾经邀我去担任了一个学期的课，不想因为上下公共汽车、电车，把我的右臂关节炎又弄得严重起来，右脚又有点不便走路，因此，什么地方也不能去，什么事也不得做，实际做了上海“寓公’。但是我哪里有“寓公”的资格，简直没法生活下去，因为我是在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当过主席的，自然不能露面，这时（二十八年夏天）我只得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朱家驿两位先生，如今写在下面。

　　不奉教益，忽及三秋，遥颂兴居，伏析康祜。伦自廿五年夏，谢别北大，困蛰至今。国难方强，避地于此。以伦平生志尚，戮力为民，当此艰危，义无默处；况曾发曲突徒薪之谋，岂乐冒行与言违之诮；乃以体近半枯，不胜行役，兼之膏株未储，望途而叹，遂使投鞭有愿，致忾无从，既背心期，动形梦寐：仍岁以来，僦居斗室，诡呼张禄（当时我变了姓名），据案疾书，著述自勤。盖惟报国之术，不限同途，从守势殊，古训并重；汗马之劳，虽非病质所胜，铅椠之业，犹幸弱腕能堪。伦自元二之间，草创《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中间奔走国事，亡命迁徙，屡续屡辍，今遇闲暇，已成定本，未乞写官。二年之中制二百余万言，右臂早中风寒，近患流麻窒斯。二疾并加，寤寐兼苦，比已饮食不能自快，作书运笔，亦感木强，然心力未衰，所愿尤大。伦昔著《庄子义证》《老子核诂》，流传海外，颇见引重，然成书在十年以上，更思修补，期臻美备；又欲就《说文解字》中阐发语原，别为一帙。以为吾国语言学者所取资。盖今世有瑞典人高本汉者，于汉语汉字颇有述作。观其张条陈范，据前证后，自足多称，而局促《广韵》，拘牵毛《请乡》，寻流探本，犹待 稣，而国人 相和，莫能扬榷。此伦虽谫陋，妄欲犹有所为者也。然伦计拙治生，迄无藏畜，频年衣食，资于故人，将伯之助，本得于无望，周急之途，日就于自柴。吾生未厌，来日犹长，一袭十年，勉可希于古式，三旬九食，实难堪于昔贤，不有援手，便成饿尊。伦素齐万有，不卑行乞，但念弱冠以来，鼓吹革命，文字歌哭，尚存方册。辛亥之役，亦竭所能，项城僭帝，独辞太学；盖欲树此风声，彰彼恶德；所以犯金革而置生命于不顾。区区之怀，岂为一校一事而已。其后滞北则首都揭竿，实参帷幕，归南则夏超易帜，颇费筹惟。伦之于国，既尽吾才，而国之于伦，忍视其死？若吹萧吴市，学步楚亡，于伦未辱，惧辱国耳。比者，孟森、钱玄同身后见褒；国家族宠，所以劝善；然比度所树，伦实过之；使伦竟不能生，一棺长掩，而后泽及枯殖，纵百其辞，何益逝者？且伦自念生平，小德多想，大义自闲。是以燕都之弓招累至（汤尔和派人来请我去做北大校长），叠山之弦响无更。固伦所以自立，亦伦所以为国也。夫昔殷土已墟而夷齐耻食周粟，今国家号召犹及四方，而使他日镌之墓石曰饿夫，或亦为在位者所不取。然伦体已近病，不堪力作；愿亲陇亩，无志簪缨；俾有三径之资，得续一编之业，长为无用，以没馀龄，所觊如此而已。近有桂林故人（白鹏飞先生正任广西大学校长）悉其垂 ，招使西移。而伦自审，残疾余生，不任舟车，况能跋涉万里乎？伦于孑丈，抠趋卅载，于骝兄亦把臂一时，今二公各握文化之璇玑，揽艺林之逸足，如伦驽骞，或同骏骨，用是陈衷左右，以裁死生。方寸慷慨，不能尽白，伫侍还音，有如望岁。（待续）

（责任编辑：夏传磊）